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民族国家认同的重要性

（二）追求民族国家认同

目前，和西道堂人看法是一致的是，很多学者认为，它是一个爱国的宗教团体。西道堂管委会的马逢春对我说：“你研究西道堂，要看到爱国爱教是西道堂发展的主线。”言下之意，自创立以来，它就一直是提倡和追求爱国。在调查中，我看到很多具体的表达。在太平寺中，墙上悬挂着一副“兴教爱国”的锦旗；西大寺经堂学校课堂的墙上，贴着一副红底黄字的“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标语，还有一副黄底黑字的“爱国是信仰的一部分”的标语；进入西大寺图书室，白色墙上贴着一副邓小平像，画像的上方是“三个代表”基本内容，两边分别贴着用白纸黑字写就的“中共十六大主题”和“三个文明协调发展”的具体内容；在兰州道堂管委会办公室中，悬挂的“西道堂宗教活动点学习制度”中，我也看到了相关的表述“为了做到爱国爱教和贯彻执行党和政府的政策法令，必须组织大家认真学习，特别是党和国家的民族宗教政策，了解国内外的大事，特定如下学习制度。”其中，有三点分别提及了“利用大的宗教活动及时给群众宣传党的政策”“针对当前的形势，宣传讲解党的民族政策和各项方针”以及“深入开展‘四个维护’教育的学习”。不仅如此，2003年，在甘肃省政协会议上，敏教长提出：在十六大精神鼓舞下，宗教信仰者努力学习，提高认识，紧跟时代步伐，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同全国人民一道，同心协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努力奋斗。可见，今日的西道堂在民族国家认同上表现比较强烈。但是，它为什么会具有这种特点呢？或者说，西道堂追求民族国家认同的动力是什么呢？它和其自身的存续有什么关联？或者和其集体认同之间有什么联系呢？

光绪十六年（1890年），马启西设帐讲学时，传授四书五经，宣讲刘介廉的汉译经典。但是，从他的思想和行迹中，民族国家认同并不是十分明显。因为，当时还处在封建集权制帝国时期，中华民国还没有建立，加上清代以来，整个西北回族伊斯兰教社会处境极为困顿，承受来自中央和地方权力的多重压力，以至于多数地区的穆斯林，除了局限于苏非主义的宗教功修之中外，民族国家意识相当淡薄。在近代回族知识分子看来，这是不断受到批判的。可是，应该注意到，辛亥革命后，马启西开始提倡剪辫子，主张妇女放脚，也主张妇女读书，这在临潭回族中，是开风气之先的。他似乎希望，通过对国家推行的新生活方式的接受，来发展西道堂，同时在发展中获得政府的承认。

在其后继人身上，这种认同得到彰显。在马明仁、敏志道两位教长时期，通过发展新式的教育，他们力图将后辈教生，塑造为具有民族国家认同的人。马逢春告诉我：“马明仁曾经说，‘立化教民，要顺应时代潮流，提高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立于社会的根本。’”1919年，西道堂创立临潭普慈小学校，聘请汉民周望连任教。凡道堂内七岁适龄儿童，全部入校，并动员各民族子弟近100多名，入学读书。教材取民国初年教育部编修的课本，学生一律免费。1922年，在马明仁领导下，集资万两银，动员人力，在西凤山麓，重新修建了一所学校，命名为临潭旧城私立第四高级小学校，聘请汉儒张大宏为校长，郭如岳、掌联奎、刘隆、蒲葆阳等任教师。由于卓有成效，临、岷、卓三县学生前来就读，人数超过了200人，从1919年起到1929年止的十年中间，该校毕业的学生180多名。1935年，该校归县接办，改名为临潭县立旧城第二下学校，校长由丁士珍充任，他是西道堂培养的第一个本民族、本教派的校长。1937年后，培养出了更多的教师，如丁士元、马玉林、敏伟成、马德良、马志远、马骐骥、马天恩、马穆兴、马世兴、丁仲祥、丁绍英、敏生智等，相继在母校担任了教员。

1942年，马明仁为邻境岷县城内小学捐献木料一批，支持修建。其后，又由洮州上游运捐木料，为兰州西北中学修建校舍，该校曾修建一座礼堂，命名为明仁堂，以此纪念。1943年，鉴于临潭女子教育无着，马明仁在西凤坪办了一所私立启西女子小学，不分地域，不分民族、教派，凡愿上学的女生，一律免收学费，穷而无力者，供给课本和文具，且以高工资从河南聘来女教师葛延适等任教和担任校长，后又聘请赵慧彦、李含芳、赵彦等三位女教师。学生人数逐年增加，到1944年，共有150多名，一至六年级共六个班。

同时，西道堂还在其所属的十二乡庄，逐步建立初级小学。在卓洛农庄，首先建立了初级小学校，招收了各民族的学生50人，韩清一任校长。1949年，敏志道主持创办了启西中学。经过新中国的政治劫难后，敏教长继承了发展教育的传统，在资助临潭民族小学的同时，于1994年，创办了一所红新月幼儿园。该园就在总堂的院子中。

