（二）社会实践传统的延续
当然，从西道堂的历史发展看，历任教长的能力和魅力不仅仅体现对宗教传统的继承和延续，在社会实践中，还有对传统的延续和开拓。在特定历史环境中，这给西道堂教生提供生存和发展的机会，也同时加强其内部的凝聚力，以及使西道堂在逆境中，获得了较为可观的发展。
马启西初创西道堂时，曾经将教生捐献的财物集中起来，发展藏汉之间的贸易，并发展农业、林业等。其后，丁全功主要是继承马启西的发展思路和实践。但是，由于丁全功遇难，振兴西道堂的任务，就留给了后继任者马明仁和敏志道。
丁全功罹难后，马明仁正式接任教长，开始重振教务，发展经济，兴办教育，修建清真西大寺，扭转濒临危亡的局面，逐步走向振兴繁荣之路。三十年来，他不但使道祖创建的事业得以恢复和发展，而且为本地区的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其在任三十年间，是西道堂走向兴旺发展的时期。
对于西道堂的发展来说，马明仁的功绩集中在五个方面。首先是发展具有规模的集体经济。1919年以来，他着手重振农、牧业等各项经济实业。为了积累必不可少的资本，首先抽调了一批务农人员转入到商业活动中。
到民国十八年（1929年），发展扩建的商队共计有14个，驮牛达到一千余头，骑马一百多匹，拥有资金约达银元十余万，分别涉足到四川的阿坝、色儿他、甘孜、康定；青海的玉树、果洛、吉儿甸、同德、三哦罗和甘南藏族自治州碌曲等地区。[11]这些商队扩建后，西道堂的坐商共计十五个，总计固定流动资金值银元20余万元。[12]除了以上行商和坐商外，还有与外界集资合营的生意，如与本地区汉民所开的万镒恒、陕西的恒顺昌、山西的永德全等商号，以及和北京的尹哲臣联营开商号，其联营生意的收入，也是相当可观。民国十八年地方事变前，西道堂的经济发展，已逐步雄厚，资金总额已达银元200余万。[13]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又增加了张家口商栈一处。行商方面，在原有基础上，扩建了7个商队。连原有的商队，共有20个商队，总共有驮牛1700多头，骑马200余匹，流动资金达银元16万余。当时扩充的骆驼60峰，专往绥远、包头等处经商。截至民国三十五年（1947年），马明仁教长去世时，西道堂的商业，仍持续发展，拥有雄厚实力。1938年，西北日报记者王恰民来临潭时，为西道堂商号以“临潭天兴隆号”六字冠首写下了一副对联：“临门万里齐天寿，潭水千秋永注财，天马云龙开骏业，兴邦裕国展宏图，隆吞燕赵齐秦富，号召东西南北人。”由这副对联，可以想见当时西道堂经济之兴旺发达。
马明仁去世前，西道堂已经建立了十三个乡庄，[14]农业人口大约有700多人。耕地7711.82亩，其土地来源，主要是教生原有的祖业加入集体生活后划归集体的。各农庄农作物的收入，除了每年留足本农庄供给外，剩余收入悉数归西道堂总体经济核算，各个农庄每年不足的口粮，亦由西道堂总收入中供应，各个农庄在财务方面的开支，均从西道堂掌管经济的总经理手中领取。
随着商业的发展，牛的需要也逐年增加，因此，它开始发展畜牧业，以适应形势的需要，但由于缺乏草山，牧业发展有困难，只得通过关系，付出了一定代价后，在夏河的买务，碌曲的拉仁关和卓尼的什路，建立了三个牧场。
马启西建立西道堂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即购置了仓科林一处，其后，马明仁时期，林盘增加到十三处，总面积约数万顷[15]，另有小型林场三处。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在兰州开设西北木厂一处，在临洮设有分站。发展经济的过程中，西道堂在根据集体生活的需要，开创了多种经济渠道。如水磨十五盘（包括各个乡庄水磨）、油坊六座（包括各个乡农庄水磨）、砖瓦窑两处（在旧城），设醋房、粉坊各一处。手工业上，有皮匠行业、木工行业、缝纫行业。此时期，西道堂发展出了颇具规模的经济，其中包括农、林、牧、商等各业并重，使其成长为地方社会中一支重要的力量。
其次，其经济之所以有如此发展势头，主要得益于马明仁建立和完善了集体生活形式。最初基于经济基础薄弱，马明仁就将教生集中到道堂之中，过供给制集体生活。在集体生活中，完善了集体分工合作的劳动制度。这种集体生活并非只是生活方式的改变，还是一种经济组织形式，并通过这种形式，发挥了每一个教生的力量，提高集体经济的增长。再者，发展新式教育也是马明仁时期的重要开拓。第四，缔结友好的民族关系是马明仁时期奠定的基础。第五，就是宣传西道堂宗旨和实践。这三点，在上一部分中已经作了叙述，这里就简单提及一下。
