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在法律思想的探索

17.海外汉学:一面模糊的镜子

自20世纪中叶以来，海外的中国学研究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为此，江苏人民出版社还专门推出了一套“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经由一大批海外中国学著作，史华兹、彭慕兰、裴宜理、安乐哲、爱莲心、柯文、谢和耐、杜赞奇、墨子刻等汉学家，也逐渐为中国学界所熟知。可以说，在当代中国的学术环境中，海外中国学的研究成果，已经成为了一种不容忽视的理论资源。

关于海外中国学的价值和意义，当代中国的学术界已经给予了高度的重视。譬如，“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主持人就认为:“这套丛书不可避免地会加深我们150年以来一直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因为单是它的学术水准也足以提醒我们，中国文明在现时代所面对的决不再是某个粗蛮不文的、很快就将被自己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一个高度发展了的、必将对自己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可正因为这样，借别人的眼光去获得自知之明，又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历史使命。因为只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去透过强烈的反差反观自身，中华文明就找不到进入现代形态的入口。”

这样的“高度评价”，虽然有助于提醒我们尊重海外的中国学，提醒我们重视海外中国学独特的观察视角与分析路径。但是，这种单方面的过度褒扬还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它既没有坚持“允执其中”的立场，也无助于引导国人客观地了解、理性地对待海外的中国学研究。

记得是在2006年岁末，德国知名的汉学家顾彬在接受“德国之声”的采访时，针对中国当代的文学与作家发表了一番评论。顾彬的评论，既拨动了中国文坛那一根既脆弱而又敏感的神经，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汉学家的随心所欲与信口开河。譬如，他把中国文学令人沮丧的现状，归咎于中国作家对外语学习的忽视;他认为中国诗歌可以活在德语译文中;他认为中国作家不懂外语，不能站在异文化的立场来反观自己;中国作家不能反观自己就不能提高自己，正如他们不懂外语也就不能真正懂得母语一样……这样一些“酷评”，即使有助于中国文学、中国作家反省自己，但它们在整体上依然是难以成立的。因为，民族的语言就是文学的家园，一种文学就是对一个民族情感表达方式的忠实记录;一个作家倘若离开了母语，就会像一条跃上了堤岸、跌进了草丛的鱼，呼吸都很困难，遑论写作?而顾彬居然认为，中国文学与中国作家的出路就在于“外语化”。此种论调，虽然给人以“强烈的反差”，虽然像超级女声那样获得了引人注目的表演效果，但却流于任性，远离理性;假如这样的论调就是“现代形态的入口”，这样的“入口”不进也罢。

顾彬的文学评论虽然只是海外中国学的一起个案，但却昭示我们，海外中国学有它美的一面，但也有它不那么美、不那么纯粹的另一面。

譬如，美国的“日本学家”本尼迪克特(Benidect)在她的名作《菊与刀》一书中，开篇就承认:“在美国曾经全力以赴与之战斗的敌人中，日本人的脾气是最捉摸不透的。这个强大对手，其行动和思维习惯竟与我们如此迥然不同，以至我们必须认真加以对待，这种情况在其他战争中是没有的。”这就是说，本尼迪克特的“日本学”研究，就是服务于美国的对日战争以及战后的对日政策的。通过“菊与刀”这起海外的“日本学案”，我们不妨推定，当代西方的很多“中国学研究”或“汉学研究”，也不会仅仅是纯粹的学术活动。它们在履行学术认知功能的同时，大概还不同程度地承载着服务于各国政府的政治决断、对华政策等方面的世俗功能。(www.xing528.com)

对于这种现象，张隆溪先生的一番话颇值得我们深思。他说:“当代西方的一些学者在研究西方文学、文化时确实会有很强的批评意识，他们的政治性动机也非常明显，但其基本的目的还是在于维护西方特有的文化、政治生活。西方的学者批评自己的传统文化或现代生活有其内在的必然性，比如说他们对现代性的批评、对资本主义的批评、对环境问题的批评，诸如此类，但问题本身是西方的问题，这些批评也只有在西方语境下才具有积极的意义。换了一种语境之后，也就是说，当我们把这些批评搬到中国来的时候，它们的积极意义在哪里?现实意义又在哪里?”^[1]

此外，海外汉学家各自怀抱的理论旨趣、学术品格，也使他们的中国学研究绝非字字珠玑，更非句句真理，而是睿智与偏见同在、真实与谬误并存，有时甚至相互冲突，令人惊诧莫名。譬如说，中西方主流观念普遍认为传统中国缺乏现代意义上的法治，但是，美国当代汉学家高道蕴(Karen Turner)，就对中国早期的法治作出了相当积极的评价。稍稍往前追溯，我们还可以发现，在18世纪的德国哲学家沃尔弗(Christian Wolff)的眼里，居然所有的道德政治，都不能与中国人的道德政治学说相提并论。至于大名鼎鼎的法国思想家伏尔泰(Voltaire)，则认为中国的道德与政治、法律相结合，已经构成了一个公正与仁爱的典范。同为法国思想家的魁奈(Quesnay)，更是对传统中国的典章制度推崇有加……这些来自海外思想名家的评价，与中国20世纪的现代性话语完全背道而驰。面对这些各执一词的西方汉学家(思想家)，中国学者又当何去何从?唯哪家的马首是瞻?

仿照马克思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中的第一句话，我也可以说:“我们不是那种心怀不满的人”，在海外中国学尚未全部译成中文之前就声明说:“即使希腊人带来礼物，我还是怕他们。”相反，我们必须承认海外中国学的积极意义，因为它就像一面镜子，有助于借以审视我们自己，让我们自己看到以前不曾留意的若干侧面和维度。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海外中国学并不总是一面清晰平整的玻璃镜子，可以让我们一览无余地看到自己真实的高低、胖瘦、黑白。相反，它更像是一面经过众多汉学家处理过的铜镜:有的地方模模糊糊，有的地方凹凸不平，有的地方倒也明白可鉴。在这面铜镜的每一个地方，都带着这个或那个汉学家的个体偏好。这面铜镜的价值，绝不像某些中国学者、某些海外汉学家所说的那样神奇，更不是一面魔镜——只要经它一照，鹤发的中国就会摇身一变，成为童颜的“现代形态”。

【注释】

[1]梁建东:《反思汉学——张隆溪教授专访》，《二十一世纪》杂志2011年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