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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律思想的密林里》:吴经熊思想年谱

时间:2024-08-05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事先并没有刻意收罗的计划,但把它们并列放在一起,我还是颇为惊讶地发现,这三本书,恰好记载了吴经熊走过的路,几乎可以组装成一份写意性质的“吴经熊思想年谱”。第三本书可归属于中国禅宗研究著作,是吴经熊晚年潜心于中国禅学的结晶。以上三本书,分别写于吴经熊的青年、中年、晚年。显然,吴经熊也可以归属于这个群体。

《在法律思想的密林里》:吴经熊思想年谱

10.吴经熊思想年谱写意

在我手上,保存着吴经熊的三本著作。第一本是《法律哲学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二本是《超越东西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三本是《禅学的黄金时代》(海南出版社2009年)。这三本内容各异的书,是我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随意购置的。事先并没有刻意收罗的计划,但把它们并列放在一起,我还是颇为惊讶地发现,这三本书,恰好记载了吴经熊走过的路,几乎可以组装成一份写意性质的“吴经熊思想年谱”。

第一本书是典型的法学理论著作,被列入许章润主持的“汉语法学文丛”,反映了早年吴经熊在法学领域内的成就,同时也折射出吴经熊在青年时代所经历的极为精彩的法学人生:留学美国密歇根大学期间,与霍姆斯法官结成了忘年之交,鸿雁往返,传为佳话。1924年回国,先任东吴大学法学院教授,旋即又到上海临时法院做法官、做院长,成为当时报纸上称颂不已的“吴青天”。稍后,“下海”当律师,又受到了广大客户的热忱欢迎,成为明星式的大律师。1933年,他应国民政府立法院长孙科的邀请,参与立宪活动,发表了著名的“吴氏宪章”。这本《法律哲学研究》就汇聚了他在青年时代写下的主要法学作品,反映了他对古今中外的各种法学理论的理解,并由此树立了一个著名法学家与法律家的巨大声望。可以说,青年时代的吴经熊,无论是做法学教授,还是做法官、当律师,甚至是充任宪法起草者,都是出类拔萃的,也是光彩照人的。

第二本书是吴经熊52岁时出版的自传体著作,属于基督教宗教灵修文学,被列入卓新平主持的《宗教与思想》丛书,反映了吴经熊皈依天主教的过程。在这本书的《自序》中,吴经熊开篇就抄录了圣保罗的一段话:“‘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接下来他又说:“圣保罗的这些话引起我身心共鸣。我不晓得他是否罪人之魁,我确切知道的却是我比他坏多了。”正是因为对耶稣基督的强烈认同,驱使吴经熊告别了如日中天的法学事业,全心全意地致力于《圣经》翻译。他试图以典雅的汉语为耶稣基督织出一件“中式外衣”。事实上,他的努力成功了,他翻译的《圣经》已经成为《圣经》汉译史上的一座高峰。1946年,他被国民政府委任为驻梵蒂冈大使,虽然“这是外交史上第一次有一位天主教徒代表一个非天主教国家”,但他的出使却取得了异乎寻常的成功。这只能归因于:此时的吴经熊作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信徒,已经与耶稣基督完全融为一体了。

第三本书可归属于中国禅宗研究著作,是吴经熊晚年潜心于中国禅学的结晶。它以深入浅出的手法,生动活泼的文字,叙述了禅宗达摩印心、惠能开宗及五家传灯的盛况。因为这本书,他被邢光祖教授誉为中国的铃木大拙。邢光祖说:“吴先生在该书内非仅以诗论禅,抑且文笔有诗之美,其中多系铃木大拙所未能抉发者。”(邢光祖:《禅与诗画》,见该书《译者前言》)吴经熊自己的看法则是:“我们既非向东,亦非向西,而是向内。因为在我们的灵魂深处,蕴藏着神圣的本位。”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吴经熊先在夏威夷大学教授中国哲学与文学,后来又到台湾的中华文化学院担任哲学教授,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文化的继承者与守护者。换言之,这位学贯中西的温良书生,终于在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的核心地带找到了最后的归宿。

以上三本书,分别写于吴经熊的青年、中年、晚年。这三本书蕴含的逻辑是:由于法学与法律不能慰藉心灵,所以皈依于耶稣;由于耶稣也不能全面地、持久地满足一个中国人的心灵上的需要,所以返回到禅宗。从法学家到天主教徒,从天主教徒到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的传承者、守护者,这就是吴经熊走过的路(我注意到,行走在这条路上的,其实并非吴经熊一人。在当代中国,蒋庆走过的路几乎也是这样:早年法学,稍后耶稣,再后来则成为儒学的阐释者)。(www.xing528.com)

透过这份极其简略的思想历程,可以发现,吴经熊走过的路,经历了两次转向,展示了一条极具个性化的路。这三本书,既写出了吴经熊的思想史,又描绘了吴经熊的心灵史,除了令人感叹其精彩之外,我实在得不出什么结论。但是,在高山仰止之余,还是可以做几点延伸性的讨论。

第一,在当代中国,法学虽然已经成了一门显学,但是,在一个更宽的视野中来看,单纯的法学也许难以满足一些人在心灵上的需求。很多富有创造性的心智,都是首先泛滥于法学,最后又超越了法学,走向了极其广阔的精神世界。譬如文学家托尔斯泰卡夫卡歌德格林兄弟,思想家卡尔·马克思马克斯·韦伯,革命家列宁等等,都经历了一条从法学转向其他领域的心路历程。显然,吴经熊也可以归属于这个群体。

第二,从孔子所讲的“为人之学”与“为己之学”的二元划分来看,法学主要是经世济用之学,“为人之学”的色彩比较浓厚。较之于这种功利性十足的学问,《圣经》翻译、禅宗研究更多地偏重于“为己之学”。如果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那么中晚年的吴经熊,大致称得上是“古之学者”。

第三,北宋邵雍曾经说过:“君子之学,以润身为本。其治人应物皆余事也。”这句话与孔子的名言有异曲同工之妙。按照这个标准,吴经熊从中年到晚年的学术取向,还可归属于“以润身为本”的“君子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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