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道堂：西藏人与汉族的友好关系

（一）民族关系的经营

既往研究中，多数学者都注意到西道堂十分重视和外部世界的交往。在研究中，它和藏族的友好关系经常会被提及。但是，它和汉族的关系，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同时，它和知识分子之间的互动，以及其参与政治的积极性，也没有受到注意。而且，既往研究很少将其和群体外部的关系，放在地方社会史的框架中来分析和理解。因此，很难揭示它和外部世界联系的动力和变迁。进一步说，这让人们很难理解，其认同取向中重视政治和经济的特征。

在前两部分的论述中，可以看出，西道堂的建构和维系，主要发生在地方社会空间的结构之下。但在地方社会空间中，它的合法性，一直承受着质疑和考验，直到目前为止，这种质疑依然存在。可是，它并没有被地方社会多元权力的压力完全拆除。仅就其自身的历史看，其重视和外部世界之间的交往，应可以视为在地方社会中被排斥的另一种反映。我们知道，对于一个族群来说，在族群认同建构和维系的过程中，如果能获得外部世界更大社会权力的认可，那么，其在地方社会中合法性和族群间的紧张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就可以得到消解。反之，它必定很难合法性地维系。本章打算分析其和地方社会以外的社会力量的互动，来展现其集体认同的变迁和延续。

就现有研究来说，西道堂在民族关系上的成功，不仅得到学者们的认可，也得到了国家、中央政府的认可，1994年，敏生光教长获得了“全国民族团结先进个人”的荣誉。如果仔细检视它的发展史，这是其传统延续的必然。

首先看看它和汉族的关系。其实，在它创建和发展中，和汉族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而且和学者们相比，西道堂内部的人似乎有比较明确的认知。汤老师说：“西道堂与藏族、汉族的关系都是很好的，可是，在自己的民族内部，则是有矛盾的，这是一个有伤回回民族自尊的事情，这真是毫无办法的。”可见，在地方社会中，合法性受到质疑的情形下，它始终和外部世界保持良好的关系。

马启西的才学和德行深得他的汉族老师的青睐。当他开办学堂时，一些汉民也趋之若鹜。“如范家嘴的牛氏（福哥）、曹氏（春林）、芳氏（德才）以及王氏等七家人，他们听马启西的讲学后，转而成为了忠实的信徒。”^[1]可见，最初皈依者中，部分来自汉族。

其后，也不断有汉族加入。“1926年七月，岷县汉民李六尕同妻子赵氏随教，并加入西道堂，合作县汤廷善率全家十口人，入教并加入了西道堂。”^[2]2003年11月，在总堂南边的一家私人浴室中洗浴后，敏生元先生说：“这个老板是我们西道堂人，姓冯，是老红军的后代。”在文献中，我们看到，“1937年，有如下汉族人加入教并加入西道堂，临夏城付小堂及其妻雷氏等一家六口。流落红军付某某（现在改名付拉黑曼）及其妻子殷氏、冯维元（现名冯发力亥）、杨存喜等五人，入教并加入西道堂。”^[3]1940年，李安宅、于式玉夫妇来到西道堂后，记下了西道堂收养汉族的情形。

民国十七八年之变时，他（马明仁）采取中立态度，而且家居城外，无论回汉等到家避难时，他都一概收容，一律招待。因此不但自己未受多大损失，也曾经救活人无算^[4]

目前，西大寺管会中的宋哈吉，原本也是汉族人，并非穆斯林。他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加入了西道堂，年轻时和大伙一起赶牛队，去四川的阿坝等地驮运商货。他的亲戚都在新城，依然是汉族，现在彼此之间还有走动。1999年，他去麦加朝觐，临走时，西道堂人将其送到兰州，自己家中有13人送到北京。回来时，自己家人到北京接他，到兰州时，西道堂集体迎接。他家现有40多口。和宋哈吉类似，原来总堂的门房尔力巴老汉也是汉族，是道堂收养的，并给他娶了妻子，其子女在油坊。第二次到临潭的时候，我经常看见他那短小、纤细、佝偻的身子，趴在贵宾楼前的花圃边，认真地拔除杂草，其对道堂的忠诚可见一斑。汤老师说，自己家原来是汉族，后改信伊斯兰教。他说，汤姓汉族来源于安徽，其家族原住在临夏的汤家庄，位置在现在临夏陆军第七医院附近。大约第七代太祖辈时，太爷汤庭望，因神异之梦，加入了西道堂。加入西道堂后就和临夏的汤姓，断绝了来往。

西道堂发展新式教育时，也很注重和延聘汉族的人士，以为师资。1921年，西道堂创设“临潭旧城私立第四高小”，招收各族弟子入学就读。校长刘隆，教员郭如岳、贾仲、张达宏、葡葆阳等均是汉民。^[5]1929年八月三十日，在拉仁关陪室，马明仁成立临时学校，学生有20多名，由汉民丁启元任校长，授汉文课。^[6]可见，西道堂和汉族之间的关系，体现为从汉族中吸收部分教生外，同时从汉族中引进人才，来发展新式的教育。

