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马启西宗教理念的来源
从早年经历看，马启西的宗教实践和苏非门宦有密切的联系，同时，也脱离不开和临潭地方史、西北回族史的关系。走进临潭总堂贵宾楼会议室，你会看到一副用玻璃镜框镶嵌的对联：“忠厚留有余地步，和平养无限天机”，这是马启西1902年手书遗留的唯一真迹。如果将其含义，放在当地动荡局势中看，他无疑是在告诉当地回民，如何振兴教门，这种理念在西道堂历史实践中都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而且，他宗教实践的理念不只是停留在初期的讲学、功修上，他还开始召集教生建立了一个集体生活组织，并延续到解放初期。那么，这种实践是受什么理念主导的呢？如果不理解这个问题，就很难澄清西道堂的文化特征。而要研讨马启西的宗教思想，难度很大。因为他没有著作传下来，以至于李普曼也只能依据他留下的一些对联，来将他和马元章、马福祥相比较。李普曼指出，在发展伊斯兰教的策略上，这三个人不仅不同，而且使用汉语表达思想时，也存在形式的差异，即“马福祥善于作序，马元章善于作诗，马启西善于作对联”。[20]就现在遗留的数量看，共有16副对联。[21]笔者第二次到兰州的时候，敏承喜说：“道祖的对联是由其姑娘背诵后传下来的，其二姑娘精通《天方典礼》和《天方性理》，并可以讲解。”
其实，马启西并非没有著作，只是在其遇难时，西道堂因遭到的严重摧残而被焚毁了。因此，从文献看，直接体现其思想的就是这些对联，所以在2004年马启西忌辰90周年之时，西道堂整理出版了这些对联，定名为《马启西诗联赏识》，由中华书局出版。可是，很多研究者虽然将对联和马启西创立教门的背景结合起来分析，但是对西北苏非主义传统对他的影响，则很少有专论。本书的分析就是立足于此，希望借此澄清其宗教理念的来源，以及和其宗教实践的关系。
首先，大致看一下，马启西和北庄分家后的宗教实践。和北庄分家之后，他依然在自己家中继续讲学，以刘智的伊斯兰教学理为主，并时常游走各地传播自己的宗教理念。虽不断遭到其他门宦的攻击，他还是在教生的拥护下，正式成立了道堂，并倡导教徒合伙经商务农，开拓洮河上游的荒地，发展经济。1905年，和政白阿訇来访的时候，马启西给他们阐明了西道堂的主张是：正视现实，重视实践。并说：
人当以己之生命，要为永远继续的永生，努力不懈，做出光辉的事业，故此生虽是过程，此生毫不空虚，必须求生存，劳形动心，成己成人，化己归真，以求得末日的安慰。我道堂遵守持以立教者，以清真教至上的真宰，维系人心同一之本善，发挥其巨大作用，修己爱人，至于爱物，以达到人人向善的目的。[22]
光绪三十年（1904年）二月一日，他和其教生集资在西凤山下修建一座清真寺时，再次引起冲突，在得不到地方政府力量的保护下，他惑于争端迭起，就给教生说：“孔子有微服过宋之举，老子有骑牛出关之行，我将高蹈远行，以避此锋。”[23]为此，他两次准备离开临潭，去麦加朝圣。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冬季起身，经兰州取道河西，披星月，历霜寒，过嘉峪关、伊犁河、铁门峡、阿姆河，到达了撒马尔罕地区的白帽城。在那里，随从马英才病故，他悲痛之余，晓谕随从：
素患难，行乎患难，素夷狄，行乎夷狄，若要熟也，须从这里过，经一番挫折，放一番光明，由修身而净心，而归真，吾道尽于此矣。[24]
本欲继续前行，乃因中亚战乱纷起，西行受阻。虽居处异城，他仍不忘传主圣之道，继续宣扬教义。该地多属伊斯兰教教徒，且有一北道堂给他在居住、宣讲方面以有利条件，一年多来，他和这里的穆斯林生活在一起，礼拜在一起，结成了牢固的友谊。由于其高尚品德和渊博的学识，得到当地穆斯林的信任和尊敬。当地有一悬独山，他深居幽洞，做了为期一年静修功。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腊月一日，马启西回国到家时，计时整两年零六个月，往返行程二万四千余里。特别是逗留在撒马尔罕北道堂时期，穆斯林兄弟对他亲切关照和尊重，使他感触尤深。他还借马英才病逝异国之事，引述了一段圣训，突出强调了通过自身实践来获得两世吉庆。晓谕教生曰：
尔众天民也，要知浮生之无常，而后世乃无亏，即当力撇今世，力保后世，须知今世勤劳，乃后世之田园，后世乃今世之收获，所获即其所种，未有种善而得祸者，亦未有行恶而得福者，须知此一身，乃是两世的宝库，两世之美好，尽藏一身。英才割爱离乡，随我朝觐，志虽未达，功干全成，为主道而亡身于外者，得舍希德之品位。[25]
