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与艺术的对峙：深入法律思想的密林

6.再论法律与艺术的对峙

我的《法律与艺术的对峙》被端上“法学家茶座”(第九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之后，厦门大学教授李琦先生以《法律:对人的理性有限性的理性克服——与喻中君商榷》(载《法学家茶座》第十一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为题，惠予评论，感谢之余，特撰此文，再求教于李琦先生并诸位茶客。

在李琦先生看来，理性之外或理性不及的领域，不宜笼统地称为“反理性”，而是可以划分为“反理性”与“非理性”两大部分。譬如，暴力、吸毒、强奸、嫖娼之类，就属于“反理性”;至于宗教信仰、志怪传奇、神话故事、狂欢活动之类，则属于“非理性”。其中，“反理性”的行为都是应予否定的恶行;与之不同的是，“非理性”的行为“在价值判断上未必是否定性的，甚至是人类必须加以肯定的”;“艺术是非理性的，而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界定的)反理性，艺术可以怪诞(非理性)，却不能表达暴力、色情(反理性)”。

按照李琦先生的这种划分，艺术所对应的“非理性”，依然在理性之外，就像暴力所对应的“反理性”处于理性之外一样。即使这样，艺术与暴力依然处于理性之外或理性所不及的地方。表达理性的法律既处在艺术的彼岸，也处于暴力的彼岸，既与艺术对峙，也与暴力对峙。换言之，即使按照李琦先生的逻辑，“法律与艺术的对峙”也是可以成立的，因为，法律代表理性，艺术代表非理性，两者始终在一条泾渭分明的界线两侧相互对峙。

至于李琦先生着意强调的“反理性”与“非理性”的差异，倘若要从语义上细加考究，肯定是存在的。譬如，在英文中，作为前缀的“反”经常用“anti”表示，但作为前缀的“非”，则主要由“non”表示;在逻辑上，“反”与“非”分别表达的逻辑关系也是有区别的;在现代汉语中，“反革命”似乎直接站在了“革命”的对立面，是在积极地“反对革命”，至于“非革命”——如果这个词组能够成立的话，也许可以表达“旁观”、“消极”的态度……

然而，“反”与“非”之间的差异是一回事，“反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差异则是另一回事，尤其是，能否在“反理性”与“非理性”之间划出一条非此即彼的实质性界限，笔者则心存疑虑。因为，无论是“反理性”还是“非理性”，其实都是对理性的背离，都处于理性的彼岸，都有“不赞同理性”的意思。某个主体的“非理性”想法，只要表现出来，也许就具有“反理性”的外形。

其实，拙稿《法律与艺术的对峙》，原是一篇读书笔记，是对陈炎的《反理性思潮的反思》一书的延伸。在陈著中，作为两种并行的思潮，理性的对立面就是反理性。如果说，康德、黑格尔是理性思潮的代表性人物，那么，叔本华、尼采就是反理性思潮的代表性人物。在思想史上，将理性思潮与反理性思潮并举，大概是可以成立的。至于完全独立于“反理性”之外的“非理性”，完全与“反理性”无关的“非理性”，我不知道它能否称得上是一种思潮。倘若回答是肯定的，那么，我更不知道谁是它的代表性人物，也不知道他们的代表性著作有哪些。(www.xing528.com)

李琦先生还将“反理性”与“非理性”分别对应于“恶行”与“善行”，对于这种论断，笔者更不敢苟同。譬如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屠杀，当然可以称之为“反理性”的行为。但是，称之为“非理性”或“失去理性”的行为，似乎并无不妥，这就意味着，“反理性”与“非理性”都可以指向暴力犯罪。再譬如，《金瓶梅》、《九尾龟》、《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之类的著作，既可以说是“反理性”的色情作品，但是，也可以视为“非理性”的艺术作品。这就表明，“反理性”与“非理性”的差异并不能完全对应于“色情”与“艺术”的差异。这两个方面的事例说明，“反理性”与“非理性”也许有一些语义上的细微差异，但把两者的差异提升到“恶”与“善”之间的对立，似乎还比较生硬，似乎还需要交代更多的环节才能令人信服。

事实上，从李琦先生大作的标题即可看出，李琦先生的基本观点是:人的理性是有缺陷的，法律就是以理性的方式或手段克服这种“理性方面的缺陷”——这种观点，恰好是笔者在“对峙”一文中试图表达的一个核心观点:法律对应于理性。针对笔者试图表达的另一个核心观点:艺术对应于反理性，李琦先生从“反理性”与“非理性”的区别着眼，提出了异议:艺术对应于非理性，暴力对应于反理性，对于这样的“商榷”，上文已经作出了初步的回应。在此基础之上，本文还想以理性作为尺度，从正面立论的角度，就法律与艺术的关系，作出以下两个方面的再考察。

