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地方社会的边缘性
综上所述，我们从以下四个方面描述临潭地方社会的边缘性，旨在交待西道堂创立和发展的自然、社会空间及其历史，同时也在于展示地方社会中，人们进行社会互动的自然框架和社会框架。
首先，作为一个过渡性的地形和地貌，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该地区早期族群的生计方式，以牧业为主。但是，随着历史上屯田的延续和汉、回民族的移入，将这个地区已经变成为农牧兼营的地区。由于无法超越于自然的地理、气候、作物适应性等硬性的限制，以及历史上政权力量的介入，导致人们开始倾向依托于本地固有的经济地理优势。这种地缘优势激发出临潭人的商业希望，也造就了临潭人的经商传统。西道堂的经商传统难道不正是这种地方性的展现吗？
其次，地缘政治上的边缘性。相对于中原强大的中央权力，当地地理位置决定了它不可能成为中原王朝的中心，只能是边缘，所以往往是修筑边城、屯田以及和对手进行较量的场所。虽然，对于羌人、吐谷浑和吐蕃的政权来说，这个地区在历史中一度成为中心，但是这个地方社会历史的整体趋势，并不是逐渐向所谓的中心发展，而是随着中原王朝和民族国家中央政权的力量不断强大，逐渐被边缘化。
就其边缘化历史过程看，它的完成是经过了一系列的冲突和抗争。更主要的是，它的边缘性，还表现为地方社会权力格局的多元化。这导致了地方政治的不稳定，以及社会冲突的频繁。回顾临潭地区的历史，可以看到，民族国家的中央权力一直到民国后期，才开始逐渐掌控这里。但最有力的掌控，还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各种社会运动几乎都在该地区上演过。同时，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当地的社会权力，逐步由原来多元化格局，演化为以中国共产党地方政权为中心的一极化倾向。这既限制了其他社会力量的崛起，也严厉打击了一些曾经在民国时期一度上扬的社会力量。在这个地区，历史上权力格局的变换和更替，有部分因素可以通过西道堂的历史和现实折射出来，也曾经影响到其集体认同策略和选择。
第三，族群冲突的复杂性。从历史上看，该地区的族群冲突主要有两个特点。首先，族群势力更迭频繁，矛盾冲突比较多。其次，民族内分部落、分教派、分僧纲等等。加上中原势力的渗透和控制，导致民族间的劫掠和冲突。有一些来自不同地方权力之间的较量，也有一些来自中原王朝中央权力对地方权力的挤压。这种冲突不仅发生在民族之间，甚至也可能延伸到民族内部。临潭的地方宗教内部的斗争，也会因为民族间冲突而加剧。如马安良、马尕西顺将民族间的冲突引入到民族内部，并冲击西道堂。这就不仅仅是地缘的特殊性，也是地方政治权力结构造成的。
第四，文化的多元性。临潭地区一直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现在也依然如此。今天，我们依然能在文化融合中，领略一下多元民族和多元文化的遗留。比如，在宗教建筑上，这个地区内伊斯兰教的、汉传佛教的建筑，甚至包括回族的民居，在很多地方都吸收藏传佛教的装饰和技术。这种文化的叠加，在今天看来并非是有意识的。比如，在临潭，如果你问：“为什么伊斯兰教的清真寺的顶部要有一个藏传佛教式的宝瓶呢？”他们会说：“很好看！”不论你如何追问，他们也无法给你讲解藏式宝瓶和真主之间的联系。在这个意义上，应该领会的是，这种文化的叠加，是经过历史积淀的。
此外，作为一个几乎完全包围在卓尼藏族自治县境内的地区，临潭地区文化的边缘性，主要在民族历史和文化中表现出来的。在其境内有很多地名都是藏族的地名，拥有这些地名的地区，有些地方根本就没有了藏族人居住，但是地名却沿用下来。在这些地方，有的是回族，有的是汉族。如果结合地方史志，就会看到，在一些地方曾经有过官方平定暴乱和民间族群互相仇杀的记载。从民族混杂来看，该地区应是从汉族地区延伸到藏族地区中的一个飞地。这个飞地是依靠代表中央权力之手，而以军事力量的形式嵌入的。
最后，不能忽视的一点是，临潭回族社区也可以说是一个边缘的伊斯兰教社区。他们的祖先通过征战于一个陌生地方之后而留居下来。从来源看，他们的主体本不是来自回民大面积聚居的临夏，更多的是来自江南地区，至于后来因为政治迫害而迁居到这里的人，并不是当地回族的主体。因此，相对于以“中国麦加”为誉的临夏为中心的中国西北回族伊斯兰教社会来说，临潭也是一个边缘性社区。这种边缘性影响了西北回族对他们的态度，也造成了彼此之间的陌生和距离。
