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思想的密林里：学在民间，道在山林

14.学在民间，道在山林

很多人都知道钱?书先生笔下的这句名言:“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从这句话着眼，再联想到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有必要重提一个已经中断了的古老传统:学在民间，道在山林。

先看“学在民间”。我以为，这四个字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从历史经验上看，真正的学问，特别是原创性的思想与学术，都是在民间萌生的。先秦时期，那些提出了原创性见解的各家巨子，尤其是在他们阐述其思想的时候，都在民间。譬如老子，“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去，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根据《史记》中的这段记载，我们可以说，《老子》是它的作者自我放逐、走向民间甚至走出社会的产物。至于“其学无所不窥”的庄子，则明确表示，“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其固守民间的姿态更是自不待言。即使是“用世之心”较为急迫的孔子，为我们留下的大量“子曰”，基本上也是他与弟子们闲谈的产物。这就是说，在所谓的华夏文明的“轴心时期”产生的原典，基本上都是那个时代的民间“素心人”商量培养的结果。再往后看，河汾讲学的王通、闽北著书的朱熹、黔中悟道的王阳明等等，无不是在河畔山林的民间环境中建构起他们的“一家之言”的。不仅“国学”的源头在民间，异域传来的“西学”，同样遵循着这样一个民间萌发、民间生长的规律。譬如，苏格拉底的言行、柏拉图的学园都是民间性质的;依靠磨镜片为生的斯宾诺莎，卖掉议长职位的孟德斯鸠，终身隐居于小城哥尼斯堡的康德等等，都曾以不同的方式保持着民间的姿态。至于“千年伟人”马克思，其终生坚守的民间立场，就更不用说了。

另一方面，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真正的学问，特别是原创性的思想文化，只能出自民间，甚至是“荒江野老屋中”，而不大可能来自热闹的庙堂或市场。我相信在庙堂之上，也有很多见识出众的人物，但是，他们既然身处“庙堂之高”，就会身不由己地专注于庙堂之事。什么是“庙堂之事”?说得直白一点，就是诸如稳定局面、平衡利益、压制异己、扩张势力之类。在实际政治中，这些事务中的任何一项，都很急迫，如果不能及时应对，就可能遭受灭顶之灾。而且，更麻烦的是，这些“庙堂事务”永远都不可能彻底“做完”。在这个过程中，参与者的“治术”、“权术”之类的“技术性知识”，将会得到相应的磨炼。但是，“寻根问底”之学，原创性的思想，却难以萌生，更难以成长。司马迁所谓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目标，更不可能得到实现。如果说，在庙堂这个场域中，参与者追求的目标是“政治权力”的话，那么，在市场这个场域中，参与者追求的目标就是“经济利益”。在经济活动中，人们关心的是物质利益，学问算什么呢?相反，只有那些身在民间的“素心人”，由于他们没有急迫的政务和商务，既无须防范他人，更不值得他人防范，也不用考虑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比例关系，因而可以从容地探索一些根本性的问题。譬如，人是什么?神是什么?心是什么?理是什么?世界是什么?时间是什么?语言是什么?诸如此类的疑问，才有可能得到根本性的解说。真正的学问，就是在这种远离现实功利的“商量培养”中获得的。如果说，一个民间的“素心人”在政务与商务活动中难免会显得很笨拙，那么，你又怎能指望一个追求“权”与“利”的人“培养”出真正的学问呢?

可见，无论是着眼于历史经验还是知识生产的因果关系，“学在民间”作为一个传统，既是一种事实，也是一种必然。根据这个道理，我们就可以对当前的一些现象作出某些解释。

譬如，我们都知道，20世纪对于中国文化来说，是一个剧烈变化的时期，中国传统文化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并没有产生像春秋战国时代那样的“诸子”;虽然也涌现了不少的时代“弄潮儿”，但却没有培养出原创性的中国思想和中国文化。时至今日，从根本上看，中国人在思想和文化上依然缺乏足够的自信，依然没有我们自己独创的价值体系、思想基础与文化逻辑。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例如，思想巨子的出现也许还需要一个过程，等等)，但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我认为就是“学不在民间”，或“民间之学”的缺失。

