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今天临潭县的地图，你很难说出它的辖区是什么形状的，其边界线十分曲折和复杂。而且还有两个地区——日扎和亦子多是完全包围在卓尼县境内的。另外，洮河从西北向东南，贯穿了其南部界线后，又从岷县境内由南而北折回，沿着东部边界线向北流去。从整体上，临潭的北、西、南三面均处在卓尼县的包围之中，也就是说临潭很大部分在藏区包围之中。纵观其地方历史的变迁，显然可以看出，地理位置的过渡性给当地自然和生计带来影响的同时，也使当地政治变得非常复杂和多变。仅从地方建制看来，临潭在历史上一直处于1个或多个权力争夺之下。从军事史看，这里似乎就是1个“天然的”战场。在这里，不仅有各种权力的较量和更替，也有各种文化的交融和置换。动荡和不安长期贯穿于整个地方的政治生活，也在西道堂历史中得到相应体现。
临潭县今日的名称，在地方历史上很少被使用。唐代以前，还没有现在的名称，唐太宗贞观元年（630年）曾经设立临潭县，其后一直到民国时期，才又重新使用这个名称。这可能和临潭地理位置的过渡性有关。公元前2550～2100年，在中国史上的传说时代，舜帝就曾经将一度作乱的三苗迁徙至三危山一带，也就是今天临潭的西南地区。当时，在该地区居住的主要是羌人。三苗被移至此地后，和当地羌人逐渐融合。由此看来，远古时期的临潭，就是一个比较边缘的地区。其后夏商周时期，今日的临潭地区被划归为九州之一——雍州境内。可见，在中国古史开端之时，中原集团势力始终没有放弃延伸自己的权力。秦王朝统一天下后，该地区属于陇西郡临洮县，秦长城最西端就在今天临潭以西，这意味着该地区开始被置于王权政治的直接统治之下，也显示了其在古代王国边疆上重要的战略地位。两汉时期，在建制上基本延续秦朝制度，不过已经开始在该地区设置洮阳城。
三国鼎立局面形成后，在该地区，魏蜀两国军事争夺比较厉害。曹操为了巩固后防，实行大规模屯田，曾经在“定诸羌”的名义下，攻打临潭。同时，诸葛亮为了实现“恢复汉室，北定中原”之目的，一再攻打魏国的西南边境，在俘虏了天水名将姜维后，还将天水的千余户居民迁回汉中。诸葛亮死后，姜维也先后于249年、253年两次出征陇西，捍卫蜀国的利益，和魏国争夺这片土地。在这个时期，由于连年的战争，生产严重被破坏，土地荒芜，少人耕种。而在这里发生战争不仅仅是为了实行屯田或者掠夺人口，主要是因为其在地缘政治上的重要性。
两晋南北朝时期，该地区成为各种割据势力的争夺之地。元康二年（292年），西晋惠帝在该地区设立了洮阳县，这是中原王朝第一次在临潭境内设立治所。永嘉末年（313年），鲜卑族慕容氏之一的吐谷浑，率领七百余户，渡过黄河，经过兰州、枹罕，流入临潭。其后和羌人一起修建了城郭，设立了行政机构，一度将其势力发展为东至洮水西岸，南到松潘，西至南疆，北至祁连山、甘南全境，这是地方历史中最早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该政权曾经长期控制临潭地区，一直延续到唐末。
东晋十六国时期，西北地区建立众多的政权，这使该地区变成了东晋、前赵、前秦、西秦等各种政权较量和征战的场所。北魏结束纷争局面后，吐谷浑归附，北魏在此地设立了洪和郡，位置在今天临潭的新城。后，魏孝文帝招抚吐谷浑人修建了洮阳城，就是今天临潭的旧城。不论是新城还是旧城，都是吐谷浑在洮河流域的重要戍地。北魏末年，吐谷浑王夸吕起兵，赶走了北魏势力，占领洮阳和洪和两城，设置了洮州，这是历史上第一次设置洮州，治所先是在旧城，后来移至新城。此后，洮州之名一直延续到1913年。
隋唐时期，临潭地区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吐蕃的兴起，唐朝强大势力的发展，以及两者友好关系的建立，使此地的吐谷浑处在唐蕃夹击之下，很快失去了优势地位。隋朝，设置临潭县，其初衷在于防御吐谷浑入境扰民。可是，当隋炀帝准备进一步发展商业交通时，吐谷浑却成为了中原和西域之间的商业通道的障碍。为了打通通往西域的商道，隋朝以武力征服吐谷浑。战争延续到唐朝，经过贞观八、九年两年（634年、635年）的战争，唐政府通过和亲，将吐谷浑变成护卫商道的戍守之士，结束了吐谷浑在此地长达350多年的统治。同时，唐蕃之间也不断在这个地区开战，吐蕃一度占领洮州，并将其改为临洮城，且还在此地修筑了定秦堡和巩令城。五代十国时期，洮州全境被吐蕃控制，虽然后唐、后晋、后汉也曾和洮州的吐蕃有过联系，但是并没有动摇吐蕃在这个地区的地位。
