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既往研究得失
尽管本书的讨论，不在于对既往研究做出综合，但我始终没有忽视众多学者在积累材料和分析上奠定的基础。既往研究成果在数量上相对比较多，但由于研究者的水平不一，也由于大家在使用材料上的重复性，以至于貌似众多的研究成果，其实真正看起来，并非那么繁荣。再者，鉴于本书研究的思路，不是从既往研究中抽绎出来的，如果做出详细研究综述，恐怕很难集中关注本书期望讨论的问题。但必要的是，对既往研究的方法，做出概述性回顾，不仅足以澄清研究进展的状况，考量其中的得失，对本书研究则具有比较重要的参考价值。
从总体上看，既往的研究者主要是两类人：一是西道堂群体内部的人，他们是对自身历史和社会实践进行“撰写”和“表述”的文化主体；二是西道堂外部的各族学者，他们是将西道堂作为客体的“他者”来研究。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他们的研究大多属于历史研究，主要有四种类型。一是重新建构更加丰富细致的西道堂历史，总结其历史特征。二是考察其社会实践的思想源流，强调它是中国本土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结合的产物。三是对其宗教实践的适应性作出分析和评价。四是关注历任教长的生命史及其思想和实践，以及其在西道堂历史发展中的地位。由于研究者来源不同，在部分史实和观点上显然会出现分歧和争论。但分歧似乎没有共识多。在众多学者的论述中，明显可以看出，大家基本上有一个共识，即西道堂是中国伊斯兰教三大教派之一，它主要依托于中国本土文化产生。[4]同时，在中国伊斯兰教各个教派中，这个教派是最有适应力的。甚至，有的学者提出“西道堂模式”的概念，以此来肯定西道堂宗教实践的现实价值。[5]
面对众多成果的呈现，高占福反思性地指出：(www.xing528.com)
西道堂研究已经取得了令人称道的成绩，但冷静地思考，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至今为止，还没有一部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全面论述西道堂的历史与现状的专著，对刘智宗教思想何以对西道堂产生影响的深层次原因，大家庭生活制度的社会意义与时代背景、西道堂适应社会发展的实践对中国穆斯林社会的作用、西道堂重视经济与教育发展的现实意义等方面重视不够，研究水平也不高，甚至很少涉及。对西道堂的调研也多是浅层次的，或走马观花，或以点带面，或借题发挥，或游离于主题，华丽的文字包裹着苍白的内容，西道堂研究中的种种不利现象，都是今后研究中必须注意克服的。走进西道堂，走近西道堂的教生，走进西道堂现在和将来的生活轨迹，是西道堂研究更上一层楼的必经之路。[6]
该评价确实比较中肯，但对既往研究中存在的方法反思不够。笔者认为，首先，既往研究很少关注外部世界大背景对西道堂的影响，很少将西道堂放在西北社会历史地方性背景下来考察，一般只是满足于考察西道堂本身的基本事实，并作历史编年式的罗列。同时，既往研究也忽视了它和周围环境的互动及其影响。因此，研究必然是片面的、孤立的、静态的，而不是整体的、互动的、动态的。这必然造成对其自身历史发展难以获得真正的、深入的理解。其次，既往研究对西道堂历史一般都没有给出理解性的解释，而将其抽象为一种社会价值、一种社会行动典范。这不仅没有办法从历史中来理解它，也没有办法从现实中来理解它。第三，既往研究更多关注西道堂发展中的历史成就，强调它对社会或社会主义制度的适应性，肯定其宗教实践的现实价值，致使研究缺乏一定学理性。第四，既往的田野工作者特别关注其经济和教育的发展，只有少数人关注日常生活层面，且并不全面。这种研究更没有注意个体生活的层面。第五，既往研究始终没有回答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即西道堂究竟依靠什么，是如何延续集体凝聚力和集体认同的。由于多数研究往往只是整理零零碎碎的材料，进行分类书写，很少有人将其作为一个具有历史连续性的群体来研究，对于其如何在历史中延续的问题，缺乏理论性探讨。这必然导致解释的贫乏和单调，但也使大家对西道堂的认识和理解难以深入。
而对于这个问题的关注和讨论，恰恰是本书研究的起点，我们认为如果能通过历史和现实的关联，来理解西道堂集体认同的产生和维系的话，那么，不仅可以理解其集体认同，也许会对理解中国西北回族社会中伊斯兰教和回族的认同，都能提供有益的帮助。在既往研究中，有人认为它是中国伊斯兰教中三大教派之一，[7]有的人认为它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教派。[8]似乎也可以将其视为一个宗教社团，或者一个经济团体。[9]而本书将它视为一个具有族群性的社会组织来进行研究，在其建立的同时，它的集体认同也随之得以初步建构，后来随着环境和形势的变化，其集体认同也在历史中维系、转换和发展。为了进一步理解这些问题，我们力图将当前人类学研究的认同研究理论引入到研究中来，作出尝试性的解释，并期望以此深化对西道堂的认识，以及对西北回族社会内部差异性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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