五四运动期间，少数先知先觉的中国人引进了民主与科学这样一些新的思想基因。但是，这场本来具有一定民间性质的思想文化运动刚刚萌生，就迅速转化成为一场政治活动，五四领袖们也从一些颇具民间倾向的思想者，很快就变成了政治活动家。从那以后，在“民间之学”日渐式微的同时，“官方之学”以官办大学的形式，得到了体制性的支持。在1949年以前，中国的大学(特别是较有影响的大学)多为国立大学。一些教会主办的大学倒是具有相对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但是，这些学校的使命都是来自异域的主办者确定的，一般来说，不大可能成为原创性的中国学问的摇篮。1949年以后，不仅中国(内地)的大学全部转为国有机构，而且，所有的人都被纳入了国家管理的领域。国家政治覆盖了所有的空间，传统的“学在民间”自然也就无从谈起。

然而，问题在于，如果“学不在民间”，如果“学只在官方”，那就必然要求所有的学人都像政治家那样考虑问题，或者主要考虑政治家关心的问题。当学人都变成了“机心”浓厚的政治人之后，当所有的学人——无论贤愚不肖，都把目光聚焦于现实政治之后，谁又来致力于根本性的思想创造与文化重建呢?谁又来阐述具有原创性的“中国学问”呢?

到了20世纪末期，中国社会逐渐走出了那个泛政治化的时代，一些富于创造性与使命感的学者似乎可以相对自主地“为天地立心”了。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商业化的大潮又铺天盖地而来，几乎席卷了整个学术领域。从此，商业的逻辑与政治的逻辑联起手来，共同宰制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知识生产过程(包括思想创造与文化传承)。一个学术从业者，如果你尊重政治的逻辑，你就会得到政治上的回报(譬如，授予你“政府奖”);如果你尊重商业的逻辑，你就会得到经济上的回报(譬如，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五篇论文，给你5000元的奖励)。政治的逻辑要求你为政治目标服务，商业的逻辑要求你为科研任务效劳。当前，在正式的学术评价体系中，主要就是这两个指标。尤其是后一个指标，在戕害了学者的创造性的同时，还催生了大量的学术垃圾和学术腐败。据我多年来的观察，对于当代中国学术领域内的大部分甚至绝大部分从业者来说，很难逃脱这两种逻辑的束缚。

也许有人会质疑:学者们就不能超脱一些吗?就不能拒绝理会那一套正式的评价体系吗?就不能“不为五斗米折腰”吗?对此，我的回答是:对于绝大多数凡夫俗子来说，做不到。因为，对于绝大多数学术从业者来说，如果他们完全不理会正式的评价体系(政治化的，商业化的)，他们将在学术体制中自我边缘化，一些人甚至会被淘汰出去，甚至会面临生存的危机。“悠闲出智慧”，一个学者如果有生存上的危机，他还会悠闲地、从容地“继往圣之绝学”吗?

一个学者确实可以自动走出官方的学术体制，但是，就像“娜拉出走以后”一样，一个走出了官方学术体制的学者并不意味着走进了“民间之学”，也不等于“学在民间”传统的恢复。记得数年前，有媒体曾经报道，当代中国也有零星的“民间之学”，也有零星的“民间学者”。但是，他们的处境极其艰难:缺乏起码的物质保障。由于没有学术机构作为支撑，他们的研究成果难以得到社会的认同。事易时移，在当前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有谁还能像三松堂主人那样安慰自己:“吾其为王船山矣?”