相比之下，它和藏族的关系，显得更加深入和持久。在今天，西道堂人依然和藏族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藏语中西道堂被称为“求索玛”，意思是“念新经的人”。今天，西道堂中还有很多人会说藏语。在马启西归真90周年纪念前夕，临潭及其附近的喇嘛寺庙，都分别送来了锦旗和礼物，甚至有的藏族干部也参加纪念活动。可见，两者之间的关系并非一般的密切。1993年4月15日，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拉卜楞寺第六世嘉木样·洛桑久美·确吉尼马活佛到西道堂视察访问，就甘南地区宗教现状问题，与敏教长进行了亲切交谈。在介绍了西道堂基本情况后，敏教长说：“甘南的藏、汉、回各个民族在历史上是患难与共，相依为命的。”嘉木样活佛也赞同地说：“甘南建州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各个民族团结祥和，为经济建设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马逢春说：“我们派员参加藏传佛教寺院的有关宗教活动，如拉卜楞寺院大经堂开光典礼，贡堂仓宝塔、卓尼禅定寺开光典礼，贡巴寺、恰盖寺、牙当寺、临潭江口寺活佛坐床典礼等。碌曲县拉仁关西道堂清真寺恢复建寺中，得到了当地藏族僧众的大力支持，西大寺及西道堂其余各寺，在恢复建寺中，临潭各清真寺、基督教会、汉族各方人士均派人前来祝贺，夏河、卓尼藏传佛教各寺院也都派员前来祝贺。^[7]

西道堂往返藏区的经商者，大都能说流利的藏语，与藏民关系非常融洽，互通有无，互相帮助，是经常的事。^[8]这种友好关系中，更为深入的，就是和藏族之间通婚，其教徒中，也少许和藏族妇女结婚的。至今仍有男子和藏族女子通婚的，家庭关系十分和谐。马忠维先生说：“碌曲丁某的妻子是藏民，皈依西道堂了。上一辈中，从青海果洛过来4个藏族，到临潭后，皈依了伊斯兰教，成为西道堂教生。丁云的母亲、尕全来的母亲、合作马建军之母，都是藏族。阿米乃还健在，十几岁到这里，是随商队过来的。”(www.xing528.com)

不过，论及它和藏族的密切关系，主要应该是经济上的互惠。早在清朝光绪二十年，因为贸易营商，西道堂商队走遍了甘、川、青边境的藏区——碌曲、玛曲、同德、玉树、康定、甘孜等处。历史上，牧区帐篷是他们的驿站，寺院的大囊欠（经堂），成了其贸易门市部和长年久居之地。同样，从遥远的牧区，藏胞们赶着牛，驮着皮张和羊毛，到临潭购粮买物时，西道堂也给他们提供安身居住之所。

经济上互惠的另一种表现是，西道堂在藏区建立商业网点和部分定居点，其中有甘南碌曲拉仁关、藏南十二头、阿坝等。此外，西道堂商队远至康定、甘孜、昌都等藏区。随着交往的深入，西道堂开始在藏区建立商业点。民国十八年（1929年），在甘孜建立了天兴隆商号，由内地采购、运送长年所需的物品，输送给藏族。当时，藏区各个地区的寺院，需要用于宗教活动的大锅，西道堂曾经为玉树、欧拉、拉仁关、苟儿尼等寺院，从内地交换大铜锅，用牛驮运，送给各个寺院，解决了困难。甘孜的大寺院，亦因为缺乏大铜锅，曾经托付西道堂商队帮助他们由内地购买。西道堂因临潭本地区没有锅厂，派人前往岷县定做，每口锅盛水二十担，从岷县用车拉运。在茫茫千里的滹沱草原上，他们跋山涉水，历经困难，满足了藏族人的需求。由于历任经理与藏民保持友好往来，并得到藏民的信任和援助。在险要关口，迭玛峡的落大吉、当大仁子等，单骑护送西道堂商队，不收任何报酬。

民国二十年（1931年），西道堂在康定置房屋一处，后来，这一带成为其最大的商队基地，至1945年时，驮牛超过一千头。清末民初，1922年后，在玉树的结古，果洛的达吾买仓（即今玛沁县）地带，西道堂逐渐在各地区建立了天兴隆商号。在生意来往中，他们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从不以高价借贷，牟取暴利，博得了广大藏族的同情和赞许。

他们不仅和藏族部落首领和牧民关系密切，也与各地的喇嘛、活佛，建立了友好关系。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第十世班禅活佛转世青海，在西宁湟中塔尔寺举行册封坐床仪式时，马明仁被邀请参加典礼。青海河南亲王滚葛环觉和达参老爷，都是西道堂的好友。夏河拉卜楞寺是其关系最为密切的一个寺院，西道堂曾和世代嘉木样活佛、贡唐仓佛、阿莽仓、黄正清，以及十八囊欠的活佛，一直保持着长期友好关系。第六世嘉木样活佛转世继位时，西道堂派马寿山、敏生兰前往拉卜楞寺，参加庆典。民国十八年后，西道堂的总商号天兴隆，由旧城迁移到了夏河，借拉卜楞寺院的囊欠为营业场所。