马明仁归真后，教权转交给和其一起创业的敏志道。由于时逢国家权力的更替，导致了他无法在经济上进一步开拓。而且，由于政治上一度接受青海马步芳挟制，致使在1958年，被政府定为“反革命巢穴”，使马明仁完善的集体生活形式，遭到无法恢复的破坏。
敏志道归真20年后，作为第五任教长，敏生光开始了复兴事业。在很多方面，他依然延续马明仁时期的传统，并根据现有的历史条件，在以前的基础上，为集体的生存和发展，开拓出更为广泛的社会空间。由于原来教生分属的各个地区的集体生活均被打破，原来所有的土地收归国有。但是，1980年以后，特别是在临潭农村各地，广泛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敏教长号召教生，或者走出家门，从事劳务副业；或者走南闯北，搞长途贩运；或者下乡串户，当小货郎；或者在镇上摆摊设点，以努力增加收入，摆脱贫困。(www.xing528.com)
他们依照前人建立的经营模式，本着循序渐进、量力而行、稳步实施的原则，从零星贩运到定点开店，从雇车租车到购车营运，使经营活动得到了一定恢复和发展。在调查中，一个西道堂教生说：“邓小平上台后，给西道堂平反，但是，因为临潭农业基础差，如果光靠农业，是难以维持生活。于是，鉴于历史上西道堂依靠和藏族之间的贸易，来提高经济发展水平。”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敏教长在西大寺讲卧尔兹时，就鼓励大家发展商品经济，同时，也告诫大家，不允许贩毒或其他违背国家法律的事情。目前，它已在本省的临潭、合作、兰州、陇西、武威，西藏的拉萨、昌都、亚东，四川的阿坝、甘孜，青海的格尔木、玉树等20多个地方，设立了30多个网点，经营民族用品及日用百货等。
而且，西道堂还组建了汽车队，现有东风卡车60多辆，除为散布各地的西道堂商店运输货物外，还承揽本县及外地的运输业务，运输任务应接不暇，车队天天满载，长年奔驰于甘川青藏的公路上，每年向国家上缴税金达60多万元。据临潭有关领导讲，临潭是一个尚未脱贫的县，按照新的标准，贫困户当然也不少，但当地西道堂教生的生活水平普遍较高，临潭富裕户中，西道堂教生占的比重较大。[16]
10年前，大约80%以上西道堂教生的家庭在贫困线下，而现在，已经有96%以上的贫困户脱贫，解决了温饱问题。部分富裕户有了可观的积蓄，建造了颇为气派的楼房，购置了汽车、摩托车，家用电器也一应俱全，有的家庭居家装修豪华，几无城乡之别。而今，部分教生开始奔向小康目标，每当谈起这些崭新的变化，教生都说：“这与敏阿訇的正确引导是分不开的。”
在敏教长的主持领导下，西道堂的经济增长很快。其中，一部分收入也被用来大力赞助社会公益事业，例如开办幼儿园、医院、救济贫困户等。针对临潭县医疗条件比较差，各族群众看病难的状况，敏教长还创办了一所民办医院——西道堂红新月医院，并不定期地邀请省内著名医学专家到临潭巡回医疗。这所医院自1994年5月开诊以来，为一些困难人家的病人就诊提供了方便，缓解了临潭回、汉、藏等民族农牧民看病难的状况，社会反响较好。
同时，在新的形势下，西道堂和藏族友好关系，依然得到维系。回、藏民族同胞组成的家庭，呈现出和睦温馨的气氛。历史上，回、藏贸易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如今成为其教生经济发展的基础。1993年4月，藏传佛教拉卜楞寺嘉木样活佛视察后，对敏教长说：“我们藏传佛教寺院应该学习你们的理财经验。”敏教长表示：“我们回、汉、藏生活在一块土地上，民族关系友好是各民族安居乐业的前提，各民族安居乐业，才能够发展本民族的经济，因此，我们要尽力维护民族团结，不分民族，不分疆域，共同振兴民族经济。”[17]此外，今日的西道堂，也十分重视和其他门宦之间关系的协调。对其他伊斯兰教门宦，只要有困难，也会得到西道堂的真心帮助。[18]
积极参政议政，也是对马明仁时期追求民族国家认同的延续，不过，经过现任敏教长的努力，发展势头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他是第七、第八届甘肃省政协委员，甘南藏族自治州政协常委和临潭县政协副主席。在参政、议政时，他积极提出提案和建议，及时反映基层群众的呼声和要求，受到省上和州上有关部门的重视。1997年2月中旬，省政协召开七届五次会议期间，他撰写了题为《爱国爱教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出新的贡献》的提案，提出：