一方面，从人的属性来看，任何人都同时具有两重性质:群体属性与个体属性。任何人都必须生活在某个群体之中，任何人都对他人具有一定的依赖性，这就是人的群体属性。这种群体属性，是法律产生的根源。因为，只有通过法律，才可能调整群体内部的相互关系，才可能规定每个人在群体中的适当位置。试想，一个群体中如果没有法律来规范每个人的行为及其相互关系，这个群体必将陷于混乱、解体，甚至不能生存下去。荒岛上的鲁滨孙迫于无奈，不得不离群独居，最后都还是与“星期五”结成了一个小小的“群体”。即使在这个“二人组成”的小群体中，也离不开法律，因为，只有通过某种法律规则，才能调整鲁滨孙与“星期五”之间的相互关系。然而，任何人除了群体属性，还必然具有个体属性，即任何人都是个体的人。个体的人意味着，每个人都是独立的。正如天底下找不到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天底下也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人类个体。正是这种个体的独特性，甚至是“独一无二”性，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原因很简单:“我的想法”与“你的想法”绝不可能完全一致，他人总是让自己失望，“他人就是地狱”，“群体就是牢房”。正是人的这种个体独特性，导致了形形色色的“冲破枷锁”。在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中，是娜拉的出走;在巴金的《家》里，是“三少爷觉慧”的出走，诸如此类的文学意象，其实都表达了个体试图走出群体的强烈愿望。在这种愿望与冲动的背后，其实就是人的个体属性。然而，正是娜拉的出走、觉慧的出走，构成了东西方文学艺术的经典画面。记得鲁迅曾经专门发表演讲，谈“娜拉走后怎样”。迅翁的意思是:生活很现实，也很残酷，“出走”代表觉醒，当然很好，但有一个条件，“她还须更富有，提包里有准备，直白地说，就是要有钱。”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迅翁的着眼点与易卜生的着眼点完全是相反的:易卜生关注的焦点，在于个体只想挣脱群体、不顾其他的强烈冲动，凸显的是人的个体属性;迅翁关注的焦点，在于群体生活的相互关联性，个体依赖于他人的现实性。如果说，易卜生笔下的“出走”，是一种“反理性”的艺术行为，那么，迅翁对“走后怎样”的忧虑，则是一种现实而理性的考量。这种理性精神，与法律关注的利害得失、世俗性、功利性，完全是相通的。

另一方面，从人的需要来看，任何人都有双重需要:理性的需要与反理性的需要。其中，理性的需要主要表现为节制、克制、循规蹈矩，通过这些方式，主要在于确立人类生活所必需的秩序、稳定、可预期。反理性的需要主要表现为任意、放纵、随心所欲，通过这些方式，主要在于满足人类生活所期盼的自由、好奇、逍遥感。人的这两重需要，几乎贯穿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始终。以中国历史为例，儒家伦理与道家精神的长期并存，就是这种现象的直观体现。儒家伦理倡导的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强调的是三纲五常，要求人们“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些准则，无不要求人们对自己的行为加以节制与克制，要求人们尽可能地循规蹈矩。在一个农耕社会里，如果要建立起有序的社会生活，就必须理性地遵循这些规则。然而，这些理性的规则尽管意义重大，却无法满足人类生活的另一重需要:各种形式的感观享受，不同层次的心灵陶醉，无拘无束的自我实现。这些需要，主要是由道家精神来表达的。所谓道家精神，在一些学者笔下，又被称为庄学精神，亦可以说是中国传统的艺术精神。它的精神实质就是逍遥自在，追求心灵的自由。书法艺术中的行书草书，绘画艺术中的山水花鸟，乃至于弹琴、舞剑、弈棋、吟诗，无不是为了满足人们心游万仞的志趣与追求。所谓“越名教而任自然”的魏晋人物，正是道家精神的身体力行者;所谓“逢佛杀佛，遇祖杀祖”的禅宗境界，也不过是道家精神的转化形态罢了。正是在道家的世界里，我们的祖先才获得了放松、休憩、自在的感觉。五四运动时期，启蒙思想家们强调个性自由，主张打倒孔家店，虽然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其实也有矫枉过正的嫌疑。因为，如果仅仅强调“打破”、“冲出”，而不顾及任何规矩、秩序，人的生活世界岂不乱了套?

以上两个方面表明，理性与反理性，如影相随，联手反映了人的双重属性、满足了人的双重需要。在理性的视野中，既包括法律，也包括其他要素，譬如道德、伦理、纪律等等。这就是说，法律对应于理性，但不是理性的全部;在反理性的视野中，既包括艺术，但也包括其他要素，譬如吸毒、狂欢、色情等等。这就是说，艺术对应于反理性，但也不是反理性的全部。在陈炎的《反理性思潮的反思》一书中，概述了一系列的思想人物，他们阐述的“反理性思潮”，其实都是艺术哲学思潮。至于高扬理性的思想家，譬如康德、黑格尔，他们阐述的“理性思潮”，常常为法学论著所引证，似乎也可以称为法律哲学思潮。正如理性与反理性相互对峙一样，分别置身于这两大领域中的法律与艺术，其实也是相互对峙的。

李琦先生并各位茶客，不知以为然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