在体制之外，有三五个学者，并不等于“学在民间”。本文呼唤的“学在民间”，是指有一个尊重“民间之学”的社会背景和制度环境。自从春秋战国时代以降，我们有这样的社会背景和制度环境，只是到了20世纪，我们才把这个社会背景和制度环境丢失了。现在，如果我们不把“学在民间”的传统找回来，如果我们没有这样一个整体性的背景和制度，如果我们只承认“官方之学”，那么，必然会形成这样的社会风气:谁的政治地位越高，谁掌握的真理就越多;谁的财富越多，谁就是越有智慧的人。在这样的流风之下，严肃的思想创造不仅不合时宜，而且难有萌生的机会。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以为当代中国的思想文化重建，当代汉语思想与汉语学术的一个发展方向，就在于拓展“民间之学”，就在于恢复“学在民间”这个传统。在当代，如果说官方之学旨在支持官方的目标，那么，“学在民间”就是在官方评价体系之外的一种文化创新、思想融会活动。构建、拓展一个“民间”的学术环境，实际上就是把一些学者从政治逻辑与市场逻辑的双重束缚中释放出来，既不需要把某个当下的政治目标作为思考的出发点，也不需要为完成“科研任务”而生产泡沫性的“学术成果”。通过“民间之学”的展开，通过“民间之学”与“官方之学”的碰撞，我相信将有助于扭转当前中国思想文化衰微的状况。

如果说，在孔子时代，“杏坛”可以作为“学在民间”的一个象征;在王通时代，“河汾”可以作为“学在民间”的一个隐喻;在朱陆时代，“鹅湖”可以作为“学在民间”的一个符号，那么，当代中国的民间之学在哪里?我的回答是:一方面是网络代表的言论空间;另一方面，在互联网络之外，民间学术团体、民间学术刊物的建立，都可以为“学在民间”提供实质性的支撑。(www.xing528.com)

以上我们讨论了“学在民间”。但是，“学在民间”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物，与“学在民间”互为因果的还有“道在山林”。只要说起“学在民间”，很多人总会联想起“道在山林”。事实上，“道在山林”与“学在民间”是融为一体的，是同一个事物、同一种现象的不同侧面。不过，正是因为两者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我们有必要在“学在民间”之后，接着讨论“道在山林”。

从字面上说，“道在山林”可以理解为“在山林中问道”。有一些经典性的人物和场景，可以帮助我们直观地理解“道在山林”的含义。譬如，上文提到的朱熹，在闽北山间“近思而切问”，成就了中国中古时期的思想高峰。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在不为世人所知的山野之间，写下了那么多振聋发聩的思想著作，成就了一个里程碑式的思想家。朱熹、王夫之的问道方式，可以视为“道在山林”的象征。

到了现当代，在主流学术思想界，几乎没有人再去山林间问道了。原因很简单，思想中心、学术高地已经转移到与山林相对应的大都市，而且越是中心城市，就越是问道的好地方。在这种语境之下，“道在山林”仿佛是一个传说，又仿佛“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张爱玲语)。虽然也有极个别的学者希望回归“道在山林”的传统——譬如蒋庆，就在贵州省修文县龙场镇兴建了“阳明精舍”，试图重现“道在山林”的旧时光景。但是，我们都清楚，这种举动的象征意义、符号意义显然远远超过了它的实质意义。

在传统中国，为什么“道在山林”?在当代中国，为什么“道在闹市”?道的家园、问道的方向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剧烈的转变?对于这样一个颇有意义的思想史问题，不妨略作分析。

在古代，“道在山林”既是一种普遍性的共识，也是一种事实性的存在。有识之士，总是先在山林间问道，然后再去朝廷上、战场上立功。譬如诸葛亮，就是先在隆中的山林里得道，然后再出山立下盖世功勋。诸葛亮的经历表明，一个人的“出山”，总是以他曾经“在山”作为前提的。如果他希望在出山之后能够有所作为，一个必备的前提条件是:他曾经问道于山林之间。因此，问道于山林，是一条具有普遍性的成才成功、立己立人之路。

“问道山林”之所以可行，源于一个基本的方法论:“道法自然”。这个经典性的论断，已经指示了问道的方向和途径，那就是:格物致知。格物是“格”自然之“物”，致知是“致”人世之“知”。“道法自然”、“格物致知”意味着，通过对天地之间的自然现象进行观察、体悟、抽象、提炼，特别是通过对于自然规律的把握，就可以找到“道”——安顿人间秩序的方法与规则。中国早期的思想史也可以证明这一点。譬如，古代思想家对于昼夜交替之类的自然现象的观察，发现了形而上的阴阳观念;通过对若干自然元素的解读与选择，发现了形而上的五行观念。以阴阳、五行为代表的中国思想范畴，就来源于自然界的启示，就是“道法自然”、“格物致知”的结果。