在学校教育中，使用政府统编教材的同时，还很注意在教育中塑造孩子们的民族国家意识。抗日战争时期，启西小学的全体师生经常组织宣传队，贴标语，绘漫画，办墙报，演出戏剧《中国不会忘记》《放下你的鞭子》《打东洋》《台儿庄大捷》等，用多种形式，揭露了日寇侵华的暴行，充分表现了西北回族人民的爱国热忱。^[10]此外他们还演唱了10多首爱国歌曲，其中包括西道堂主办的二小和启西女校的校歌。抗战期间，二小增加了一首新的校歌为：

洮水澎湃，校旗飞舞，

回民儿童做先锋，

信仰须坚定，主义莫放松，

读书做救国的事业，

打条血路团结整个的民族携着手，

向前进，勿畏难，莫怕苦，

艰苦忠实，集训运筹，

发扬吾校精神，发扬吾校精神！^[11]

同时，二小还把《抗日爱国志士的诗》当做教材。启西女校建立后，马明仁校长提出新的口号：“开拓边疆，发展教育”，并以八个特大字体，横书校墙。为了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他写了一首校歌：

白杨青烟旧城晓，西坪风光好，

骏马牛车驰古道，叠山重峦当屏障，

草原茂林四季青，西倾地理早，

洮源翻波涛，昔日李晟故里，而今有启西女校。

继往开来，壮志吾济茂；

西凤坪，校旗飘，

文化光芒万丈高。

高！高！直上青云霄！^[12]

抗日战争时期，启西女校又增加一首歌：(www.xing528.com)

洮水涌，朝日临。

回民儿童的大本营，

说的中国话，读的中国书，

我不讲狭隘民族，

我不分任何界限，

过去的畛域，完全要把它化除。

读书是天职，扫除边区的文盲，

同学们携着手，向前进，

拿着我的血和肉，去拼掉敌人的头，

将来献给国家民族，将来献给国家民族。^[13]

这两首校歌是西道堂对民族国家认同的集中体现。1946年，马明仁教长逝世时，他一手创办的两校师生致悼词曰：

普慈先生，品重至人，学兼内外，继穆圣之真光，启西陲之教化，生干戈扰攘之际，匡济扶危，保民丧乱，业在家乡，功垂国家，方期宣教辅政，化及远方，不幸时至归真，遽失导师，回忆清议慈晖，顿此隔世，唯憾师宗永诀，问道不及，赋诗以志哀悼。^[14]

在临潭时，韩清一先生曾让敏教长7岁的小孙女，把启西女校的校歌唱了一遍。在孩子用电子琴弹奏时，韩清一先生也附和着童声，满含激情地唱了一遍。从歌词内容看，在民族国家认同上，西道堂的取向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读书救国思想，二是民族团结的愿望，三是抗战卫国思想。如果将这些思想放在地方社会的伊斯兰教史中看，西道堂的民族国家认同是尤为强烈的，尤其在发展新式教育上，作为居住偏远地区人，并没有因为环境的封闭，使自己局限在宗教生活中。在时间上，他们兴办教育并不比东部地区回族的新式教育晚很多。和当地的其他门宦相比，西道堂办教育也是比较早的。

还有一个方面足以反映其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即积极参政。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鉴于自己在地方社会中面临合法性存续的危机，马启西等曾经酝酿捐官，并曾经决定，将“马得盛、马永兴、马永寿等七人捐为鉴生，同时，还给其他8人捐了贡生。”^[15]这主要是因为它在地方社会多元权力格局中是羸弱的。而捐官的目的，是为了逐渐使其从不利的情形中摆脱出来。

1940年12月，为了联合回族有志青年一致抗战，马明仁以实际行动投入抗日。他决定去重庆劝蒋介石走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道路。他1941年4月上路，走了126天，到达重庆。国防部长白崇禧接见他时，他说：“我代表西北回民，劝解蒋委员长国共合作、一致抗日。”并将他写好的万言书上给蒋介石。蒋介石也接见了他，要求他将西北回民动员起来。他说：“在一致抗日上，我西北回民愿意做后盾。”^[16]后来，他被聘为行政院参议。在西大寺中，还曾经悬挂着蒋介石等国民党要人的题字匾额。^[17]

