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道堂：西北回族社会内部差异性初探

（一）选题及其目的

本书所有论述是围绕西道堂在历史和现实中的实践而展开的。近年来，对于它的研究是中国伊斯兰教研究中一个备受关注的热点。西道堂的建立始自甘肃临潭回民马启西1890年开设的“金星堂”。其后追随者不断增加，逐渐成长为中国西北回族社会中一个“教派性”的群体。从人数上看，它的规模不大，^[1]但在宗教理念和实践上的独特性，它却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而令学者颇感兴趣的有三个方面：首先，其创始人不是阿訇出身，而是科举秀才出身。其次，在宣讲伊斯兰教教义上，其创始人主张用汉语经典译著来讲解。再次，在历史上，它的教生曾经集中起来，过供给制式的集体生活，一直延续到1958年。在既往研究中，这种形式，曾经被视为是“新社会的模型”，这在中国伊斯兰教史上，也是令人耳目一新的创举。然而，该集体的建立和发展，曾经一再遭到来自社会各种力量的排斥，但作为一个宗教群体，它并没有消失在多重压力中，而依然保持一如既往的活力。

我最初选择研究西道堂，并非仅仅被其特点吸引，而是和自己的兴趣有关。1994年以来，我的研究方向主要是回族历史和文化。在研习中我感到，由于中国社会中地方性差异的大背景，以及回族自身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格局，不仅造成了回族内部的显著差异性，^[2]同时，还造成了回族内部的隔阂。这种情形经常会出现在关于回族历史和文化的学术讨论会上。于是，回族内部的差异性，一直是我比较感兴趣的话题。而要理解回族内部的差异性，就必须有对中国各地区回族的田野经验，以此来认识不同地区的回族如何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展现他们的认同。选择研究西道堂之目的，是为了对理解西北回族社会内部差异性，作一个初步的尝试。

过去，我接触的回族人多是来自中国东南、华东、华中和华北等杂散居地区的，很少接近西北回族，也没有深入过西北回族社会。对于西北回族社会的了解，一般都是从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和一些文学作品中间接获得的。而印象较深的是，西北回族社会是教派众多和关系复杂的社会。要理解西北回族社会，必然不能忽视教派研究。如果鲁莽地跨越了这个领域，那么对中国境内回族认同的多元性，就无法获得深层次的理解。

关于回族社会中的教派，既往的研究一般都以“历史的重建”为主，部分学者认为他们在展现“真实的过去”，但对于这些“过去”应该如何解释，却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重视。不仅如此，就连最起码的一个问题——西北回族社会中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教派？——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解释。结果对理解西北回族内部的差异性，也没有提供有益的借鉴。就目前状况看，教派研究被认为是十分复杂和敏感的。甚至有人警告我，这可能是出力不讨好的工作，结果导致研究趋于表面化，非理论化，致使大家对西北回族社会中教派的产生和延续，只能得到模糊和肤浅的认识，也使我们对教派格局，回族内部差异性的理解难以深入。

基于此，一直以来，我希望自己能够深入到中国西北地区回族社会中，用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参与当地人的生活，观察他们的日常生活。而选择研究西道堂，则是缘自1996年“全国第九次回族史讨论会”在郑州召开时的一次偶然的邂逅。记忆中，参加这种讨论会的人一般多是来自学术界和政府部门，很少有宗教界的人士。但这次我遇到了西道堂现任教长敏生光先生，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来自西北回族中的宗教界代表人士。在这次会议中，我收到很多关于西道堂的历史材料。这是敏教长及其随员带给会务组，散发给大家的。这些材料的整理和编辑，均是西道堂人自己的努力。在一次会务休息期间，我在会议室的门口，尊敬地向他老人家道了一声“色俩目！”他微笑着回一句问候，紧紧握住我伸出的手，很客气地说：“欢迎你们年轻的回族学者有机会到我们西道堂看看！”这句简短的问候，虽然没有让敏教长记住我，却使我对西道堂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会议结束后，我就开始搜寻关于西道堂研究的材料，在阅读中，对西道堂有了初步了解。(www.xing528.com)

田野工作开展前，我一直希望能和西道堂人建立联系。幸运的是，2003年秋天，我结识了西道堂青年小敏，在两次调查工作的联系和安排上，小敏及其家人都以极大的热情，为我进入田野开展调查，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同时，我也得到来自西道堂发祥地——临潭城关的回族青年学者小丁的无私帮助。就宗教身份而言，他不是西道堂人，而属于另一个门宦。小丁带领我拜见来北京开会的敏教长，向他介绍了我的身份，着重说明了我的目的。敏教长表示可以给予协助，还提及了很多到西道堂研究的学者，都受到了西道堂的热情款待。在两次下田野前，小敏帮助我联系了敏教长的长子敏承喜——兰州西道堂管委会负责人。我分别于2003年10月25～11月15和2004年6月25日～7月25日先后到甘肃省临潭县，对西道堂进行了两次将近50天的调查。

每次在兰州下火车，都是敏承喜亲自接待的。第一次，由于敏教长比较繁忙，不敢叨扰，于是在敏承喜的安排下，前往临潭。他安排了敏生元先生作为我的向导，陪同我一起到达临潭县城关，随即受到临潭西道堂管委会的马忠维先生和韩清一先生的接待。在他们的帮助下，我对城关西道堂故地教生^[3]的家庭进行了户访，观察和参与了西大寺斋月的宗教活动，参加了西道堂教生家中纪念亡人的仪式等。另外，我还走访了临潭县境内，西道堂教生比较集中的卓洛、太平寨、尕路田和油坊等地，并就当地西道堂人的来源和生活做了调查。第二次调查，我主要是发掘日常生活中族群认同的表达和区分。因为时逢西道堂创始人马启西90周年的忌日，西道堂人举行了历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纪念活动，这是令我极为兴奋的，也给我考察西道堂人集体意识和认同的表达，提供了一个极为难得的机会。所以，对于这个仪式全过程的观察和访谈，则是这次调查的主要收获之一。

在田野中，我没有像以前诸多研究者那样，侧重发掘“记忆中的历史”，而是更加关注日常生活中集体意识、教派之间的区分和互动。对宗教群体研究的田野工作，只靠提问和应答很难完成。因此，我更加注重参与、观察和交流。在田野中，我和西道堂教生一起封斋，一起在海乙寺中礼拜，一起上拱北，一起游坟，一起参加家庭纪念亡人的尔麦里，也亲历了西道堂最为重视的大型尔麦里。通过和不同成员的交流，使我对它的认识由浅入深。在关注群体内部的同时，我也对当地其他门宦的人和清真寺作了访谈，以探求他们彼此间在宗教和生活实践上的区分和差异。

而且，在对临潭地方性历史和现状有了充分理解和把握后，我对西道堂的认识也就逐渐明晰，对它的理解愈加深入。当自己的田野工作记录和既往研究相互对话时，西北回族社会中内部差异性也逐渐变得可以理解和解释了，而这也是本书撰写的主要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