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思想的密林：揭示法理学的广度

15.法理学的视界有多宽

按照国内的主流观点，法理学是关于法的一般理论、基础理论、方法论。所谓“一般理论”是指法理学研究的是“一般法”，关注的是法的共性。所谓“基础理论”，是指法理学要为部门法学的研究提供基础性的支持。所谓方法论，是指法理学要为法学研究提供行之有效的方法与路径。然而，即使作出了诸如此类的界定，普通人或初学者对于法理学是什么的问题，依然不甚了了。法理学到底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它的知识范围、理论边界到底在哪里?要回答这些问题，与其做些空泛的、原则性的讨论，还不如分析一起学术个案。

英国法理学者韦恩·莫里森的《法理学:从古希腊到后现代》(李桂林等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以下简称《法理学》)一书，就是一起值得关注的学术个案。这本1997年初版于英国的法理学著作，涵盖的时间跨度之大，涉及的理论流派之广，卷帙之浩繁，在我国同类译著中，尚无出其右者。在一定程度上，这本书表达了欧美学界关于法理学是什么的想象与期待。

作者开篇就引证了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一书的卷首语:“在我们的时代，对‘存在’一词的真正意义有一个答案了吗?根本没有。因此，我们重新提出‘存在’的意义问题是恰当的。但是，我们今天为自己无力理解‘存在’而感到困惑了吗?一点儿也不。因此，我们首先应当再次唤醒对这个问题的意义的理解。”

莫里森认为，如果把这段话中的“存在”置换成“法律”，恰好就成了法理学思考的起点:在我们的时代，对“法律”一词的真正意义有一个答案了吗?根本没有。因此，我们重新提出“法律”的意义问题是恰当的。但是，我们今天为自己无力理解“法律”而感到困惑了吗?一点儿也不。因此，我们首先应当再次唤醒对这个问题的意义的理解。

唤醒对于“法律”的意义的理解，以揭示法律的真相，由此产生的问题，就是法理学问题。从古希腊到后现代，数千年来，法理学经历了一个发生、演变的复杂过程。对于这个过程，莫里森按照自己的理解，作出了一个比较细致的描述。

莫里森认为，法理学的源头在古希腊。古希腊时代的神话、文学和哲学，都为法理学问题的产生提供了土壤。譬如，安提戈涅的悲剧，生动而形象地反映了实在法与自然法之间的纠缠与冲突，极具法理学意义。当然，从法理学思想的渊源来看，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显然充当了古希腊法理学的主要载体。此外，斯多葛学派，甚至是怀疑论者，都为古希腊法理学提供了思想资源。稍后，古罗马的政治家西塞罗，还把斯多葛学派的自然法观念与怀疑论者的怀疑心态结合起来，写成了《国家篇》、《法律篇》。

中世纪法理学的第一个重要阐述者，当属奥古斯丁。他的《上帝之城》，站在神学的立场上发展了自然法理论。后来的托马斯·阿奎那，则代表了经院哲学发展的顶峰。在阿奎那的体系中，讨论了人的目的与自然法的关系，详述了永恒法、自然法、人法和神法相互之间的内在联系。

到了中世纪后期，突破神学自然法观念的努力持续不断。其间，马基雅维利鼓吹世俗的强权，培根强调知识就是权力，笛卡儿主张知识应当建基于理性。按照霍布斯的理论体系，宇宙可以划分为两大领域，世俗主权领域与神圣主权领域。在《利维坦》一书中，霍布斯认为，权力创造知识，社会秩序的秘密就在于控制社会的解释活动(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洞见)。此外，霍布斯还发展了世俗的自然法理论，他认为法律就是主权者通过权力实施的命令。在霍布斯之后，《法理学》还以较大的篇幅反映了休谟的法学贡献，尤其是他为传统和经验所作的辩护。在休谟看来，传统和经验是社会进步的因素。

在启蒙思想家群体中，康德的批判理性讨论了知识的类型，界定了理性主体的本体，甄别了正当与善的关系。卢梭的社会契约思想，黑格尔对于法律的伦理生活的探究，都构成了法理学的重要内容。至于斯密、边沁和密尔，则代表了法律功利主义的早期阶段。(www.xing528.com)

奥斯丁的法理学是莫里森剖析的重点。马克思关于法律与社会的理论也在《法理学》一书中占有重要地位。在此之后，莫里森论述了几种隐含着后现代风格的法理学:韦伯的理论、尼采的后现代主义理论，以及卡尔·施密特的理论，等等。

