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旷野中的生活与思想

1.旷野中的先知

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只要想到某种灿烂而丰沛的人类文明，尤其是文明的童年，我们的头脑里就会不自觉地浮现出某个先知的形象。的确，先知不仅是人类文明的象征，而且还是打开人类文明之门的钥匙。这就意味着，借助于先知，走进人类文明的核心地带，乃是一条可行的路径。

先知在哪里?先知一般不在朝廷，也不在闹市，先知在旷野中。或者说，旷野是先知出场的经典性背景。旷野中的先知，几乎没有人造景观，直接与天地融为一体，既能集中地展示某个先知的精神与风格，也能从精神原型的层面上体现出不同文明的特质与品性。

在华夏文明的先知群体中，影响最大的当属孔子。孔子的后半生，有很多时光都是在旷野中度过的。台湾学者王健文的《流浪的君子:孔子的最后二十年》一书，就结合各种史料，以生动的笔触，为我们描绘了一位四处问津、长年在旷野中流浪的先知。

有一回，孔子流浪到陈国与蔡国的交汇地带。楚昭王听到这个消息，就派人前去礼聘，准备迎孔子来楚。孔子自己也有意应聘，他是希望通过昭王，有机会在楚国推行自己的大道。这时候，陈蔡两国的大夫担心自己的劣迹已被孔子察觉，更担心孔子得到楚昭王的重用，会损害自己的政治前途。他们俩商量之后，就安排兵马，把孔子包围在陈蔡之间的野地里。孔子既不能走，又没有粮食，跟随他的学生也病倒了，可谓一筹莫展。然而，困厄中的孔子依然“讲诵弦歌不衰”。

孔子的弟子们沉不住气了。子路面带愠色，率先质问夫子:“莫非君子就该受苦受难吗?”孔子回答道:“君子虽然穷困，却能恪守理想;小人如果穷困，就会不择手段，无恶不作了。”看到众弟子都有悲愤之色，孔子主动发起了一场大讨论。他问子路:“诗经上说，‘我们既非犀牛，也非老虎，为什么要在旷野中彷徨’，你说说看，这到底是为什么?难道是我们选择的大道错了?”子路的回答是:“也许我们还不算仁者，所以别人不信任我们;也许我们还算不上智者，所以别人不听从我们。”孔子笑道:“如果说仁者必能取信于人，那么，伯夷、叔齐的故事又从何说起?如果说智者必能行其道，那么，王子比干为什么死得那样悲惨?”孔子又以同样的话问子贡，子贡答道:“是因为您的大道过于高远，所以天下人无法相容。何不主动稍作贬抑，以便让天下人接受?”孔子一听，不高兴了，他教训子贡:“精于农事的农人只能尽力耕种，却不能保证丰收;巧妙的匠人只能尽职尽责地创造精品，却不能满足所有人的口味。君子也只能勤修德性，却无法取悦于所有的人。现在你只想取悦于人，你的志趣为何如此浅薄?”面对同样的问题，只有颜回做出了不同的回答，他说:“您指出的大道太高远，以至于天下之人都不能相容。然而，正是因为不能见容于天下，这才见得出君子的卓然出众。如果不能提高自己的修养，那是我的耻辱;如果道德修养已经崇高，却不能见容于当政者，那是当政者的耻辱。”颜回的这番话让孔子倍感欣慰，他高兴地说:“你这个颜家的孩子啊，如果你发了财，我愿意为你赶马车。”

陈蔡之间的这番问答，刻画了一个旷野中的东方先知:被人包围起来了，甚至赖以为生的食物也没有了，仍然镇定自若，该讲什么，还是讲什么。弹琴唱歌，一如其旧，不改其乐。多数追随者都失望了，他们对孔子秉持、信守的大道产生了怀疑:您说您的东西好，有助于世道人心，为什么各路当政者都不接受?要么就是您的东西不怎么样，要么就是您的东西完全不切实际。只有颜回的对答说出了先知心中的秘密:君子的生命境界与道德价值，并不需要世俗政权来认可，更不需要迎合、迁就世俗政权;君子追求的大道，自有其独立于、超越于世俗政权的崇高地位。

如果把孔子作为道统的代表，把君主作为政统的代表，那么，陈蔡旷野上的这番问答预示了道统与政统的两分。其中，政统的合法性依据来源于道统，道统的代表者可以评价政统的代表者。“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如果君主被圣贤判为“无道之君”，就意味着失去了正当性与合法性的依据。历代君主在精神层面上受制于历代圣贤，根源就在这里。

如果说孔子是东方先知的典型代表，那么，在西方文明的先知群体中，影响最大的也许当属犹太教—基督教体系中的摩西。相对于孔子受困的“陈蔡旷野”，摩西代表众人与上帝立约的“西奈旷野”，也是一处值得注意的圣地。(www.xing528.com)

据《旧约·出埃及记》，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奈的旷野。他们离了利非汀，来到西奈的旷野，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晓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

摩西去召了民间的长老来，将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话，都在他们面前陈明。百姓都同声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在密云中临到你那里，叫百姓在我与你说话的时候可以听见，也可以永远信你了。”

按照《圣经》中的叙述，耶和华故意在众人能够听见的范围内，向摩西口授了以色列人必须遵循的十条诫律，其中包括: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像偶像，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当记念安息日;当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及其他一切，等等。这就是后来影响深远的“摩西十诫”。

经过“西奈旷野”中的这个上帝降临的场面，摩西作为以色列人的先知，以及作为神的代言人的身份，得到了直观的证实。不仅如此，正是在这片旷野上，以色列人还与上帝达成了一个永恒的契约:他们答应了上帝的要求，遵守上帝的约，并在以上帝作为祭司的国度里当圣洁的国民，即上帝的选民。这个约定，从根本上塑造了西方文明中的契约论政治文化:上帝与以色列人缔结的契约，构成了社会契约论的神圣渊源。

本来，契约是一种常见的民事经济现象。中国古代并不缺乏现代意义上的民事经济契约，古罗马更是诞生了大量的民事经济契约。但是，以民事经济契约作为原型，并从中提炼出具有政治规范意义的社会契约理论，却是西方文化特有的产物。西方人之所以能够提出影响巨大的社会契约理论，既根源于古罗马时代的民事经济契约，也根源于西奈旷野中的神与人之间的契约。从这个层面上说，政治上的社会契约理论，并非无中生有，而是古罗马民事经济契约与西奈旷野中神人契约相互融合的产物。

中世纪以后，西方政治虽然走出了教会的束缚，但是，社会契约理论的神圣性却有增无减:它既构成了国家政权正当性的依据，也从根本上塑造了当代西方的政治形态、国家形态、法律形态。然而，追根溯源，我们却不能不回到西奈旷野中的先知摩西。

在强调文明对话的今天，儒家文明与基督教文明之间的对话尤其引人注目。对话的有效展开，离不开相互之间的理解。两种文明的奥秘在哪里?“陈蔡旷野”中的儒家先知与“西奈旷野”中的基督教先知，也许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值得索解的有效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