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群体历史与现实中的认同的形象塑造与知识界的互动

（三）同知识界的互动

关于西道堂，可以找到很多出自著名学者的手笔的文献。韩清一先生曾经翻阅他手中的小本本对我说：“很多学者都来过，他们对西道堂的历史发展都给了肯定的评价，甚至在贵宾楼会议室中，你能看见一副美国学者李普曼的中文题字挂在墙上。”在韩清一先生的笔记本中，你会看到很多学者留给他的签名。在西大寺图书室中，专门有一个签名簿，上面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众多学者的签名，敏老师告诉我，已经用完一两个本子了。可见，今天，西道堂和宗教研究、回族研究学术界的交往比较多。在拜谒敏教长时，他曾告诉我，自己和宗教学界的知名学者吕大吉、牟钟鉴、张践等都是很好的朋友。这种和学术界的联系，很大程度上是使其成为学术热点的原因，显然，要不是敏教长积极参与学术会议，则不会引起我对它的关注。

对此，在马启西归真90周年的大尔麦里上讲话时，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夏米西丁说：“西道堂是一个比较注重树立自身形象的群体，也是比较善于塑造自身形象的群体。这是很值得学习和借鉴的！”而群体自身形象的塑造是通过和知识界的互动来实现的。

1935年8月，抱着爱国救亡之心的范长江，希望在中国西北角中，发掘出中华民族复兴的力量和源泉。在访问了第三任教长马明仁后，他向外界介绍了一个惊人的发现。在通讯中，他对西道堂建立的原因、组织原则的来源、建立的宗旨，以及西道堂内部的经济、婚姻、教育等方面的具体情况，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同时提出它的宗教文化和社会生活实践堪称“新社会的模型”。此外，它在“哲学上、宗教上、社会运动上，皆有值得重大注意之必要。”^[21]

其后，1937年6月，历史学家顾颉刚，受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委托，前往甘肃、青海、宁夏、绥远四省考察教育经费补助事宜时，也曾经和西道堂有交往。其考察西北所得，于1940年起在《禹贡》半月刊上连载发表，其中也有关于西道堂的介绍。在临潭，他受到马明仁的热情款待。曾经陪同顾颉刚完成西北之行的王树民，对西道堂作了最早的研究，在对其早期创立、发展经过、组织章程等，作了比较细致的介绍后，还曾经作了整体评价。

从1935年始，以范长江等的介绍开端，到1949年年底，一些报刊，如《新亚细亚》《新西北月刊》《时论月刊》《西北随讯》《边政公论》《西北论衡》《边疆通讯》《甘肃民国日报》《新西北》等，都曾发表过介绍和论述西道堂的文章。显然，民国以来，作为一个具有独特形式的教派，它曾经得到不少学者的关注。但是，从没有人考虑如何理解它的创建和维系，而是将其作为一种社会价值理念向社会推荐。

同时，西道堂人也开始宣传自己，1942年，为了使外界了解和认识西道堂，马明仁曾经命丁正熙撰写了《甘肃临潭清真西道堂之史略》，发表在《回教青年》第4卷第4、5期合刊。

所以，199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学者来访时，也自称是对过去学术传统的庚续。同时，对西道堂来说，众多学者的来访，不仅仅是延续既往传统，而是在原有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道堂迎来一批批的访问者，尤其是1994年的一次，至今提起，曾经参加接待的韩清一先生还很兴奋。这一次，应西道堂邀请，由甘肃民族研究所组织，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的党委书记、中国宗教学秘书长戴康生研究员，所长吴云贵研究员，伊斯兰教研究室主任秦惠彬副研究员，伊斯兰教研究室副主任周燮藩副研究员、李兴华副研究员、沙秋真助理研究员，《世界宗教研究》编辑部主任黄夏年、杜红博士，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秘书长、《中国穆斯林》杂志主编马忠杰，江苏省行政学院科研处处长米寿江，宁夏社会科学院回族伊斯兰教研究所所长杨怀中研究员、中东伊斯兰国家研究所所长余振贵研究员，西北民族学院西北民族研究所所长郝苏民研究员，甘肃省民族研究所所长马通研究员、副所长高占福副研究员、宗教研究室副主任张世海助理研究员等一行人，于6月下旬考察了西道堂。

为了迎接学者们，西道堂在沙冒沟草滩设置帐篷，到临潭县城后，在西大寺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随后，在敏教长的亲自陪同下，先后走访了长川清真寺、卓洛清真寺，及当年过集体生活的尕路提大房子，访问了临潭、碌曲等地的穆斯林家庭，参观了其主办的幼儿园、医院，还召开了两次座谈会，其中一次由敏教长介绍西道堂经济发展状况；一次由马逢春介绍西道堂发展民族教育的状况和设想，两次都和专家学者进行了对话和讨论。专家学者们还参加了马启西先生归真80周年（阳历6月27日）盛大的尔麦里。此外，考察期间，临潭县委、人大、人民政府、政协的领导同志，与专家学者见面并进行交谈。在合作，甘南藏族自治州州委书记也看望了学者们。^[22]

