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荫麟：在历史哲学游走

11.张荫麟和他的历史哲学

按照许冠三的《新史学九十年》(卷一)中的说法，20世纪中国新史学的开山者是两个广东人，一为新会梁启超，一为东莞张荫麟。还有一种说法是: 20世纪20年代清华文科才子以钱?书、张荫麟为翘楚，曾有“北秀南能”的品题。然而，百年以来，梁启超、钱?书名满天下，世人无论知与不知，皆尊之为“国学大师”或“文化昆仑”。相比之下，张荫麟之姓氏却隐而不现，其生平事迹固然少有人知，其学问才情亦无人表彰。近几年来，随着《中国史纲》、《素痴集》等著作的重新出版，这个才、学、识、德俱佳的天才学人，才得以再次浮出水面，走进公众的视野。

一

张荫麟，自号素痴。1905年生于广东东莞石龙镇，1922年毕业于广东省立第二中学。次年，考入清华学堂。入学仅半年，就发表了《老子生后孔子百余年之说质疑》，针对梁启超对老子事迹的考证提出异议，得到梁启超的激赏。1924年6月，又发表《明清之际西学输入中国考略》一文，分析明清两代传入的西方学术的差异及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他在清华求学七年，先后在《学衡》、《清华学报》、《东方杂志》、《燕京学报》、《文史杂志》、《国闻周报》等刊物发表论文和学术短文40多篇，深得当时史学界称赞。1929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清华大学，并获公费到美国斯坦福大学攻读西洋哲学和社会学。留学四年，修完应学课程，未待期满，已获哲学博士学位，提前返国。

1934年，应清华大学之聘，任教于历史、哲学两系，并兼北大历史、哲学课。1937年卢沟桥事变，他南下浙江大学做短期讲学，曾一度到清华、北大、南开合并的长沙临时大学任教。1938年赴昆明，在西南联大任教。1940年初，又转回浙江大学。1942年10月24日在遵义病逝，年仅37岁。据说，在弥留之际，他曾与病床前诸位学生逐一握别，诵《庄子·秋水篇》，徐徐气绝。

张荫麟虽英年早逝，但包括梁启超、贺麟、吴晗在内的学界人物，无一例外地称赏他为不可多得的史学天才。熊十力曾说:“张荫麟先生，史学家也，亦哲学家也。其宏博之思，蕴诸中而尚未及阐发者，吾固无从深悉。然其为学，规模宏远，不守一家言，则时贤之所夙推而共誉也。”又说:“昔明季诸子，无不兼精哲史两方面者。吾因荫麟先生之殁，而深有慨乎其规模或遂莫有继之者也。”以熊之性格，愿意如此评骘一位比自己小整整20岁的当代学人，可谓绝无仅有。

张荫麟一生著述甚多。除上文提到的《中国史纲》、《素痴集》之外，台北1953年出版了一册《论历史哲学》。其史学理论方面的论文曾由浙大友人编辑为《通史原理》，但未出版。浙江大学收集其论宋史方面的论文编成《宋史论丛》，也没有问世。生前拟作《历史研究法》、《宋史新编》、《中国政治哲学史》三书，皆未着手而身亡。后人汇编的文集还有:伦伟良编的《张荫麟文集》，台北中华丛书委员会1956年出版;李毓澍编的《张荫麟先生文集》，台北九思出版社1977年出版;张云台编的《张荫麟文集》，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等等。

二

1935年，由傅斯年推荐，国民政府教育部委托张荫麟主编高中历史教科书，是为他写作《中国史纲》的缘起。他编撰该书的步骤是:先拟定纲目，始于殷商，把4000年史事分为数十个专题，由他组织专家共同编写。汉以前亲自执笔，唐以后计划由吴晗负责，千家驹写鸦片战争以后的社会变化，王芸生写中日战争。各人成稿之后，由他综合融会划一。但是，这一计划最后并未完全实现，直至1940年2月，只完成他自己执笔的东汉以前部分。1941年3月由浙江大学史地教育研究室出版，但只有一至八章。1942年，又增加了九至十二章，再版发行，算是这本著作的第二版。

在《初版自序》中，张荫麟阐明了本书的基本旨趣:“作者写此书时所悬鹄的如下:(1)融会前人研究结果和作者玩索所得以说故事的方式出之，不参入考证，不引用或采用前人叙述的成文，即原始文件的载录亦力求节省;(2)选择少数的节目为主题给每一所选的节目以相当透彻的叙述，这些节目以外的大事，只概略地涉及以为背景;(3)社会的变迁，思想的贡献，和若干重大人物的性格，兼顾并详。”这三个方面的目标，可以概括为:融会贯通，通俗易懂，以少数节目为主线，社会、思想、人物并重。这样的追求，也许是考虑到高中学生的实际需要，但也恰恰能够反映出作者的史才与史识。