北宋时期，该地区是宋夏之争的战略要地，只要谁占领了谁就居于主动地位。此时，吐蕃赞普的后裔厮啰（意为王子）在河湟地区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北宋政权为了进一步控制西夏，就挺军从崅厮啰手中收复了这一地区，重新建立设置，建立了“铁城四寨”——中寨、梨园、磨沟、王清。宋金议和之后，洮州成为了金国的领地，属于临洮路管辖。元朝灭了南宋以后，在行省制体系下，设立甘肃行省，洮州设立吐蕃宣慰司统领、河州设立吐蕃宣慰司都元帅府。
明洪初年，大将邓愈进军临洮，接着进军河州，很快将该地区划归入明朝版图之中。可是，当明政府设置洮州军民千户所时，洮州十八番酋起兵反抗。明政府派沐英迅速将反抗力量击败，收复了大片土地。所以，明朝洮州卫面积比较大，包括今天的临潭、卓尼、碌曲、玛曲、迭部、舟曲和夏河的部分地区。其后，为了巩固对该地区的控制，明政府推行了一系列政策，像修筑和巩固边城，设立卫所、移民屯田，实行土司和僧纲制度，发展茶马贸易、兴办学校等策略。在历史上，第一次体现了中央王朝权力在此地所未有的渗透力度，但在地方治理中，依然实施土司和僧纲制度，从地方社会运行看来，地方权力其实还是掌握在已经形成的藏族各种势力的手中。清朝改洮州卫为洮州厅，很多方面延续明朝的制度。其后，该地区内一直再没有出现一个强大的地方社会势力。
1914年，洮州厅改为临潭县。洮州土官摇身一变，成为县政府官员。卓尼土司杨积庆担任了洮岷路游击司令，地方社会依然控制在藏族土司手中，这说明新的国民政府权力最初并没有真正控制临潭，也许因为中央政权力量失去了过去稳定的政治局面，也因此失去对地方社会的控制，致使这里一再陷入混乱的局面。(www.xing528.com)
进入民国初期，可以说是该地区的灾难时期。1912年，来自河南的白朗起义军进入临潭，先后和藏族卓尼杨土司、回族的马安良等对抗。白朗军洗劫了临潭旧城，一定程度上恶化了当地的民族关系。其后，1928年，回族军人马仲英不满于国民军对地方人民的蹂躏，率先带领几个人起事，口号是：“回汉一条心，赶走国民军”。起事后，马仲英就获得了大批追随者，很快成长为一个新的军事集团，成为和国民军对抗的主要力量。这就是西北历史中著名的河湟事变。和白朗一样，马仲英集团也是一支流动作战的力量，在国民军的逼迫下，流落到临潭境内，攻占了临潭旧城。此时，旧城由藏族杨土司掌控，马仲英击败杨土司后，当地藏族和回族的关系就开始陷入一种对立和复仇的境地。1928年11月26日，藏族兵袭击了河州回族军阀的马安良儿子马廷贤，抢了钱财，还杀死了4个女人。接着，12月1日，马仲英侵夺了完禾、癿藏沟、阿子滩的13个村庄，烧毁了江口、白石崖寺院，抢夺牛羊，还烧毁元代时期巴思八主持修建的禅定寺。12月19日，吉鸿昌部国民军前来驱逐马仲英时，杨土司的藏兵对居住在拉直、申藏、和尚沟等村的回民定居点开始了报复，烧毁了房屋和清真寺，回族人死伤惨重，甚至和马仲英没有联系的回民也被杀了很多。因为国民军的参与，使藏兵的暴行得到了政府的认可。在国民军猛扑之下，马仲英离开了临潭。
但事件并不因此结束，相反，却有愈演愈烈之势。1929年4月28日，马尕西顺因为自己两个儿子追随马仲英，被藏兵和国民军打死。当国民军撤退之后，马尕西顺在旧城聚众起事。县政府委派回族绅士和马尕西顺谈条件，遭到了拒绝，并带兵冲进西道堂，打败了杨土司的包围，再次焚烧禅定寺，占据新城。5月27日，在国民军和藏兵联合攻击下，马尕西顺逃奔临夏。旧城没有逃跑的回民500多人，躲在西道堂西大寺中，其中马尕西顺残留的人打死了国民军喊话谈判的人，国民军一怒之下先用机枪扫射，接着又纵火焚烧，所有人全部遇难。国民军再次撤退后，杨土司驻防新、旧两城，开始招抚流落四处的回民上庄。7月9日，回民到达旧城后，除了老人、妇女、儿童外，青壮年均遭到了残杀。其后，马尕西顺又有两次袭击临潭新旧城，因人员出逃，就烧毁民房和寺庙，公署和学校，迫使临潭政府迁移到南乡新堡。
此后，临潭回民组成“残黎呼吁团”，到处呼吁控告杨土司五次残杀回民，要求处理。直到1932年，邵力子主持甘肃后时，组成了“洮西绥靖专委”，于12月31日，张贴布告称：
且查杨积庆十八年杀戮回民，当时奉有省方密令，……现政府积极保护难民上庄，仰各回民等，解释从前恶感，联络以后睦谊，安心上庄，是所厚望，切切此布。[5]
