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自然环境和生计手段
我的田野地点以临潭县城关——旧城为主，它距离省会兰州有346公里，和甘南藏族自治州首府合作市相距78公里。我第一次去临潭城关时，坐的是西道堂教长专车，司机是敏教长的次子敏承忠。我们上午11点左右从兰州出发，由于平常公共汽车的路线比较拥挤，我们改从东乡族自治县方向走，由夏河县进入甘南藏族自治州，大约4个多小时，就到了临潭城关的西道堂总堂。
总堂在城关西部西凤坪下，处于洮河支流西边，河道的河水自西北向东南流，现在已经没有河水，成为两岸住户的排污水道了。在总堂正门口，依然有一座横跨河道的达子沟桥。韩清一先生说：“在我年幼的时候，这个河道的水是满满的，也是清亮亮的，可用来做饭和供人畜饮用。在马明仁教长时期，沿河道两岸都种满了树苗，后来都长成了大树。现在连一棵树都没有了。原有的、茂盛的树林在大炼钢铁时，全部被砍伐烧掉了，甚至包括西凤山上西道堂自己种植的树林，也都被毁掉了。”经过这么大的变迁，总堂以及西道堂教生主要聚居区的分布，并没有多大变化。韩清一先生告诉我，沿河道以西自南至北的300多米的范围内，主要是西道堂教生居住。
没抵达临潭时，我并不知道它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即其自然地理的过渡性。今日临潭县辖区位于甘肃省南部，甘南藏族自治州东部，地处秦岭西端，东邻岷县，北接康乐、渭源二县，其东、西、南三面被卓尼县环抱。全县境界，东西宽约60公里，南北长约80公里，总面积1557.68平方公里。从自然地理上看，今天该县所辖面积，主要处于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的交界地带，境内地形西高东低，西南向东北倾斜，境内多为低山深谷，重峦叠嶂，地形复杂，沟壑纵横。境内大部分地区低于海拔3000米，平均海拔为2800米左右，海拔最高处为3926米，最低处为2209米。在地质构造体系上，属于秦岭东西向构造中带中南部、地西高东低，中间高而南北低。
由于莲花山、厚星山、大石山和阿岗纳山和山体的隔离控制，又受到南、东、西面的洮河主流及其30余条支流的切割分离，使临潭地形变化相当复杂。总体上看，临潭地貌属于高原丘陵山地。具体分为三个区域，其一为莲花山、大石山山岭地区。该区位于莲花山以南，大石山至总寨乡东北，占据临潭县中北部大片地区，是甘南高原和黄土高原之间的过渡地带。该地区海拔多在2800～3580米左右，山岭相间的盆地，西北部多为天然牧场，东南部多开辟为耕地。其二为八角、冶力关低山丘陵区。该区位于莲花山以北，地貌上属于黄土高原的南缘带。地势三面高中间低，海拔为2500～3000米，以丘陵盆地为主。该区主要是被黄土覆盖，适于耕作，有大片农田，间有小片灌木林。其三为城关和新城丘陵山区。该区位于大石山、总寨以西的古战至店子，包括西北边被围于卓尼县境内两片插花地。该区占据临潭县西南大片地区，与甘南高原北边缘接近，以中低山地为主，大小不等的盆地呈东西不连续地分布于该区的中部。有城关、新城等较大的盆底滩地，也有亦子多、阿岗纳和下青泥河等处的高山。该区黄土覆盖比较广泛，但厚度比前面两个区域小。盆地及其相联结的部分都被辟为耕地。
由于特殊位置和地形，给当地气候造成了一定影响。鉴于临潭位于内陆中纬地带，寒冷、阴湿、四季不分明，春秋两季，其各地的总降水量为269.5毫米，占全年降水量的52%。降水量东北多西南少，旱涝频繁，具有长冬无夏，冬季长达9个月（严寒期90天），春秋相连、冬长冬冷而不寒、春季回暖慢、秋季降温快、冬干秋湿的高原气候特色。这给临潭地区生计形态带来很大的影响。虽然从自然地理上，临潭应该是农耕文化和畜牧业文化的过渡地带，而现在它是以农业为主。
该地区并非从来就是一个农牧兼营的地区，而是在一定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根据地形和气候，当地的农业耕作主要分为西部高寒阴湿青稞、豌豆、油菜区；中部冷凉半湿润青稞、小麦、蚕豆、油菜区；东南部冷湿半湿润粮、药、果、菜区和北部冷温湿润小麦、蚕豆、果菜区。由于气候因素，使这里农业的产量比较低。从各种作物的亩产量看来，1949年，各种作物的亩产都是比较低的，春小麦是48公斤，青稞是49公斤，洋芋是48.5公斤。其后，经过不断的技术改进，各类作物亩产也只有低程度的提高，1990年，春小麦的亩产达到了129公斤，青稞是114.4公斤，土豆是136公斤，豌豆是103.5公斤，油菜是55.2公斤。[1]尽管如此，这并没有改变临潭人生活的艰难。在调查时，很多人告诉我：“我们临潭不是地养人，而是人养地。”对此，本地清代名宿陈钟秀所做的《洮州竹枝词》，对临潭民生之艰难作出了形象的描述。
禾稼终年只一收，但逢秋旱始无忧；夕阳明灭腰镰影，半是男儿半女流。不出蚕丝不种棉，褐衣遮体自年年；冬寒夏暖何曾易，真个洮州是极边。[2]