他明确宣称：“介廉种籽，关川开花，我要结果。”当得知曾经反对他的人，有些已经去世，可是他却怀着慈悯的心情，前往他们的墓地诵经祈祷。有人问：“你为何给反对你的人去上坟念经呢？”先生回答是：“遵圣行，因穆圣曾过墓为亡人祈祷‘息冢火’，我亦效之。”他原是旧城北庄上寺的人，为了抛弃前嫌，他主动率领教生，前往上寺做了一次聚礼。
四月，旧洮营抚番府都司荣焕给启西先生赠金匾一面，上写“继往开来”，又锦联一幅，文曰“体大公而遵主命，善身善世，洵哉仁熟义尽。本真诚以履圣行，成己成人，允矣道全德备。”这位都司，还陪送了轿车一辆，鞍具全套，并且对人们宣称：“我弟兄二人，已是马善人的教下了。”[26]七月，被马安良邀请到导河县（临夏）并住进官邸。还邀请他前往河州大河家，讲学二十多天。其后，因为临潭地方社会的动荡和其他门宦的排斥，西道堂再次陷入到他西行之前难以摆脱的困境。
辛亥革命后，他积极主张移风易俗，倡导男人剪长辩，反对女子裹脚。在宗教上，强调以“五件主命”为全功，重品德、讲信义，不收“海地耶”；教育上，主张男女都上学念书，不强制儿童念经；同时极为重视发展经济。及至其遇难的1914年，他的理念和实践已奠定了西道堂集体认同的基本取向。
结合他的实践看来，他十分重视在和平环境中复兴教门，而要实现这种情形，他更重视强调天下穆斯林是一家。同时也注意协调和地方政府、其他教派之间的关系。给反对自己的人游坟，接受都司匾额和接受马安良的邀请，都体现了他“忠厚留有余地步，和平养无限天机”的抱负和策略。
而这种思想似乎是受到哲赫忍耶第七辈教长马元章的影响。鉴于马化龙失败的惨痛教训，马元章提出过一系列涉及政治、经济、人事关系等方面的和平复教策略，这一度使哲赫忍耶振兴。在重视经济的前提下，马启西使西道堂获得了发展。这体现在他的对联中。如：
名实兼收，不独润身还润屋；经营俱到，真能成己更成人。
可是，结合马启西的历史，似乎只能解释这么两副对联。那么其他的对联如何理解呢？其实，在正式建立西道堂时，他就宣称：“介廉种子，官川开花，我要结果。”这表明了，在继承刘介廉的学说时，他也继承了苏非派的传统，尤其是乃格西班底耶道堂的传统。而重视刘智的著作，也并非自他开始，哲赫忍耶的第一代道祖马明心曾经也说过：“介廉开花，我结果。”其后的接续者马元章是一个经汉两通的唯一人物，他写有《省己格言》《鉴古论》《道统论》等文章，他也接受了刘介廉的思想，强调用汉文宣传教义，解释伊斯兰教，又运用儒家的忠义之道，建立了哲赫忍耶门宦的教权体制。[27]据说马启西曾经到张家川拜谒马元章。马元章给了他一个帽子，还给了一些经典。
至此，在理解马启西宗教理念的线索就出来了，即将对联放在苏非主义学说中来理解，就比较容易理解。可是，很多研究者往往重视从儒家文化来解读，虽不会造成全部的误解，但只是强调其从儒家思想中获得资源，就不能解释其关于礼拜和斋戒的对联。如果将这些对联放在苏非功修的不同层面看，马启西的宗教思想及其来源就比较清楚。西北回族伊斯兰教苏非派在功修上都是三乘（或四乘）论者，[28]一般都强调教乘、道乘兼修并重，把教乘作为精神旅途的第一里程，也叫基本里程。在教乘的基础上进行道乘功修，强调重视道乘不能偏废教乘。这是中国回族苏非派的重要特征。因此在六大信仰和履行主命五功上，主命和格底目没有区别。[29]根据苏非功修三乘的要求和其对联自身的特点，我大致将其对联作一个粗略的划分，体现教道并重思想的如下：
1.既为教生，平日要存今日敬；审慎赞念，内里不洁外里空。
2.入此门，登此殿，莫蒙混礼了拜去；洗其心，涤其虑，须仔细做其功来。
3.把斋贵清心上地；拜主须养性中天。(www.xing528.com)
4.开之谓言解，解微解妙解一本，是大人致知学问；斋之取意齐，齐身齐心齐七情，正君子克己功夫。
5.勤礼五功，体认乎无声无臭；谨斋三月，操存于不睹不闻。
6.体大公而尊主命，善身善世，洵哉仁熟义尽；本真诚以履圣行，成己成人，允矣道全德备。
7.居广居，由正路，方能保合元气；友良友，亲明师，不啻坐于春风。
8.名实兼收，不独润身还润屋；经营俱到，真能成己更成人。