《中国史纲》出版之后，在学界获得了很高的声誉。譬如，贺麟先生就认为，这本书是作者“人格学问思想文章的最高表现和具体结晶”，“有真挚感人的热情，有促进社会福利的理想，有简洁优美的文字，有淹博专精的学问，有透彻通达的思想与识见”。王家范先生在该书《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下同)中又说:“读过《中国史纲》的，多会惊羡它的文笔流畅粹美，运思遣事之情深意远，举重若轻，在通史著作中当时称绝，后也罕见(唯钱穆《国史大纲》可相匹敌)。全书没有累赘冗繁的引文考证，不故作深奥高奇，史事都以‘说故事’的方式从容道来，如行云流水，可令读者享受到一口气读完不觉其累的那种爽悦。”至于笔者的阅读印象，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三

描述政治人物的性格，是《中国史纲》的重要组成部分。透过作者生动流畅的笔触，形形色色的政治人物亲切而逼真地展现在我们的眼前。这种对于政治人物的理解，或可称之为“同情式的理解”。

譬如光武帝刘秀，作为东汉帝国的建立者，给人留下的印象，似乎雄才大略，似乎天生的帝王。但张荫麟却告诉我们:“刘秀本是一个没有多大梦想的人。他少年虽曾游学京师，稍习经典，但他公开的愿望只是:‘做官当做执金吾，娶妻当娶阴丽华。’执金吾仿佛京城的警察厅长，是朝中的第三四等的官吏。阴丽华是南阳富家女，著名的美人，在刘秀起兵的次年，便成了他的妻室。他的起兵并不是抱着什么政治的理想。做了皇帝以后，心目中最大的政治问题似乎只是怎样巩固自己和子孙的权位而已。”(《中国史纲》页246)这段关于刘秀的描述，就具有社会学的意味，它把一个原本光芒四射、神圣不可侵犯的天子，还原成为一个社会中的人:希望占据一个有点儿实权的官位，希望娶一个著名的美女(仿佛今天的娱乐界的所谓艳星)。即使后来当了皇帝，想法还是很朴实:怎样把这个最大的权位守住，他所采取的各种政治改革措施，其实都在服务于这个极其朴实的愿望。

再看刘邦:“刘季(即刘邦)到了咸阳，看着堂皇的宫殿，缛丽的帷帐和无数的美女狗马珍宝，便住下不肯出。奈不得樊哙和张良苦劝婉谏，才把宫中的财宝和府库封起，退驻霸上，以等待各方的领袖来共同处分。”(《中国史纲》页181)这就把刘邦作为普通人的本性，自然而生动地展现出来了。

这种对于重要政治人物的处理，既有“脱魅”的功效，又解释了历史与政治人物的关系:不是重要人物在创造历史，而是历史创造了重要人物。一些所谓的千古风流人物，不过是历史潮流的跌宕起伏中溅起来的几朵浪花而已。(www.xing528.com)

四

《中国史纲》既关注重要的政治人物，也关注重要的思想。当然，重要的思想也会牵连到重要的人物，因为思想家也是重要的历史人物。但是，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相比，有一个至关重要的特点:政治权威与思想权威是分离的。政治权威是刘邦、刘秀之类的帝王，思想权威则是以“诸子”为代表的知识者。

思想家的思想也是一部通史需要处理的一个方面。在《中国史纲》一书中，重要的思想都得到了解释。但作者提供的解释，并非叠床架屋的注疏，而是轻快的、平实的、晓畅的“讲故事”;并非繁复雍容的工笔画，而是飘逸的写意画，它可以让普通读者直截了当地抓住思想的内核。

譬如，作者在解释法家思想的时候就说:“法家的职业本来是替君主做参谋。一个君主的利益没有大得过提高威权和富强本国;而且这些越快实现越好，至少要使他及身看见成功。这个问题，韩非把握得最紧，解答得最圆满。”

从这里出发，我们就可以知道，韩非在阐述法家思想的时候，预期的读者只有一种，那就是君主。他的思想和学说，都是面对君主而讲的。因此，要理解韩非的思想，必须想到，他是在苦口婆心地劝告君主:“你们国弱的不是想强，国强的不是想更强，甚至用武力统一天下吗?这是无可非议的。不过大部分你们所采的手段，尤其是你们所认为最贤明的手段，尤其是儒家所进献的手段，若不是和你们的目的相反，便是离你们的目的很远。儒家不是教你们用贤人治国吗?你们试伸手一数，国内真正的贤人有几?可数得满十只手指?但国内重要的官吏至少有一百。你们再等一辈子也找不到这么多贤人的。不要把心放在贤人上!不要怕人不忠，怕人作弊，要设法使人不能不忠，不敢作弊。”(《中国史纲》页151)这样的说辞，可算是说到君主的心坎上了。难怪秦王嬴政读了韩非的书，有甚合我意之感:“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