这一次访问，给很多学者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记下了当时的情景：

6月24日，我们一行正式踏上了西道堂之旅，所到之处，情节感人。我们最先抵达的是西道堂的和政台子街教生聚居点。公路上挂着大幅欢迎内容的横幅标语，全体教生列队早已等候多时。当我们从汽车里走下来时，教生齐声颂语欢迎，场面盛大，这是大家始料未及的。扑面而来的春风，使人一下子感受到西道堂广大穆斯林的诚挚和热情。随着临近西道堂的中心临潭，这种诚挚和热情更加高涨。在沙冒沟草原上，穆斯林按照当年欢迎范长江的传统礼节，搭起帐篷，五世教长敏生光先生亲自等候迎接，冒雨举行了欢迎仪式，接着由十几辆摩托车开道，几十辆汽车组成的车队浩浩荡荡地驶向临潭城。大家戏称“国宾待遇”“总统级别”。

西道堂的教生对我们的关心，可以说是竭尽全力的。临潭县至今还是贫困地区，招待所的设备并不完善，但是为了能让学者们在考察期间生活得更加舒适，主人专门购置了席梦思床，缝制了新被，并实行承包到户，由每家都拿出了最好的东西，让大家吃得满意，据说这些东西都是在过年时，才能吃到的。很多人家为了能够请我们吃上一顿饭，屡次提出邀请。有的地方听说我们要去，组织人力通宵达旦地抢修公路。^[23]

除了接待外来访问外，西道堂人还积极参与和知识界的学术交流。1996年，敏教长参加第九次全国回族史讨论会，就是比较典型的一次。马忠维先生说：“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往来是比较多的，在该所成立30周年的时候，我们去了几个人。在那次会议上，敏教长带的论文是《刘智与西道堂》。后来中央民族大学也宴请了教长，敏教长曾经作了一个题目为《走向二十一世纪的西道堂》报告。”

这些交流，宣传了西道堂的宗教理念和实践，极大提高了它的知名度。在临潭时，每每提及此，西道堂人都为自己的教门能得到学者的光顾而感到十分自豪。在我面前，他们也不止一次提及当时欢迎的场景。有人说：“我们在沙冒沟迎接的时候，教长在欢迎词中说，40多年前，马明仁教长就是在这里欢迎顾颉刚的，今天我们还是在这里欢迎大家的来访。”韩清一先生告诉我：“当时，目睹欢迎场景时，金宜久先生激动地流下眼泪，临走的时候，恋恋不舍。”

在将此类事情和其他门宦相比较时，他们会说：“你看，在西北有哪一个门宦和教派能像我们西道堂这样，得到这么多学者的访问。”言谈之间，颇感自豪。马逢春对西道堂和学者之间互动的记述，就反映出这种态度。

二十多年来，通过敏生光教长和生前马富春哈吉先后赴各地参加伊斯兰教和回族文化学术研讨会，在会上交流了资料和学术演讲，扩大了对西道堂的宣传，引起了各地专家学者的重视，经与敏教长联系，先后前来考察访问，特别是1994年和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和中央民族大学及南京、宁夏、青海、甘肃等地学者、专家数十人到西道堂访问，还有美国哈佛大学李普曼博士、卡特尔教授及日本学者高巧健太郎等先后来道堂作客，李普曼写出了《熟悉的陌生人》一书，记述的史料翔实，文笔流畅，西道堂教众深受鼓舞。1998年10月在宁夏银川召开的‘回族文化与历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有六国的专家应邀参加，通过敏生光教长在会上作学术演讲后，印发了资料，中外专家争相索取，西道堂的知名度，也漂洋过海，传播四方。^[24]

可见，外来的学者，确实给其集体认同添加新的元素。在地方社会中，这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被表达出来，而这种表达却是许多学者没有去注意的。学者也似乎没有注意到，自己和西道堂的互动，以及自己对西道堂的研究，对西道堂集体认同的影响。

第一次到临潭时，我竟然也被当做学者来对待，马忠维先生和韩清一先生两位充当向导，带我走访了几个定居点，出我意料之外，他们还专门为我开了一个座谈会。座谈会开始于斋月里一天的撇什尼（晌礼）之后，进入会议室，我就看到会议中座无虚席，大家十分积极，当即就深感到其内部集体凝聚力之强。

每一次接待外来学者，在西道堂中，都是一个有组织性的活动。其效果类似于仪式，很大程度上应该担负着强化内部凝聚力的作用，随之也相应地强化了内部认同。因为在座谈会上，西道堂教生们也和专家一起，将西道堂的宗旨和发展历程回顾一遍，对本群体历史进行一次集体性的温习，等于对内部成员的集体意识进行一次有效地内化和强化。

