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临刑的法律案例与众人之罪

4.耶稣临刑的法理

很多人以为，追求司法的社会效果与政治效果是当代中国特有的法律现象，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其实不然，这是一种比较普遍的规律。两千年前，裁判者针对耶稣作出的死刑判决，最终把耶稣钉上了十字架，就体现了当时的司法对于社会效果的追求。

《圣经》中的几种“福音书”都记载了耶稣受审临刑的过程。以《马太福音》的记载为例，我们可以看到:带头控告耶稣并想置之于死地的是当地的祭司长。他指控耶稣言辞僭妄，居然说自己就是神的儿子。祭司长作为社区与民间的权威，他试探地询问众人:应该如何处置耶稣?众人回答说:“他是该死的。”由于得到了民意的支持，“众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大家商议要治死耶稣，就把他捆绑，解去交给巡抚彼拉多。”

彼拉多是罗马委派下来的地方首脑，是官方立场的主要代表。让我们引证经文，看彼拉多审判耶稣的场面:“耶稣站在巡抚面前，巡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说:‘你说的是。’他被祭司长和长老控告的时候，什么都不回答。彼拉多就对他说:‘他们作证告你这么多的事，你没有听见吗?’耶稣仍不回答，连一句话也不说，以致巡抚甚觉稀奇。巡抚有一个常例，每逢这节期，随众人所要的，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当时有一个出名的囚犯叫巴拉巴。众人聚集的时候，彼拉多就对他们说:‘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是巴拉巴呢?是称为基督的耶稣呢?’巡抚原知道，他们是因为嫉妒才把他解了来。正坐堂的时候，他夫人打发人来说:‘这义人的事你一点不可管，因为我今天在梦中为他受了许多的苦。’祭司长和长老挑唆众人，求释放巴拉巴，除灭耶稣。巡抚对众人说:‘这两个人，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呢?’他们说:‘巴拉巴。’彼拉多说:‘这样，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我怎么办他呢?’他们都说:‘把他钉十字架!’巡抚说:‘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他们便极力地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彼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反要生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这义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当吧!’众人都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于是彼拉多释放巴拉巴给他们，把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马太福音》27章11—26节)

上述经文透露出以下信息:耶稣被判处死刑，被钉上十字架，是司法判决的结果。而且，从法律运作技术的层面上看，这还是一场公开的、符合诉讼程序的审判。控方是当地的祭司长与长老，他们找到了证人证言，证明耶稣犯下了僭妄之罪(自称神之子)。在审判过程中，耶稣虽然没有辩护人，但审判者彼拉多的夫人为被告人耶稣提供了“法律援助”式的辩护:她称耶稣是“义人”，言下之意，耶稣是好人，不是坏人，不应受到严厉的处罚。从法律上看，审判者彼拉多眼里的耶稣罪不当死;从自由心证的角度上说，审判者彼拉多不但没有迫害耶稣的意思，而且还倾向于释放耶稣。法律与惯例也提供了这样的制度空间，他也想利用这样的制度空间。然而，控方态度坚决，极力要求主持审判的彼拉多判处耶稣死刑。(www.xing528.com)

在这种情况下，审判者彼拉多为难了，他遇到了一个“难办的案子”。案子为什么难办?法律与民意出现了尖锐的冲突，“众人”都要求处死耶稣。换言之，处死耶稣是民意的要求，但是，根据审判者对于本案案情的理解，又不宜对犯罪嫌疑人作出死刑判决。反复权衡的结果，让审判者意识到，如果不答应众人的要求，“反要生乱”，就是说要出现更大的乱子。在这种可以预料的不利后果面前，审判者屈服了。他最终按照众人的要求，极不情愿地宣布了对于耶稣的死刑判决。

可见，耶稣被判处死刑，并不是一起“葫芦僧误判葫芦案”。审判者并不想枉法裁判，也不想制造一起冤假错案，审判者也希望根据现行的法律与惯例，对他内心深表同情的耶稣作出轻缓的判决。但是，“众人”不答应。当控方逮捕耶稣之际，众人就要求处死耶稣;当彼拉多开庭审判耶稣之际，众人又强烈要求处死耶稣。如果审判者不答应众人的要求，就会生出乱子。这样的乱子，既可能危及社会稳定，还可能冲击政治秩序。作为当地的巡抚与最高法官，彼拉多必须对当地的政治秩序、社会秩序承担最高的政治责任与法律责任。正是在这种追求司法的社会效果、政治效果的考量中，彼拉多作出了自己的理性决定。

虽然我们可以从“耶稣之死”、“耶稣受难”或“耶稣临刑”这个经典事件中看到审判者对于司法的社会效果的追求，但是，《圣经》并不是一本现代性的刑法学教科书。《圣经》关于耶稣临刑的铺陈，也不在于叙述一个经典性的法律案例，而是在于证明“众人”之罪。

表面上看，是“众人”为耶稣定了罪，把耶稣送上了十字架。但在更高的层面上，是上帝为“众人”定了罪。从此以后，众人及其子孙后代，都需要上帝与耶稣的宽恕，因为他们是有罪的。当然，这里的罪，已经超越了刑法学教科书关于罪的定义，而是一个事关灵魂、良知、善恶的终极性范畴。对于这个概念，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等作品中都有惊心动魄的剖析。不过，在法哲学的层面上，这两种不同的“罪”又是相通的，因为正如伯尔曼所言，法律与宗教密不可分。从这个角度上说，耶稣临刑作为一个法律事件、一个宗教事件，既包含了此岸世界的法理，也包含了彼岸世界的法理，因而为法理学留下了极其广泛的阐释空间，因而颇具进一步索解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