如果把“道法自然”视为方法论，那么，“天人合一”就是本体论。正是因为天人之间可以相互沟通、天人之间可以相互感应，“人之道”才可能效仿“天之道”。现代学者所讲的“自然人化”、“人自然化”，其实就是“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另一种表达。无论是“自然化的人”还是“人化的自然”，其实都是关于人与自然的本体论，这样的本体论，为“道在山林”背后的“道法自然”提供了更加本源性的思想基础。

由此，我们发现，“道在山林”在传统中国长盛不衰，源于根深蒂固的“道法自然”(方法论)与“天人合一”(本体论)。

然而，到了现代中国，“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造成了思想格局的剧变:第一，“道法自然”已经变成了“征服自然”。从此，自然不再是效仿、尊崇的对象。第二，“天人合一”已经变成了“人定胜天”。天人已经两分，天人关系已经破裂，已经彼此疏远。第三，“天理”曾经占据的神圣地位，已经被大写的“人欲”所取代。以前的“存天理，灭人欲”，已经颠倒过来，变成了“存人欲，灭天理”——在现代性的政治哲学、法哲学中，“人欲”已经被改写为神圣的“自由、权利”。第四，“王法体现天理”的基本信条，早已换成了“国法体现统治者的意志”或“国法体现主权者的意志”。法律不需要服从天理，法律只需要体现统治者或主权者的意志就可以了。按照诸如此类的现代性理论，“山林”已经不再是“道”的承载者，而是人类生产经营活动的对象或场所;“山林”不再是问道的圣地，而是有待于规划开发、有待于合理利用的森林资源、土地资源。总之，“山林”作为思想家园的意义，已经全面丧失。

形而上的“山林”转变成为形而下的“山林”，表明文明秩序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型。“道在山林”意味着:自然法则、天理、天道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它们为人间秩序提供了一个外在的、终级的正当性依据。这样的正当性依据，中国称之为“天道”，西方称之为“上帝”(中世纪)或“自然法”(近代)。但是，随着上帝的死亡、现代性的展开，随着人的理性被庄重地加冕之后，为人间秩序提供正当性依据的“天道”被弃之如敝屣。在西方，“实体自然法”已经变成了“程序自然法”;在中国，“天理”、“天道”早已在文明秩序中退场。“天道”为什么退场?原因就在于，人的理性可以为人间秩序提供足够的正当性依据。在各种外在的“奇理斯码”全部“脱魅”的情况下，人的理性上升成为新的“奇理斯码”，成为被崇拜的圣物。“天理脱魅，理性入魅”，人们从崇拜“天理”、“天道”开始转而崇拜人自身的理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有某种“道”需要探寻的话，那么，这种“道”已经不在山林，它依附于人的理性。简而言之，“道在理性”。

因为每个人都有理性，那么，谁的理性承载着更高的“道”呢?一个未经省察的共识性的回答是:人群中的强者。因为，强者是在竞争中产生的;强者之所以成为强者，之所以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就是因为强者比别人具有更多的理性、更高的“道”;强者之所以成为强者，就是因为强者是“道”或“理性”的承载者。换言之，在物竞天择、适者(强者)生存的进化论的解释框架下，只有强者之道，才是值得探索之道，才是“正道”或“至道”。因此，强者在哪里，哪里就是思想的中心，哪里就是“道之所在”。按照这样的逻辑，倘若要在全国范围内问道，最好的去处是京城，因为那里是全国政治、经济、军事、权力的中心，也是“道之所在”;倘若要在全球范围内问道，当前最好的去处是美国，因为那里是全球政治、经济、军事、权力的中心，更是“道之所在”。按照这种“强权即真理”的逻辑，真理系于强权，道也在强权。

在传统中国，道在山林，那是“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产物。在现代世界，道不在山林，道在强权，这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