如果说其集体认同是社会关系建构的，那么来自它外部世界的承认和认可，也是建构和维系集体认同的一种因素。尤其在地方社会中，当其存续的合法性受到质疑时，来自外部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权力的介入，就为其开拓集体认同空间，建构了一个场域。在这些场域中，西道堂获得更为广泛的承认和肯定，这相应地消解了来自地方社会中的紧张感。

另外，在其发展史上，其集体认同维系部分的依托与集体和外部环境有一个不断互动的过程，其中，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它也不断地修订自己的认同，当然，这种修订是通过制订群体内部的实践目标，以及和群体外部的持续互动来完成。在历史中，集体在沿袭传统认同时，也会将时代性的历史因素，吸纳为认同表达的资源，并且付诸于实践。

最后，应该看到，生存空间开拓的过程，不仅仅是西道堂和外部世界建立联系、平衡关系的过程，而且还是一个“协商”的过程。马库斯和费彻尔（Marcus & Fischer）认为，文化认同是通过社会与政治的协商过程中建立的，并基于权力和等级的关系而不断地发生变化。^[25]

结合上一部分的描述，可以看出，西道堂集体身份的合法性，是在其和地方社会内部和外部世界的不断互动中，通过不断协商来完成的。同时，其在地方社会内部关系的紧张和外部关系的和谐之间的对立，则是其协商效果的反映。而当其获得一定的合法性身份时，在其群体生活的层面上，其族群性就会从各个不同的侧面被持续地表达出来。

【注释】

[1]子亨.中国伊斯兰教西道堂史略.青海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西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编.西道堂史料辑，1987，3.(www.xing528.com)

[2]朱刚.西道堂大事记.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2，4.pp.73～85.

[3]朱刚.西道堂大事记.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2，4.pp.73～85.

[4]敏生光.刘智思想与西道堂.打印稿.1989.p.37.

[5]朱刚.西道堂大事记.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2，4.pp.73～85.

[6]朱刚.西道堂大事记.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2，4.pp.73～85.

[7]马逢春.中国伊斯兰教西道堂，打印稿，2002.pp.11～12.

[8]甘敏岩.甘肃伊斯兰教西道堂历史与现状调查——以伊斯兰教如何与社会发展相适应为主，西北民族研究，1994，2.pp.184～188.

[9]子亨.中国伊斯兰教西道堂史略.青海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西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编.西道堂史料辑，1987.p.59.

[10]柏水生.马明仁教长喜迎红军支持抗战.甘肃：民主政协报，1996.

[11]柏水生.马明仁教长喜迎红军支持抗战.甘肃：民主政协报，1996.

[12]马逢春.西道堂精神.打印稿.

[13]马逢春.西道堂精神.打印稿.

[14]子亨.中国伊斯兰教西道堂史略.青海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西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编.西道堂史料辑，1987，该诗为：西倾面临洮，清流碧波涛；山川灵秀气，世代生英豪。功业西平立，德业唯公高；同生洮水阳，声名齐流芳。道德名师傅，圣迹显真光；遥承穆圣后，千载此脉长。学行兼内外，创造兴一方；平生遭世乱，赤手运济匡。浩劫指迷途，饥渴施仁浆；慈船渡迷人，教化服暴强。弦歌学校立，文风启边疆；门墙多士子，取裁狷与狂。抚辑重建设，遗爱在甘棠；落月想颜色，梦遇亦凄凉。句句平生语，字字叹断肠；永怀清亮节，山高水又长；凤山拱北地，松青土又香。

[15]子亨.中国伊斯兰教西道堂史略.青海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西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编.西道堂史料辑，1987.p.6.

[16]柏水生.马明仁教长喜迎红军支持抗战.甘肃：民主政协报，1996.

[17]蒋介石题字：真理弥纶，陈立夫题字：派衍清真，何应钦题字：光明普照，白崇禧题字：兴教建国、万教同归，马步芳题字：道若江河，千秋不灭唯真理，明并日月，万物滋生本化元；报一守贞，仁施宇合尊天命，穷伸知化，教阐伊兰本圣行。于右任题字：和平之光、互助合作、清真西道堂。以上诸匾题字于1948年。

[18]朱刚.西道堂大事记.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2，4.pp.73～85.

[19]关连吉.西道堂历史概况.世界宗教研究.1982，3.pp.143～151.

[20]马富春哈吉、大师傅生平事迹，打印稿.

[21]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北京：新华出版社，1982.p.48.

[22]优什儿.国内一批专家学者考察西道堂纪实.回族研究，1994，3.p.93.

[23]黄夏年.西北学术考察印象记.世界宗教研究，1994，4.pp.71～74.

[24]马逢春.中国伊斯兰教西道堂简介.打印稿.2002.pp.9～10.

[25]Clifford geertz & Marcus eds.Writing culture: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