在具体论及西道堂以前，提供一个地方性历史的概览，有助于理解其产生和发展。一个社会群体的产生，必然不能脱离其生存的环境，以及相应的族群和文化。展示这种自然和社会的背景，不仅是为了展现他们活动和生存的自然空间和社会空间，也是为了发掘影响其群体形成的结构性社会因素，这都是理解西道堂族群性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在这里，应该注意到自然地理和文化地理，对人们行为的作用都是很巨大的。在自然地理决定相应族群生存的基本条件时，这个地区多元族群的文化便成为群体认同来源的文化基础。如果没有这种文化基础，认同就不可能建立。如果不认识它动态的背景，那就无法理解其集体认同的维系。
【注释】
[1]临潭县志编纂委员会.临潭县志.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7.pp.181～183.
[2]政协临潭县委员会.临潭简史.1991.p.172.(www.xing528.com)
[3]政协临潭县委员会.临潭简史.1991.p.172.
[4]政协临潭县委员会.临潭简史.1991.p.131.
[5]政协临潭县委员会.临潭简史.1991.p.216.
[6]临潭县志编纂委员会.临潭县志.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7.p.516记载：民警队于1952年，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临潭县公安大队，1955年，改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临潭县民警中队，1966年，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临潭县中队，1975年，改为人民武装警察临潭县中队，1983年，改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临潭县中队。
[7]临潭县志编纂委员会.临潭县志.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7.p.779记载：该土司始祖些的，是卓尼族蕃人，姓噶氏，为吐蕃悉补野聂赤赞普的后裔中的一支。噶氏有4子，老大达热京有5子，其中一支的江梯和哦梯二人，后来迁居洮河北岸上下做盖地区，在由上下做盖迁居卓尼。明永乐二年（1404年），些的率迭番达拉等族归附于明，十六年（1418年），授土官指挥捡事兼武德将军。正德年间（1506～1521年），些的的玄孙旺秀进京谒见武宗皇帝，赐姓杨，改名洪。
[8]临潭县志编纂委员会.临潭县志.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7.p.780记载：该土司始祖南秀节明洪武十一年（1378年）归附，督修洮河边壕城池，十九年（1386年），随指挥马烨征叠州，因功授洮州卫世袭中千户所百户之职。其子卜尔结于洪武二十年世袭父职，二十五年（1392年），同指挥李凯等招抚番夷等，认纳茶马。永乐三年（1405年）奉右军都督题奉，赐姓昝姓。宣德五年（1430年），以护送侯显，功升洮州卫实受百户。宣德八年，招抚生番刺章等170族。昝土司家族一支延续了19代。
[9]临潭县志编纂委员会.临潭县志.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7.p.782记载：该土司是因为住在卓逊村而得名的，它和卓尼杨土司本是同一祖先，从西藏到达噶曲卡时，因兄弟发生争执而分开为两家，一部分迁居到夏河，大部分在些的、傲的率领下到临潭达告铺，在此后不久又分为大杨家和小杨家。分家之后，些的即为卓尼杨土司，傲的即为小扬土司，久而久之自成体系。
[10]临潭县志编纂委员会.临潭县志.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7.p.774.
[11]临潭县志编纂委员会.临潭县志.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7.p.775.
[12]顾颉刚.西北考察日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28辑，78.
[13]临潭县志编纂委员会.临潭县志.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7.p.777.
[14]临潭县志编纂委员会.临潭县志.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7.p.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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