宗教界人士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后更应加大为精神文明建设作贡献的力度，从自我着手，联系和教育群众，为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尽力尽责。要高举爱国主义旗帜，积极引导信教群众为我省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服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不懈地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是我宗教界的一项长期任务。只有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团结一致，共同奋斗，方能在自己影响到的范围内去倡导，去影响群众，主动地协调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睦，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为创造一个经济建设的良好环境贡献智慧和力量。坚持“四个维护”的宣传教育，进一步发挥宗教适应社会、服务社会的进步作用。我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内多民族杂居、多宗教并存，党和国家为了保障少数民族和广大信教群众的合法权益，激发大家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热情，制定和执行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使广大信教群众的正常的宗教活动和合法权益得到了尊重和保护。
坚持走宗教和社会主义相适应的道路，在引导广大信教群众搞好正常的宗教生活的同时，把爱国与爱教结合起来，在处理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以及民族宗教关系时，坚持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发展优良道德传统，创建精神文明的良好的社会风尚。宗教界和广大信教群众坚持“四个维护”，走社会主义道路，有其较为具体的内容。目前，讲适应宗教活动就必须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法律保障宗教信仰自由，宗教必须按照国家方针政策办事，有违法的事我不要办。要引导信教群众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动中合法经营，勤劳致富，抵制清除精神垃圾，净化社会空气，努力建设，使自己的家乡成为富裕稳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窗口。在今后的两个文明建设中，我们十分关注少数民族妇女的教育和女童上学问题，有条件的地方，兴办一些女子小学及女子中学，促进女子教育的程度。[19]
这一提案，不仅引起与会委员的共鸣，而且也受到了省领导的鼓励和支持。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敏教长将西道堂和知识界的交流，发展到前所未有的地步。他不仅和国内宗教学界的专家学者，以及回族伊斯兰教研究的专家学者建立了友谊，也一度将他们集中邀请到临潭，参观西道堂的宗教和社会生活的实践。在交流的面上，他比其他教长都要广泛；在交流的程度上，要比其他教长更加深入。
从历任教长的社会实践中，可以看出西道堂正视现实，注重实践的基本特点。这体现在历任教长对经济发展的重视、对民族国家认同的追求，重视发展文化教育、重视民族和教派之间关系的协调、重视集体形象的塑造以及积极和外部世界之间的交流上。不论是马启西、马明仁，还是敏生光，都是在比较艰难的条件下，引领西道堂发展的。尤其，从马明仁到敏生光，他们在实践上基本延续相同的路径。甚至，敏生光时期，在地方社会中，他为西道堂经济和政治地位的提高，作出了具有超越性的进展。从马明仁到敏生光的发展，都体现出了马启西的“忠厚留有余地步，和平养无限天机”的和平复教思想。这思想既包括延续既定的宗教传统，也包括社会实践中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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