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伊斯兰教的传统：族群认同与维系

（一）西北伊斯兰教的传统

既往的研究中，部分学者认为西道堂产生似乎没有受到中国境外伊斯兰教苏非主义的影响，而将其视为是建立于中国本土文化基础上。其依据就是，它比较重视用通俗汉语讲解伊斯兰教教义。对于这种认识，本书不敢苟同。很显然，这些研究者只是依据宗教实践的一种形式去作推论的，这本身就有可质疑之处。同时，很多研究者似乎很少考虑伊斯兰教苏非主义在西北地区广泛深入的历史性影响。结果导致研究者过分关注西道堂自身的状况，而不关心临潭地区伊斯兰教状况，更没有将它和西北回族伊斯兰教中门宦、新疆的苏非主义，乃至中亚苏非主义进行一种广泛的历史性对比，这使研究局限于单一性的描述和分析上，而没有考虑到将它放在一个更为广大、开阔的时空背景之下来进行考察。从而，对其历史和现状理解，很难达到贴近“真实”的境地。当然，也要看到研究者主观因素上的“故意”和“局限”。不过，这类“故意”和“局限”背后的无意识，则是不能不去面对的“真实”。

鉴于此，在西道堂研究中，不能忽视更为宏大的历史背景，同时也要注意将方方面面的材料，在可能比较的前提下，进行比较研究。这样，或许可以使研究更加贴近“真实”。因此，在具体探讨马启西创建西道堂之前，必须要看到伊斯兰教苏非主义，已经在西北回族社会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被创造、被实践、被承袭着。要讨论西道堂是如何被创造和实践的，就要了解西北伊斯兰教门宦创建和宗教实践中的各种传统。以下，本书将从门宦产生的历史背景、门宦创始人必要件、遵循的功修礼仪、教职和道统传承、教权结构等几个方面展开叙述。

中国西北回族地区的门宦，最初是形成于甘肃狄道、河州地区，其后逐渐发展到东北、西南各地。至于为什么最先出现在这个地区，一个基本条件是，自元明以来，这个地区逐渐成为回族人口比较集中的区域；更为重要的是，这个区域“经堂教育很发达，讲经论道很风行，特别在清中叶后，伊斯兰教学术活动的中心，已从西安转移到河州，从而使此地有‘中国麦加’之称。与此同时，阿拉伯、波斯和中亚等地传教士，也相继来到这里传教。另一个方面，狄河地区去阿拉伯朝觐者和经商者也不少。”^[1]但是，这种社会文化基础并不必然导致门宦的产生。更为主要的外因，是清朝开通海禁，打开通向西域的通道。这给境外传教士的入境，和中国回族穆斯林的出境朝觐提供了条件。据说，第一个进入甘宁青穆斯林地区传教的是新疆白山派第三代霍加，他曾经在河湟地区传教。

西北回族社会中门宦产生前，早在12世纪时，新疆地区已经有了来自中亚和西亚地区的苏非主义。^[2]到16世纪上半期，苏非主义在新疆得到了广泛传播，并以一种新的宗教势力出现。其后，出现了白山派和黑山派两个苏非派别。但这两个派别都是来自于同一支苏非主义——乃格什板底耶派，^[3]该派在中国伊斯兰教中影响很深，和中国伊斯兰教的苏非派关系密切。^[4]从时间上看，西北回族社会的门宦出现在康熙年间，但是在其出现前后，西北回族社会经历了一系列的动荡。清顺治年间，西北回族先后出现了四次和清政府的对抗。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清朝中央政府歧视回民的政策，另一方面是因为地方官吏的暴政，种种迹象都体现清代西北回族政治地位的低贱，甚至受到主流官方的排斥和压抑，这种处境和苏非主义初期传播时有类似的情形。初期，苏非主义的传道者以及接受者，都是处于社会正统边缘的人群。在中国西北回族被边缘化的时候，随着苏非主义的传入，受到了普遍的接受，以至于门宦教派层出不穷。众多门宦教派的出现，一定程度上将西北地区回族导向在宗教生活中寻求出路。同时，民间社会对苏非主义的接受和实践，还和老教格底目的组织松散、教仪烦琐、宗教课税高有关。因为苏非主义在教义上拉近了人和真主之间的关系，在仪式上简化了很多，也削减了繁重的经济负担，所以苏非主义在传播的时候，往往都能得到部分回族的追随。

那么，这些门宦始创者是依靠什么来传播苏非主义的呢？从众多苏非主义门宦的历史看来，始创者获得传教的资格一般有五种情形：一是经过朝觐获得哈吉称号，或者带回新经典，如华寺的创始人马来迟曾经追随阿拉伯传教士去麦加朝觐，拜访了虎夫耶道堂的筛海，回国时，导师给了马来迟八样礼物。^[5]二是主动拜谒筛海或明师，获得穆勒什德资格，如毕家场门宦的创始人马宗生，到青海拜访来自中亚的圣裔华哲·阿法格。三是被动得到启示和指点。四是自学自悟、无师自通。五是兄弟分家，即将父亲遗留的教门分为两支或多支。具体到不同门宦创建，其实践都是不同的。虽然这不能完全体现其实践操作中众多的可能性，但基本上可以概括西北回族伊斯兰教门宦创始人的身份和条件。除了后三种情形外，多数初创者都属于前面两种。不过，在创始人身份的多种可能性中，你会看到，其必备的要件并无一个十分确定的标准和依据。所以，结合各个创始者的个体历史看来，一个新教门产生是有一定随机性的。但是，新教门的建立，依赖于传教者对宗教信仰的解释、论证和教给大家新的经典或新的礼仪，结果造成了不同门宦对于经典的使用、仪式的程序、功修的程度等方面选择和重视不同。