布告一出，意味着政府力图给这个地区回、藏的冲突划一个句号。但是，从马仲英起事到马尕西顺起事，我们不应该将其仅仅限定为民族复仇。在临潭历史上，尽管曾经长期处在藏族势力的控制之下，回、藏之间并没有激烈的冲突。那么导致冲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当时的历史形势看，应该是中央政府权力对地方集团力量压制的结果。民国初年，甘青地区成长起来的回族军阀，被中央权力视为集中统一的障碍，所以，国民政府企图通过在地方上新建国民军，或者将一些已经被收编的国民军派驻各地，希望在适当的时候，消解地方军阀的势力。所以，马仲英起事的时候，不是反对地方势力，而是对抗中央权力。但是由于杨积庆是游击司令，具有被中央权力认可的地方权力。因此，他不可能不对抗马仲英。而对抗虽是中央权力和地方权力之间的，但被民族之间的仇恨掩盖了，而且这使民族矛盾变得更加显著。
对杨土司来说，河湟事变似乎只是国民政府对回族军阀的打击，好像更能巩固自己的地位。其实不然，马仲英事件后，国民政府开始逐步铲除自元代以来藏族土司在地方社会的权力。1930年，蒋介石委派鲁大昌等人，回到甘肃组建军队，捣乱地方势力的阵营。到临潭后，鲁大昌准备了一个月，逐渐有了势力，成为一股可以和杨积庆对抗的军事力量。2月，他打着“国民革命军讨逆军第一路司令”的招牌，罢免了由杨土司委派的县长，扶植自己在地方依靠的绅士为县长。但杨土司掌握着大印，以没有得到省上委任状为由，拒绝交出大印，双方发生军事冲突，杨土司损失惨重，临潭地方的控制权逐渐转移到鲁大昌手中。在胜利之后，他委派了新县长，将自己部队以“新编十四师”的名义，全部驻扎进临潭。此后，鲁大昌并没有停止对杨土司权力的侵蚀，依仗着国民政府支持，1937年8月，鲁大昌威逼、唆使杨土司部下发动兵变，将这个卓尼地区十八世世袭土司杨积庆及其家属7口杀害于博峪村官邸，随后成立“卓尼维持委员会”，宣布杨积庆有私通红军、勾结日本、图谋不轨等八大罪状，之后向国民党中央发出通电。当国民党中央委员下来查办时，维持会已经被当地完全摧毁了。最后，经过各方协商，杨积庆之子杨复兴继续接任洮岷路保安司令，土司治所改设为治局，临潭县长兼任局长和保安副司令。可见，博峪事变使临潭进入了一个流土并存的局面，结束了临潭和卓尼地区的土司制度，结束了土司掌兵的权力，完成了民国初年国民政府一直想做的改土归流，更进一步实现中央权力对这个地区的控制。
杨土司死后，该地区再没有可以拥兵自重的地方社会势力了。但是，青海回族军阀却没有放弃对这个地方的影响。1947年，在国民党节节败退的情形之下，青海马步芳拉拢甘肃的各个门宦教派，企图扩军自卫。临潭地区也被迫派遣了99名青年组建志愿军，参加军训。1949年8月，志愿军回到旧城召集有关上层人士，成立了混成旅。此时，人民解放军开始进兵陇西。8月26日，兰州解放后，临潭代理县长杜凌云于9月5日起义，临潭和平解放。其后，岷县军政委派遣了第一批工作者接受旧政权，建立新政权。1949年9月27日，临潭县政府成立，冬季建立了政府的武装——临潭民警队，[6]彻底结束了土流结合的政权形式。为了进一步巩固新政权的控制力度，先后开展了“三反”“五反”，为了实现社会制度的转变，开展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此后，临潭地区的控制权，就完全置于新型民族国家的中央权力之下。但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将原来一度繁荣民族贸易集散地，变成了一个比较封闭和沉寂的边缘社区。直到改革开放后，这种沉寂才逐渐打破。此时，西道堂人却走在了发展经济前列。
从历史上的权力更替看来，这个自然和生态地理的过渡性地带，在古代政治军事历史中是一个很少宁静的地区。这个被朱元璋视为“西控番戎，东敝湟陇。汉唐以来边备要地”，并没有因为其边缘性而被忽视，相反，却成为了历史上众多权力较量和争夺的地区。从总体趋势上看，地方权力的更替隐含着一个趋势，即地方社会力量在较量中，逐步推出了历史舞台，而将其控制权交给了更强大的中央政权。西道堂就是在近代临潭历史的背景下产生的，因此这种动荡不安的局面也在很大程度上，对其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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