就这类看，前五幅主要涉及于念、礼、斋的，体现出对伊斯兰教教法正统的遵循，但对联的含义并不仅仅在于强调如何礼拜，而是在于阐明五功的宗教内涵。同时，这也给教生们揭示了通向道乘的途径。后面三幅主要强调修身，有人将此解读为儒家文化影响，其实，不一定正确，因为苏非教职的等级中，对不同等级教职也有很多品质的要求。只是这种要求在刘智译著中已经汉语化了，但汉语化不是汉化，也不是儒化，只是转译而已。这种重视现实、发展经济的思想，除了上文指出的，可能受到马元章的影响外，还应该认识到，影响中国伊斯兰教甚巨的乃格西班底耶道堂建立初期，其延伸发展出的各派中，有一派也是很重视经济的。但这里要注意的是，发展经济不是为了物质的利益，在苏非教义中只是为了讨主喜悦，在马启西思想中是为了使“人人向善”，付诸实践时，则表现为：“先生设教，天命五功之外，别无所传之秘诀，步步从实处着眼，不使虚度，间设经济、政治、农圃数术诸端，无非道也。以主之财，用于主道，不为私有。”[30]因此，将这八副对联视为中国苏非教道并重的反映，就比较容易理解。
体现道乘思想的有：
1.清岂易清，欲清须一尘不染，真诚难诚，要真宜万缘皆空。
2.命如春风，仁如春理，感物如春信，一生都在春光里；学是天成，品是天纵，启口是天言，万事不出天定中。
真乘的功修主要在于养性清心，具体就这三副对联看。第一副讲，放弃世情的禁欲主义的修行，这是认主的第一步。第二副也是讲认主和爱主，即通过亲身体悟来认识真主是用普遍的爱创造了万物，这种体悟是爱主的前提。有了这种认识，就可以使人驱除杂念和邪性，一心向往主道。第三副主要强调真主的万能，再次解说了两世吉庆是由遵循主道来实现的。这副对联体现了苏非教义中的“神光”思想。该思想强调真主是向外照射的光，神光就是神性，“穆罕默德之光”是真主的第一个造物，此光在现世以肉身呈现，前世是以无形的光存在。[31]
体现真乘思想的如下：
1.读书得妙意，理合天经三十部;养气通神明，道统古圣百千年。
2.人人具我真面目，弗失即是我，物物显他假形象，化尽就如他。
3.穷神知化，至精学问在无我，复命归真，第一人品要如他。
4.为性海，为灵根，代有无之妙用；曰元勋，曰首命，显动静之玄机。
真乘要求在前两者的基础上达到人主合一的境界。而这几副对联中的“得妙意”“通神明”“穷伸知化”“复命归真”“妙用”“玄机”等词，都是苏非神秘主义的色彩。苏非主义强调的依靠直觉，通过亲身的、直接的、不可言传的内心感知和灵魂的入神来认识主，敬爱主。
具体看来，第一副讲遵循正统经典，传承圣人遗教不变，同时获得所谓“得妙意”和“通神明”的境界。第二副说，世界万物都来源于真主，真主的存在显示在万物之上，要认主必须正视万物的呈现，这也可以获得“得妙意”和“通神明”的境界。这是苏非主义泛神的观点，即“现象世界是虚幻的，物质世界是安拉的最低流出，唯一真实的只有安拉。”[32]这种思想和早期苏非主义者哈拉智提出的人神关系接近，即“同寓一躯壳，见我便见他，见他便见我。”[33]第三副指出，“得妙意”和“通神明”境界的实现，就是认主独一。在苏非教义中，神智论认为：“真主造化我人，只为证主一大事”[34]同时，此联也体现出苏非教义中“认识自身的人也就是认识他的主宰。”[35]第四副以赞美穆罕默德圣人，来认识真主是隐藏的，不是外显的。这是苏非泛神论中的一种认识，即“神隐于它自身的显现中，而它的显现则处于它自身的隐蔽中。它既是外在的、又是内在的。它既是近的，又是远的。”[36]其中性海、灵根、元勋、首命都是王岱舆的伊斯兰教学理中用来描述真主的概念。
可见，在宗教功修上，如果说马启西因出身北庄门宦而重视苏非主义修行，那么，其对联中体现出的苏非思想，则更进一步说明了其思想的来源不是中国文化，而是伊斯兰教的苏非主义，尤其是乃格西班底耶传统在中国的影响。因此，要是从刘智——马明心——马启西的苏非主义在中国发展线索看，马启西的思想当是一个集大成者。对于此，敏承喜曾经告诉我：“在马启西道祖70周年的尔麦里上，当着所有西道堂的人和来自其他门宦的人讲卧尔兹的时候，哈吉老人家说：‘四大门宦的创始人，都是我伊斯俩目教门的先行者。’”另外，在临潭的时候，马忠维老师曾直接指出“外界说什么我不在意，我们自己认为我们是集大成者。”历史地看，西道堂的实践应是一种苏非教团式的实践。同时，这也进一步澄清了明末清初江南地区的“以儒诠经”不是将经典儒化，而是借用汉语和儒释道哲学的概念和思想，将伊斯兰教经典作出翻译和注释而已。因此，将西道堂称为汉学派是有问题的，至于将西道堂列为异于苏非门宦的三大教派的做法，也同样是该受质疑的。[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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