宽泛地看，苏非主义的功修主要有三个道程，即教乘、道乘和真乘。教乘在于修身，道乘在于养性清心，真乘在前两者的基础上达到苏非主义追求的人主合一的境界。值得注意的是，苏非主义还分为遵法派和非遵法派。前者强调三乘的功修，必须严格按照教法来执行，后者可能会远离教法，采用所谓“异端”行为来修行。(www.xing528.com)

我国回族的伊斯兰教中，不论格底目还是各个苏非主义门宦，都是属于遵法派的。而要真正的完成修行的过程，除了完成第一阶段教乘，在第二、三阶段还要进行一系列特殊修行和功课。具体说来有四个方面：一是禁欲苦修，如嘎的忍耶的大拱北和九彩坪门宦重视苦修和禁欲；哲赫忍耶的创始人马明心一生过着清贫的生活，在传教中从来不收教生的乜贴，全家老小生活在穷困潦倒中；二是副功斋拜，这是苏非主义的最广泛的道乘功修，主要就是增加额外的礼拜数量和延长斋戒的时间；三是静修参悟，在西北回族中叫“坐静”。这是功修者接续真主，获得人、主交流的重要途径；四是赞念迪克尔，就是通过不断的赞念对真主的赞词、颂诗，表达对主的想念、向往和喜爱。同坐静一样，这是认主、喜主、接续主以至于和主融合的要件。除此之外，点香和敬香是苏非派在日常生活中特别重视的习俗，点香也是苏非道乘礼仪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6]以上所述，主要是苏非派普遍重视的功修礼仪，但在各自门宦创立的时候，或者门宦分裂的时候，会产生不同门宦之间的差异。如在念迪克尔上的高念派和低念派，在西北回族社会中表现为哲赫忍耶和虎夫耶的区别，在新疆表现为白山派和黑山派的区别。

苏非主义兴起之初，并没有教职称谓，因为早期苏非都是个体性的宗教实践，随着苏非教团的出现，也就出现了相应的教职称谓。主要有三种：一是穆勒什德，即导师，是教团的首领。在甘宁青地区一般被称为“老人家”，一旦归真就被后辈称为“太爷”。苏非门宦的创始人则称为“道祖”或“道祖太爷”，后来，“老人家”又被称为“教长”。二是海里凡和满拉，前者的意思是继承人，后者意为教师、学者。属于一种高级的苏非修士，是穆勒什德的弟子、继承人或者代理人。在获得“依札孜”（传教凭证）后，可以称为穆勒什德。三是穆里德，又译为木提勒，意思是寻道者、希望者。是穆勒什德的一般弟子，只能算是初级修士。^[7]此外，著名的苏非修士可能会被视为具有一定神圣品级。这个品级有两种——卧里和固土布。卧里，意为近主者，真主的朋友、爱主喜悦者。固土布，原意是车轴、地极，或稳定大地的轴、钉或柱子。固土布被认为是特殊的卧里，隐匿于人间，是真主派往人间的要人。在西北回族社会中，老人家都被视为具有卧里和固土布的神圣品级。^[8]

在道统的传承上，苏非派有两个特点：一是比较重视“依扎孜”，二是比较重视道统的谱系。他们认为家族谱系只是一个物质谱系，道统世系是精神世系，并强调精神高于物质。西北回族的苏非派对自己的精神世系都比较重视，相继建立道统谱系。道统谱系可以反映门宦教义和教仪的来源不同，也反映了传承的变化。但是在道统的排序上，各种门宦之间还是有很大的区别，有的将世系一直追溯到正统哈里发，有的则只是限于在我国传承。

最后，需要简要交待苏非教权组织形式的普遍特点。我国西北回族社会中的苏非派门宦一般实行三级制，即门宦筛海——热依斯——阿訇。门宦筛海住地是传教中心地的道堂，指导和统辖各地教生。热依斯是门宦筛海派往各地的代理人，热依斯一般出身于名门望族，多半又都是原先海里凡的后裔，世代相传。如北庄门宦的老人家最初就将五个弟子派驻各地担任热依斯的。阿訇一般都是一个教坊中负责宗教仪式和事务的，因为教坊是苏非教权管理的基本单位。掌教阿訇和热依斯一样都是由门宦筛海委派的，马启西的父亲是北庄门宦临潭热依斯的女婿。

早在西道堂建立之前，以上论及的这些传统，就已在狄、河、湟地区回族中比较盛行了，它们应该是西道堂建立集体认同的文化资源，也给其建立集体认同提供了选择的可能性。同时，在认识到门宦创建者身份没有特定标准的时候，也应该理解，西北门宦多是根据伊斯兰教苏非主义教团制度来运作的。门宦的形成似乎是西北回族社会承受巨大的社会压力和社会变迁中的一种表达，在这个意义上，不同门宦的最初创立，一般都带有对现实世界中底层民众的关怀，而这往往依靠创立门宦进行具体的宗教实践来实现。而且，清代以来，西北门宦的创立，虽然是援引苏非主义教团的方式，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西北回族社会的结构。新门宦家族势力的成长，大大改变了原来旧格底目传统下的社会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