卓尼、迭部是西道堂早期经营商业的地区。光绪三十年（1904年），西道堂天兴隆经理苏占奎，就奔走于这两个地区。至今这两个地区的藏族老人们，还知道他的名字，他曾经由内地交铸大铜锅，解决了给迭部乍勒沟寺、葱勒寺、打尕沟寺每年念大经时，灶具的困难。民国三年（1914年），西道堂又派李东拉赫接续这一带的商业，他在车巴沟贡巴寺，建立了天兴隆分店，结识了阿客多多、巴下达。

在互惠的经济关系中，和藏族建立的深厚友谊，不仅使西道堂逐渐成为地方社会中一支重要的经济力量，而且这种和谐的关系，几度帮助西道堂人渡过难关。1914年，财产被洗劫一空后，通过“主人家”的友好关系，西道堂借了贡巴寺院的公款，作为资金，并与巴下达颗做生意。当马安良将西道堂教生驱赶出走，求生无路、上告无门时，西道堂的男男女女奔向藏区，向“主人家”和好友求援。敏学忠通过拉仁关主人家阿客其木，向各好友凑了银子二百多两，资助丁全功等上京控告之行。

民国十八年变乱中，西道堂人逃往藏区避难，在卓尼车巴沟和双岔拉仁关，分散居住，长达三年。期间，在衣食住行等生活上，逃难者都在藏族的援助下，度过了艰难岁月。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驻扎岷县的鲁大昌部下李和义哗变，窜入拉仁关一带，威胁西道堂人的安全，经藏族人的协助，将财物转移到了深山茂林中的夏春囊哇，避过了兵变的扰害。

特别在碌曲拉仁关，以马明仁为首的一部分人，在唐隆郭哇和主人家的大力援助下，建修住房，成为临时避难地。同时，在贡巴寺成立了临时的回民经学堂，两地学生将近百名。地方变乱后，西道堂全体逃难人员和一同跟随前来的二十八户良民（非西道堂人）口粮断绝时，西道堂向殿尕寺、果子寺借粮150驮，共两万斤，救济了当时所有的难民。这一笔借粮，直到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以后，才陆续还清。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十年动乱中，“西道堂各地区的都遭受到了惨重的打击，百分之八十的男人，都成了关、押、管的对象，家中留下的只是一些老弱残废和一些十三四岁的小孩子，迫于生活，他们不得不挑起家务担子，这些孩子，披着烂衣，打着赤脚，冒着寒霜，拿着讨饭的袋子，奔向藏区。在这些艰苦的日子里，藏族人民给予西道堂儿童们的温暖，是一言难尽的。”^[9]不止一人提及当年困难时期，去藏区讨要的。据说，当年进入藏区，只要说是“求索玛”的人，就会有吃有喝，以致在经济困难时节，有的人也冒称是“求索玛”的人，去藏区讨要。

对于此，马忠维先生说：“因为处于藏族文化的包围中，要发展必须得和他们处理好关系，西道堂和藏族的关系，最初是由商业建立起来的，本地的回民都会藏话。过去，沙冒沟一带很不安全，为了生意上的平安，必须要认主人家、土官头人和寺院的主持。有了一定的关系，才能有保障。时间长了，就有了稳定交往。夏河寺院的落成，活佛的坐床、圆寂，西道堂都有庆吊，西道堂有重要的活动时，他们也会来参加。这次有些寺院都来了，西道堂给寺院送黄色的团龙缎七米（藏族人喜欢龙），黄色八宝碗一对（八宝是四大天王的法器），碗里放两大块冰糖块。”

可见，和谐的民族关系和临潭地方社会的门宦教派关系相比，情形截然不同。在地方社会中，西道堂是伊斯兰教内部排斥的对象，但是在地方社会以外，尤其是藏区，它不仅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也获得信任和承认。和外部世界的和谐关系的形成，主要得益于当地地理条件。旧城南邻卓尼、迭部，西接夏河，洮河流经其中。由于毗邻藏区，明朝时期，设置了茶马厅，与四川的松潘、青海的贵德、湟源，同为甘川青边界的四大茶马市场。旧城历来是商业中心点，也是藏族常年往来的通衢要道。因此，它和藏族的关系是由地理环境决定的。

还应该考虑的是，它所营建的和谐民族关系，与自身的历史条件有关。因为，在旧城，它属于建立比较晚的教门，在农业经济上，基本上是没有发展余地的，再加上其信仰和实践，均不能见容于其他门宦，只有选择向外部发展。结果为它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很大的空间。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它一度和拉卜愣寺、卓尼杨土司并列为甘南地区三大社会力量之一。此时，经济实力逐渐奠定和抬高了其社会地位，在地方社会中，它也就立住了脚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