如此解读思想，尽管取得了当场演讲的效果，但却没有流于油滑或戏说，它只是表明，严肃的思想也可以深入浅出，娓娓道来。

五

一部通俗的中国史不仅应当包括政治史、思想史，还应当给社会史留下一定的位置。在作者设定的写作目标中，也包括了这个方面的内容。

且看作者对于秦汉之际社会状况的描述:“汉朝统一中国后，一方面废除旧日关口和桥梁的通过税，一方面开放山泽，听人民垦殖。这给工商业以一个空前的发展机会。而自战国晚期至西汉上半期是牛耕逐渐推行的时代。农村中给牛替代了的剩余人口，总有一部分向都市宣泄。这又是工商业发展之一种新的原动力。此诸因素加以政府的放任，使汉初六七十年间的工商业达到一个阶段，为此后直至‘海通’以前我国工商业在质的方面大致没有超出过的。这时期工商界的状况，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有很好的描写，据他的估计，是时通都大邑至少有三十几种企业，各在一定规模内，可以使企业家每年的收入比得上食邑千户的封君。”(《中国史纲》页216)

由于富裕的商人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使他们有机会与王侯、官吏进行广泛的交往，并由交往发展成为交易:他们向政府买爵赎罪，政府则通过授予爵位、减免刑罚的方式来换取物质财富。在这种“钱权交易”的过程中，商人的地位陡然上升，并成为一个特权阶级。这样的史实，让我们联想到西方资本主义革命之前的社会状况:发了财的资本所有者地位上升，传统贵族的社会地位则相对下降。当然，两者之间的差异也是极其明显的:汉初商人的崛起，实际上是黄老学派“清静无为”、“放任纵容”观念支配下的产物，在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发动一场“资本主义革命”之前，就被新崛起的儒家思想及其武装下的政权裁抑下去了。

在当代中国，写给普通公众的通史著作，大多偏重于帝王将相、农民战争。在通史性质的著作中，我们很少看到这样的经济社会图景。在这个方面，《中国史纲》虽然比较简略，也谈不上系统，但还是在一些比较关键的环节上，给我们展示了经济社会的变迁及其与国家政治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

六

尽管这是一部教科书式的著作，但作者没有一丝一毫的疏忽和轻慢。相反，他对这部著作寄予了相当大的期望。在该书《自序》中，张荫麟写道:“现在发表一部新的中国通史，无论就中国史本身的发展上看，或就中国史学的发展上看，都可说是恰当其时。”他又说:“若把读史比于登山，我们正达到分水岭的顶峰，无论四顾与前瞻，都可以得到最广阔的眼界。在这时候，把全部的民族史和它指向的道路，作一鸟瞰，最能给人以开拓心胸的历史的壮观。”可见，作者写作《中国史纲》的目标，就是要展示一幅壮阔的历史画面，以达到“开拓心胸”的效果，以帮助一个民族在空前大转变时期实现自知。

目标确定了，剩下的问题是写什么?哪些材料、哪些内容才应当记入通史之中?对此，张荫麟提出了选取“重要史事”的五大标准:一是“新异性的标准”，既包括时空位置的特殊性，也包括内容的特殊性。按照这个标准，则“史事”越新就越重要。二是“实效的标准”，按照这个标准，如果“史事”直接牵涉、间接影响人群的苦乐越大，则越重要。三是“文化价值的标准”，主要取决于真与美的价值。由于文化价值的观念随时代而改变，这项标准也每随时代而改变。四是“训诲功用的标准”，它是指完善的模范，成败得失的鉴戒。五是“现状渊源的标准”，主要是指史事与现状之间的关联程度，与现状关系越深的史事，则越重要。

除了凭借以上五个标准选取“重要史事”之外，还有一个史事的组织编排问题。为了把通史写成一个变动的记录，就需要把各个时代各个方面重要的变动系统化。为此，张荫麟提出了以下两个方面的范畴:一是因果的范畴，这里的因果关系是指一个组织体与另一个组织体之间的一种关系。二是发展的范畴，相对于因果范畴而言，它是指一个组织体内部的推动力。在发展范畴之内，又包括三个子概念:(1)定向的发展，它有一定的目标;(2)演化的发展，它可能进化，也可能退化;(3)矛盾的发展，因组织体内两大矛盾元素的冲突而转成一个新的组织体。张荫麟认为，如果兼用这些范畴，就可以把历史认识中的偶然尽量减少。以上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大致就是张荫麟的通史方法论与历史哲学的纲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