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教争的转换和浩劫
西道堂的第一次浩劫来源于一个意外的因素,是地方社会外部力量短期介入的结果。这并非西道堂可以预见的,也不是它可以控制的。在这些动荡中,尽管它一直采取规避的策略,但依然没有摆脱地方社会动荡带来的灾难。
这个动荡来源于白朗军流窜临潭。白朗,字明心,民间称为白狼,河南宝丰县大刘庄农民,因常受地主的欺侮,官吏的敲诈,1911年夏季,在严重灾害打击下,群众生活有着无落,还要交粮纳款。于是,白朗率领穷人,乘辛亥革命刚刚取得胜利,各省军民尚处于混乱之际,遂于河南宝丰揭竿而起。从河南开始,先后转战豫、皖、鄂三省边区。民国三年(1914年)农历三月,白朗由老河口出发,经紫荆关进入陕西。四月下旬,经陕西凤翔,夺取固关,进入甘肃陇南,兵力已经发展到二三万人,扬言“劫富济贫”“反对袁世凯”。先后攻占通渭、陇西、进武山,径入甘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陇南重镇天水。四月二十八日,白朗军抵达岷县城,随即转入临潭。
白朗军本来和临潭没有什么联系,但是,由于代表清政府力量的马安良和代表辛亥革命力量的张云山之间的对阵,张云山利用白朗来抗击马安良,以图削弱其势力,这种对抗激化了回汉之间的矛盾,造成了彼此之间的巨大伤亡。但其引发的民族矛盾却被马安良再次转移到回族内部,用来打击西道堂,并同时震慑临潭的北庄。
辛亥革命后,受清朝末代皇帝溥仪臣僚长庚指使,马安良招募回军出兵陕西乾州,与张云山相持。不久,因大势所趋,马安良撤回甘肃。白朗窜陕后,受张云山、胡立生鼓动,渡陇袭击马安良。当白朗抵张家川龙山镇时,马安良派马麒到洮州布防,大肆煽惑说:“白朗入甘时消灭回教。”命令洮州回汉乡绅组织民团,同时委任敏翰章、敏步云等为总领导,命华寺、北庄、老格底目和汉民群众守神仙洞、卓洛梁等地,西道堂群众守黄草坡顶、可尔东坡等地,并向回汉群众许诺说:“不日西军从河州来临潭打白狼,你们好些坚守。”于是,汉回共同预防,但当白朗抵达岷县时,马麒却闻风溜往河州。
四月二十九日晚,白朗攻占新城。三十日,向旧城进发,行至青崖山,遭到旧城汉回团队抗击,退守范家嘴。白朗军主要将领邱占标骑马在两军阵前高喊:“不要打,我是过路的。”话音未落,即被民团打死,并割其首悬挂城门上。白朗大怒,猛攻旧城。五月一日上午,旧城陷落,敏翰章、敏步云率部逃往血藏沟附近的山中。留城的上寺毛毛阿訇、板归阿訇对群众说:“与其让白朗杀害,不如自己寻死,以得舍西德。”于是一些回民男女老幼聚集清真寺中,放火烧寺后,纷纷跳入火海而死,有的如严大祺、马奴海、敏五子等将全家杀害后,放火烧房、烧寺自焚之举,惨状目不忍睹。
五月一日上午,白朗军攻旧城,下午又围攻西道堂。西道堂位处西凤山,地势居高临下,易守难攻,白朗军伤亡也很惨重。白朗恐旷日持久,河州西军一到,更为不利。西道堂亦害怕硬拼,遂通话求和,白朗应允。双方商定,西道堂给白朗军战马三十匹为停止进攻唯一条件。但开门交马的时候,白朗军却开枪打死了西道堂守门人。于是西道堂冲到西河滩进行还击,双方各死伤二十余人。其后,西道堂怕遭到袭击,当夜就远逃卓尼拉子哈。这次临潭回汉群众伤亡6000余人,其中西道堂死亡男女38人,老教和其他门宦死伤2000余人,汉民死伤1000余人。相比之下,西道堂受害较轻。汉民次之,老教最重。[10]
可见,西道堂原本可以通过捍卫旧城,获得地方社会的认可,但是白朗被赶走之后,给地方社会留下的灾难,却再次激化了临潭地方社会的矛盾,导致西道堂遭遇浩劫。