随着西道堂经济和政治地位的升高，青海军阀马步芳也开始拉拢它，此时，它的经济实力已经比较雄厚。并且，西道堂内有很多人开始由经商转变为做官。其中，丁士元出任青海省大通县县长，敏文蔚任青海省互助县田粮处处长，丁正熙任和政县县长。^[18]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岷洮的时候，西道堂人也积极参与欢迎仪式。”^[19]调查中，马忠维先生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敏志道教长当时是省民委委员，聘书是周恩来下的，可能还存在，黎怀仁曾经是州政协委员和县政协主席。马富春（大师傅）被毛主席和朱德曾经接见过，很有演讲的才能，天兰铁路通车的时候，西道堂派人参加，丁良栋作为少数民族代表参观了，那是50年前的事情。他的英文很流利，曾到临夏给回族人讲了一次后，临夏人认为他是穆民的人才，贤和能都能沾上，又为穆民办了好多好事。在首次翻译《古兰经》时，各地建立寺院上，出力不少，甘肃各地穆斯林都很感谢他，1951年朱总司令很慈祥地接待了他。”马富春还参加了临潭县新政权的建设，“在临潭土改前的重要会议上，为了消除隔阂，减少攻讦，即刻提出：贡献西道堂部分农具，支援临潭人民翻身。”^[20]后来，在临潭县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协商会议上，他当选为临潭县第一任副县长，1956年，调任甘肃省畜牧厅担任第一科副科长。“文化大革命”以后，他出任甘肃省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在任期间，曾经被甘肃省评为28名省级统战人士之一，积极参与省委、省政府召开的相关的座谈会、通报会和民主协商会等。

现任教长敏生光是甘肃省政协委员、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教务指导委员会成员，他还曾担任甘南藏族自治州政协常委、临潭县政协副主席、临潭县伊斯兰教协会主任等职务。另外，他曾派人参加临潭新城苏维埃旧址挂匾仪式，派员参加为解放前甘南民变冶力关泉滩起义树碑纪念等活动。

对政治的积极参与，给其民族国家认同的表达提供了重要的平台，在近年的一次甘肃省政协会议上，敏教长提出一个“关于宗教界人士应致力于爱国爱教”的提案，受到政府的重视。马仲维先生说：“1996年三四月间，司马义会见过敏生光教长，我是陪同的人，说话长达40多分钟。教长给他介绍西道堂概况，他也肯定了西道堂的发展。当时住在统战部招待所，统战部二局局长请哈吉两次。在广州和深圳的时候，习仲勋曾经会见过教长，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的马贤、马云福都曾宴请过教长，安士伟给二师傅送了一个条幅，现在马营寺中。天津伊协统战宗教局都宴请过教长。”

西道堂对民族国家认同的追求，为什么这么强烈和显著？如果结合西道堂艰难发展的历史，就会理解其追求民族国家认同的动力。简单地说，马启西初建西道堂时，在地方社会多元权力格局中，始终没有获得合法性的承认，而且一直受到排斥，加之历来的教争和由民族矛盾转化给它的压力，以及民国十八年事件中一度为人利用，导致地方回族内部紧张关系的延续。不论在历史和现实中，这都极大地限制了它在地方社会空间中获得认可的可能性，甚至，在国家权力不稳定时，因为缺少政治上的基础，致使其遭受两次大的浩劫：即马启西和丁全功曾经遭受河州军阀屠杀，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西道堂对于新政权的犹疑和在青海马家军阀的裹挟下，参与了甘南藏区的反政府活动，导致在1958年时，被定为“反革命的巢穴”，所有财产均被抄没。其后，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兴起，它再次沦为当地损失惨痛的一个教门。在调查中，部分人告诉我，当时几乎所有成年人都成了囚犯。敏教长曾经有《寒夜》诗一首，描述了当时的悲惨境遇。诗云：

中秋月夜寒，全教成囚犯，风霜曾几度，复圆待来年。

对西道堂来说，一再遭到的浩劫，第一次是因为地方社会固有结构导致的，而第二次，则是新的国家政权建立后，社会结构变迁所导致的。为了避免地方社会中的排斥和矛盾激化，也为了避免国家整体政策带来的灾难，它选择了民族国家对其政治上的承认和肯定，这种选择是地方社会和国家权力压力下的产物。

鉴于地方社会的历史延续性和稳定性，当地的紧张关系短时期内是难以消除的，所以，顺应民族国家大的历史潮流，追逐超越于地方社会之上的权力的认可和承认，那么，就会使其合法性得到坚实的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地方社会的多元权力格局，基本被新的一极化行政权力体制代替，因此寻求民族国家的认同，以及得到国家权力的肯定和承认，就显得更加重要。同时，国家权力的稳定和地方社会权力的一极化，使今天教争处在一种隐性的形态中。在临潭，一个西道堂人说：“现在教派之间没有矛盾，大家都是相安无事。在各自的范围中发展，只是细节上稍有不同。”这应该是地方社会权力没有多元化的情形。

显然，这种来自更高、更强权力的认可和承认，不仅意味着其生存空间的拓展，也意味着可以获得相对稳定的发展条件。在积极参政并获得相应政治地位时，在地方社会中，它的象征资本也得到很大的增长。这给其教生带来了更多的自信和自尊。马忠维先生说：“现在不论走到哪里，我们都称自己是中国伊斯兰教西道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