如此艰难的生活，在当地习俗中也有所体现。一天，我和西道堂教生一起饮食尔麦里。吃完后，我将碗放下，可却见到身边有个人在舔碗。我本以为是个人习惯，可转眼看去好几个人都是如此。这要是我安徽的家乡，则会被当做没有家教。这是怎么回事呢？通过对当地人的询问，解释有两种：模仿圣行和节约粮食。两种解释都在于说明舔碗是一种美德。后来，临潭北庄门宦的小丁说：“以前，我们小时在家，亲戚请你吃饭，要是吃完饭你不舔碗，那会被认为是没有教养的。”(www.xing528.com)
因为农时短，且收成比较少。如果没有商业收入，那么就很难在经济上维持下去。鉴于农耕不能满足生活需要，临潭人一直十分重视和依赖商业。他们也认为自己是“重农善贾”的，挣得再多的钱，也依然很看重农业。陈钟秀的竹枝词中写道：
牛马喧腾百货饶，每旬交易不须招；酉阳市散人归去，流水荒烟剩板桥。[3]
这种风气应和其历史上的建制有密切关系，也是该地区过渡性地理特征影响所致。因为处在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农耕文化和畜牧文化的过渡带上，所以，两种文化和生计之间的交易和互动，势必要在这两个文化边缘上开展。在田野中，人们对我说：“我们临潭人，往往在农业收成完结的时候，就出门经商，有的人到藏区去收购冬虫夏草，有的人营销藏族的首饰。但不管挣了多少钱，一般都是带回到临潭来花掉。现在在西藏的拉萨就一个临潭人集中营商的地方，号称临潭街。”
如果回顾历史，就会发现当地的商业经济，并不是一种原生性的生计。而是在不同时期，由不同政权引导和参与的结果。宋金对峙之时，金朝占领洮州后，曾经三次在当地设立榷场，从而使其成为两个政权进行贸易的官方市场。后来，明政府先后在旧城和新城设立了茶马司，继承和健全了宋以来茶马贸易的组织和制度。洮州出产良马，藏民喜欢饮茶，明朝开国皇帝曾经和各部落藏族制订了定时、定额贸易规则，但贸易主要由政府直接和藏族头人开展。后因官方控制下的贸易量不够大，明弘治三年（1490年），政府开始允许私自贸易。此时，洮州卫模仿南京地区民间赶集的形式，推行了军营赶集的办法，在城南门外开辟了一个市场，十日一个大集，五日一个小集，以此带动了其他商品的流通，如服装、绸缎布匹、铁器、瓷器、粮食、食盐等生产、生活资料，都经旧城运往甘青川接壤一带的藏区，而藏区的畜产品如皮张、毛、乳酪以及木材、中药材之类，又源源不断运往内地，旧城遂成为商贾云集、商品堆积如山的商贸口岸。随着贸易的繁盛，邻近的各个卫所也想来参加贸易。于是，明成祖于永乐十三年（1415年）下令给洮州卫都指挥使曰：“今天下太平，四海一家，各地商旅来往者听从其便，今陇各卫番人来洮，买卖交易，亦听其便。彼此不允许生事。”[4]
由此可见，明代的洮州卫，基本上成为了汉人和诸番的交易中心。同时，临潭的商业开始从政府间交易向民间化的转化，即民间贸易开始成为当地传统的生计手段了。这种特有的生计形式，对临潭人经济活动的趋向留下了直接影响。在下文中，我们就会看到，西道堂就是在这块贫瘠的丘陵山地上，依靠集体的力量，通过和藏区在经济上的贸易获得巨大的成就。这种与其说是西道堂人自己另辟蹊径，不如说是对传统生计的一种继承和发扬。
民国时期，旧城商业最为鼎盛，甚至一度可与河州（今临夏）平分秋色。当地有句老话叫：“河州有个马安良，洮州有个万盛王”，意思是河州马安良兵权大，洮州万盛王银钱多。万盛王是清末旧城最大的一家商号万盛西，在当地及岷县、成都、咸阳等地还开设了万盛当、万盛恒、万盛昌、万盛通、万盛渊、万盛成、万盛永等字号，相传有两万两银子的家财，故有如此称誉。
除本地商户外，更有不少外省客商，有京帮、陕帮、豫帮、鄂帮等，年输入物资约100万银元之巨，输出物资110万银元，以今日货币计算，年“进出口额”达上千万元。当地商户中，有80%活跃于甘青川草原地带，他们在牧区都和藏族“主人家”，诚实相待，亲如一家，为经商提供了便利条件。回族中，西道堂经营最善，当时拥有驮牛1700头，马200匹，骆驼60峰，流动资金达数十万银元，除在旧城坐地经商外，在成都、松潘、兰州、西安、张家口、北京、天津、上海、内蒙古等地均设有商行，可谓“生意兴隆达三江”。
这里，应该注意的是，临潭人注重经商，除了因为农业生产水平低之外，也可以说是由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决定的。因为该地区西通藏族、南接巴蜀，西北可以联结河西走廊。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在商业交通上成为了商人走南闯北、东进西出的必经关隘。再加上隋唐以来，中原王朝对茶马贸易的重视，经商传统就这么传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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