五月三日,隐匿附近山中的北庄、华寺群众,得知白朗撤走,立即回家收拾残局。无家可归者,便到西道堂找粮食拿衣物。西道堂群众逃匿的较远,得知白朗撤退消息较迟。当他们回家时,发现有人在拣粮食和财物。故不问青红皂白,就绑吊多人,进行毒打。马启西见状,深感不安,当即将人释放,并派人向被打者家人道歉,但老教群众对西道堂部分人见死不救,反而毒打灾民的做法,却铭记在心。
宣统二年(1909年)夏,在天兴隆商号门口,西道堂张仲选骑的马受惊撞倒了镇上丁氏某女,丁即发动了多人,前来闹事,并砸毁了天兴隆的铺面。宣统三年,反对派向洮州厅递了密禀,诬告西道堂私贩牛120头,厅官不查实情,将西道堂负责人马应安、马永兴等五人捉去下狱,又将山岔草山上的数十头驮牛赶回旧城。敏海峰、丁正源、马得昌、敏学忠、马成功等15人,赴官府控告,并经地方人士的证明,上司招回原任黄厅官,新任厅官查明事实,遂放了下狱之人,争讼平息。[11]
得知白朗东返后,马安良派马忠孝带一团人,以追歼白朗为名,借机抢夺群众。经洮岷抵达漳县高楼时,他们借口向汉民要粮食被拒绝,而杀害500多人。马忠孝路过旧城时,敏翰章等人,以“西道堂勾结白朗,如杀良民”为由,将马启西上告马忠孝。马忠孝仅以一面之词,当面讽刺马启西说:“马师傅,你这事做得不够好。”马启西据理力争,但马忠孝不听,还责成临潭县长林某,将马启西以勾结罪名报告兰州督军衙门,同时,他自己署名向甘肃督军张广建写了报告,张广建素行“以回治回”之策,故将此案转批马安良查办。(www.xing528.com)
马安良借机延续以前对西道堂的打击,遂派遣百余骑兵,进驻临潭旧城。在临潭,领兵的马哈五和马廷勷见到马启西时,马廷勷就问他:“你说真正的卧里(真主的朋友)有无克拉麦提(显示奇迹)?”马启西针锋相对地说:“克拉麦提给引沙尼(有德行的人),不给毫娃尼(无德行的人),我的克拉麦提在我后辈上。”[12]返回河州的当晚,马廷勷将西凤庙里两个道人以勾结白朗的罪名,拘捕河州予以处决,并传出“刘史两人供出马启西勾结白朗,杀害旧城回汉良民”的消息。与此同时,马安良的部署张顺元,率领一个营的人进驻旧城,每天经过西道堂门口出操练兵,马启西知道有阴谋,但慑于大兵压境,只好任其自然。
民国三年(1914年)闰五月十九日清晨,张顺元部突然包围了西道堂,当即将马启西及其弟启晋、启化、子德隆、侄希隆等十七人绑赴西河滩枪决,并将尸体拉到他生前讲学的地方,暴晒两天,并迫使华寺、北庄教生牵狗食尸。“二十三日,马启西的女儿和几个老太婆,冒死就地掩埋了被害者的尸体。在杀害马启西的同一天,马安良又派一连士兵到和政台子街,将马英贤、马万宰、丁吉德、陆进才、马永禄、马来比、马三九、陕麻进等八人就地处决了。”[13]马启西的后代中,除了一个小孙因被外祖母抱走幸免于难之外,其余皆遭到残害。[14]不仅如此,其后,张顺元将西道堂80多人捕押,送往新城县府下狱,将妇女赶出,抢去财物约值一百三十万两,并封闭了西道堂大门。随后,又以准许上庄为名,将赶出的妇女、小孩骗进西道堂,然后强行送往河州关押。
马廷勷多次拷问敏志道的弟媳苏敏氏和马阿米乃两人,要其供出西道堂的十万两白银和百余支枪放在何处。由于取不到口供,马安良准备将这些妇女,发配给河州人为妻妾、佣人。后来,经过一些人的劝阻,这些被凌辱的妇孺,沿途乞讨,于七月初二回到旧城。整个事件历时半月,这些妇女被关押八天。八月初六,马安良又将上京告他的敏志道、马玉顺等十六人拘捕下狱,经过河州回汉乡绅周旋,才予以释放。九月二十五日,敏志道、马明仁等,上北京控告马安良,途经张家川,拜访了哲赫忍耶教长马元章,谈了西道堂的宗旨、教规,以及被害情况,深得他的同情和支持。他便给当时任陆军部参谋的哲派教徒金月川写了信,要其给西道堂支持。马明仁、敏志道等到北京后,告到大理院,适值袁世凯忙于帝制,怀柔西军,并借援于西陲。因此,每次上告状文,都被批转甘肃省长张广建处理,再转给马安良处理。马明仁害怕省督军偏袒,不愿意回甘肃接受判处,张广建也不好处理,此时,马安良已被提拔为陆军上将,张广建虽同情西道堂,但也无法公断。民国五年(1916年)六月,袁世凯暴死,徐世昌、黎元洪相继秉政,均借口鞭长莫及,不加追究,唯电告甘督张广建饬令:
一、将西道堂被充公的田产地土归还。二、信教自由,各行宗派,不得干涉。三、对促成这一惨案的地方首恶,依法承办。[15]
马明仁等忧愤失望,决定留敏志道等三人继续上告,其余人返回,民国五年(1916年)十二月,马明仁回到西道堂后,立即收罗教徒,重振西道堂,并向万义衡、永盛和等借资,重开天兴隆商号,准备打好经济基础,等待时机,再和马安良周旋。
民国六年(1917年),丁全功、马明仁等去和政台子街,给殉难的马万章上坟,不久,敏志道等人也回到了和政台子街,给教长马启西等罹难者念经祈祷。马安良得知后,纠集百余人,将台子街包围七天七夜。二月二日五更,突围时,丁全功、敏学昌、丁克礼、马马氏被杀害。马万有、敏大城逃出后,直趋兰州,击鼓喊冤。张广建愤愤不平地说:“你是鸡蛋碰石头,念的什么经。”为了事态不至于扩大,张广建派张定邦到和政将双方拘捕下狱。四十天后,张广建命令将人送往兰州,马安良设障阻碍。最后,张广建派人将马明仁、敏志道、冶向云、马永祥和华寺的胳臂司令兄弟三人拘押皋兰县,虽然冤狱达二年之久,但却避免了杀头之灾。
民国八年(1919年),张广建离任,马安良升任甘肃总督,坐轿上任,行至东乡锁南坝暴病身死,甘肃总督陆洪涛,青海省玉树司令马麟等出面调停,提出了四条办法:
第一,给西道堂白洋三千元,作为台子街被害教徒之命价;第二,马启西被杀害一案,因主要负责人马安良已死,让他俩在‘后世’去打官司,今世不再追究。第三,以总督陆洪涛、宁海军首领马麒、玉树司令马麟及兰州各清真寺乡老出头募捐钱粮,给西道堂修清真寺;第四,由甘肃省府出资,帮助办启西小学。[16]
上述条件,西道堂人部分接受,部分不愿接受,经过商议,西道堂向各方调节人提出,马安良已死,冤仇未报,西道堂不能接受任何名目的钱,以后再谈,于是调解破裂。但马安良的死,基本结束了西道堂的生存威胁,给其以后的发展提供了机会。
在定名西道堂之后,地方社会的反对派,似乎不再追究它在宗教上的合法性了,也就是说,作为一个教门,它基本上得到了承认。可是一个意外势力——白朗军的进入临潭,却激化了原来就不稳定的回汉矛盾。尽管西道堂也曾竭力支持马安良抗击白朗,但是,白朗走了之后,马安良受中央政府委托,处理白朗事件,他将回汉矛盾的原因归罪于西道堂的勾结,并以此对西道堂进行了严厉的摧残。由于马安良雄踞西北,权势很大,再加上袁世凯怀柔西军,以及其后黎元洪执政,不切实追究等,都说明了民国初年,中央权力本身的不稳定,根本无力将权力延伸到这个地方,只能依托回族军阀来控制,甚至连甘肃省督也无法切实干预。正是这种超越于地方社会的国家权力的弱化,致使西道堂遭遇浩劫,也导致了西道堂从地方到中央的诉讼活动的失败。这也是民国初期国家权力不稳定的一个侧面。可见,西道堂和其他门宦的矛盾处在一个更大的社会矛盾之背景中,而西道堂只有一定的经济能力,并没有更强大的政治和军事的背景,以至于被置于矛盾冲突的替罪羊地位,再次被拉回到教争之中,遭到排斥和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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