20世纪的法理学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莫里森主要考察了两派:分析实证主义法理学与自由主义法理学。其中，分析实证主义法理学的代表人物是凯尔森和哈特。凯尔森旨在发展纯粹法学，哈特则将法律视为自足的规则体系。自由主义法理学的代表人物有富勒、罗尔斯、诺齐克、德沃金等等。其中，富勒提出了法条主义的方法论正义概念，罗尔斯建构了正义理论，诺齐克论证了激进的自由市场哲学，德沃金丰富了自由主义法学的伦理内容。在这两大流派之外，莫里森还考察了成色多样的批判法学，以及女性主义法理学。最后，全书以后现代主义法理学作为结束语。

以上概述表明，法理学的视界是相当宽泛的。它的知识体系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哲学家或思想家阐述的与法律、秩序或正义有关的思想，主要代表包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霍布斯、马基雅维利、休谟、康德、卢梭、黑格尔、边沁、密尔以及马克思、韦伯、尼采、罗尔斯、诺齐克，等等。二是比较纯粹的法学家阐述的法理学，主要代表包括奥斯丁、凯尔森、哈特、施密特、富勒、德沃金以及批判法学和女性主义法学的一些阐述者。三是文学家阐述的法理学，代表人物是卡夫卡。四是经济学家阐述的法理学，代表人物是斯密。从这个名单的分布状况来看，在19世纪以前，法理学尚未独立，法理学作为知识的一个类型，主要是由哲学家或思想家阐述的。直到晚近的一百多年里，专业法学家的著述，才开始在法理学的知识体系中占据重要的地位，才孕育出“法学家的法理学”。

但是，即使从19世纪算起，哲学家或广义的思想家，对于法理学的发展，仍然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他们为法理学作出的贡献与专业法学家的贡献相比，似乎仍然难分伯仲。换言之，即使到了现代，法理学仍然不是职业法学家垄断的领域。在这个名单中，个别经济学家(斯密)名列其中，个别文学家(卡夫卡)以后现代主义作家的名义也占有一席之地。但实际上，经济学家和文学家被写进法理学的谱系，主要还是因为他们以思想家的身份，为法理学作出了贡献。

进一步的分析还可以发现，就是在专业法学家的领域内，批判法学着眼于颠覆现代性的法学理论与法制实践，可以视为“法理学界的造反派”;女性主义法理学实际上是女权运动的产物，其实也可以归属于批判法学的范围。如果暂不考虑这两类法理学，那么，在莫里森的名单内，真正立足于建设性的专业法学家，就只有奥斯丁、凯尔森、哈特、富勒、德沃金五位主要成员(也许还应当加上颇受争议的施密特)。其中，关注法律规则的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拥有三名代表，关注法律价值的新自然法学拥有两名代表。这，就是莫里森给我们描绘的法理学世界。

由此回到本文提出的问题:法理学的视界到底有多宽?根据莫里森勾画出来的法理学路线图，我们可以发现，法理学绝不是专业法学家的领域，哲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神学家、文学家的相关思想，都构成了法理学的组成部分。从这个角度上看，法理学本身就是一个交叉科学，它处在法学与其他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之间的交叉地带，远远没有形成一个自给自足的知识体系。

莫里森的著作译成中文将近80万字，已经够庞大了。但是，他给我们提供的这份“法理学导游图”，仍然留下了一些严重的疏漏，很多重要的“景点”都没有列上去。首先，莫里森忽视了社会学法学，尤其是美国法官、律师阐述的具有社会学倾向的法理学。其中，庞德的社会学法学，卢埃林、弗兰克的现实主义法学，塞尔兹尼克的法律社会学，卡多佐的司法哲学等等，都是现代法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经济分析法学也缺席了，尤其是科斯的法与经济学，以及波斯纳的经济分析法学，等等。再次，它还忽略了在欧洲大陆有重大影响的历史法学，尤其是萨维尼、梅因、梅特兰等代表人物的法理学。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形形色色的法理学，譬如新康德主义法理学、存在主义法理学、斯堪的纳维亚法理学，等等。这些流派对于法理学的贡献，在莫里森的著作中都没有得到反映，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至于欧美世界之外的法理学，在莫里森的视界里，更是一片空白。在《法理学》前言中，莫里森还自称:本书反映了作者在英国和马来西亚的教学经历，“本书写作于伦敦、雅典和吉隆坡。每个地方都留下了痕迹。”但从该书铺陈的法理学框架来看，我们可以看到伦敦的痕迹、雅典的痕迹，由吉隆坡所代表的亚洲的痕迹，一点儿都看不见。因此，这本著作的标题似乎应当修正为:“欧美法理学:从古希腊到后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