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与林肯：传承政治哲学，共享光辉

2.韩非与林肯

夏威夷大学的安乐哲(Roger T.Ames)教授，是中国学人比较熟悉的汉学家，据说他还是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方东美的弟子。他针对《淮南子》第九卷《主术》篇，写过一本专题著作，名为“The Art of Rulership：A Study of Ancient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安乐哲一直在做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自己就有很好的中文修养，他为此书选取的中文名是:“主术:中国古代政治艺术之一环”。1995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了滕复先生的中译本，对安乐哲自拟的中文书名略有调整，题为:“主术:中国古代政治艺术之研究”。在这本著作中，安乐哲把法家政治哲学的核心归结为一句精巧的英语:Government of the ruler，by the ruler，and for the ruler(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0页)。这个短语，显然是在模仿林肯总统在葛提斯堡演说中的著名表达方式:Government 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and for the people。

林肯的这句名言流传广泛，影响深远，深入人心，通行的汉译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相对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几乎可以看做是“林肯牌号的三民主义”。做过律师、精于修辞术的林肯仅仅凭借三个普通的英文介词，居然就表达了一个伟大的政治理想。看来，虚词并不虚，虚词亦可载道。与之相对应，安乐哲视野中的法家思想旨趣，也可用三个同样的介词来概括。由于法家心中的统治者(ruler)就是君主，依样画葫芦，安乐哲的这个短语似乎可以对译为“君有、君治、君享的政府”(滕复先生的中译文是“君主之治，依靠君主，为了君主”。详见滕复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2页)。为了简练，不妨称之为“三君主义”。

把林肯期待的政府与韩非他们期待的政府做一个比较，我们就可以看到两种截然相反的政治哲学。林肯的“三民主义”出自近代西方，旨在强调:政府本身归属于民众，民众是政府存在的目的和依据，政府要由民众来治理。就民众与政府的关系而言，民众是主体，政府是客体;在价值层面上，民众是目的价值的象征，政府是手段价值的载体。韩非的“三君主义”作为一种“主术”，则出于古代东方，其中心思想是:政府本身归属于君主;君主是政府存在的目的与依据;政府由君主来治理。就君主与政府的关系而言，君主是主体，政府依然是客体;在价值层面上，君主是目的价值的象征，政府依然是手段价值的载体。(www.xing528.com)

换言之，无论是在林肯眼里，还是在韩非眼里，政府都是一样的，都是办事机构，都相当于现代的职业化的经理班子:不为这个董事会服务，就会为那个董事会效劳。不同之处在于，在林肯的“三民主义”政治哲学中，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政府与民众的关系:民众如何控制政府，如何让政府为民众效劳。在林肯的政治视野中，已经没有君主的地位了。因为，君主在事实上已经不复存在了，它就像一片落叶，已经在历史的秋天里随风而逝。

但在韩非他们的“三君主义”政治哲学中，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却是政府与君主的关系:君主如何控制政府，如何让政府最大限度地维护君主的利益。韩非讲的“主术”，就是人们常说的“人君南面之术”，就是君主控制政府官员的神秘技术。这种技术只限于君主一个人掌握，最好不要让政府官员晓得。在韩非他们的政治哲学中，几乎没有民众的位置。但是，民众却依然存在，只是不在法家政治哲学的视野中罢了。

为什么民众在韩非的政治哲学中失踪了——既不是主体，甚至也不是客体?为什么韩非他们的政治哲学不需要考虑民众这种主体的客观存在?这显然是一个值得详尽地加以考论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荆州牧”、“益州牧”之类的官衔就像一个隐喻，已经透露出了若干值得解读的制度信息:国家就像一片偌大的牧场，政府官员群体相当于牧场上的牧童，民众群体相当于牧场上的牛马，君主则相当于牧场上的老板。牛马虽然数量很多，但他们仅仅是沉默的牛马，可以置而不论。因此，在韩非他们看来，牧场上的政治哲学其实只需要解决牧场老板与牧童之间的关系就可以了:老板如何把牧童管好，如何防范牧童们消极怠工、侵害老板的利益，甚至反过来觊觎老板的位置。

一滴水可以折射出太阳的光辉，三个英文介词也可以折射出韩非政治哲学与林肯政治哲学的神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