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家的热心与理性：揭秘法律思想的密林

9.政治学家的热心与理性

一

马克斯·韦伯曾经发表过一篇著名的演讲《以政治为业》。单看这个题目，韦伯所谓的“以政治为业”者，似乎构成了某种单一的主体。不过，倘若稍加分辨，我们就会发现，“以政治为业者”绝非清一色的政治活动家，而是包含了两大群体:政治活动家与政治理论家。大致说来，政治活动家重在“行动”，常常以“立功”作为自己追求的鹄的;政治理论家重在“思想”，主要以“立言”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志业。在近现代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如果说大大小小的“政治活动家”如过江之鲫，数不胜数，那么相比之下，真正称职而纯粹的“政治理论家”或政治学家，就屈指可数了。我相信，在这个不大的政治理论家群体中，萧公权先生无论如何都是一个绕不开的代表性人物。

数十年来，萧公权先生一直是享誉海内外的政治学大家。然而，奇怪的是，大陆的书肆里竟然长期看不到他的著作。2006年4月，清华大学出版社整理出版了他的《宪政与民主》，总算结束了这种只闻其名、难见其书的现象。

《宪政与民主》不是一部高头讲章，也不是关于宪政与民主的体系化的理论建构，而是一本由二十多篇政治时评汇聚起来的集子，其中充满了有关中国政治的亲切而平实的议论。一口气读完这本初版于20世纪40年代、如今已“年届花甲”的旧著，一个政治学家的肖像逐渐开始清晰起来。透过这本著作，我们至少可以看到萧公权先生的两个侧面:一段温热的、诚挚的爱国者心肠，一颗冷静的、理性的思想家头脑。

二

在《问学谏往录》一书中，萧公权先生曾经有过一番夫子自道:“我虽始终不曾从政，但时常关心国事，并且撰写政论，贡献一偏之见，一得之愚，也算小尽匹夫的责任，用孔子的一句话来说，‘是亦为政’。”

萧公权先生在此所说的“是亦为政”，就是文字报国，就是有言于时代、有言于政治。为了实现这样的夙愿，从1932年起至1948年止，十多年里，萧公权先生针对抗战前后国内的现实政治问题，譬如均权与均势、均权与联邦、制宪与行宪、宪法与宪章、宪政的条件、宪政的体制、民主问题、选举问题、县政建设问题等等，都作出了富于建设性的思考与评论。由这些政论文字集成的一册《宪政与民主》，既见证了民国宪政的一段往事、一段思想历程，也记载了一个热忱的政治学家不懈思考的印迹。透过这些长长短短的时评，我们可以真切地体会到萧公权先生对于中国民主宪政的渴望与希冀。

譬如，在《施行宪政之准备》一文中，萧先生认为要推动宪政，必须在教育上有所准备;假如民众普遍缺乏理智上的修养，又没有自治的经验，“骤然作宪政之尝试，窦疑甚多，成效必缓”。不过，即使在民众智识相对欠缺的情况下，萧先生也决不主张缓行宪政。“兹编所论，仅在说明训练理智之重要。冀政府能于法令与教育之中，双管齐下，兼程并进，而尤冀负教育之责者勿斤斤于枝节问题，而能对国家百年大计努力有所贡献，庶人民于宪政实施之先知所准备。宪政开始之后知所从事，或可从此一洗民元以来具文宪法口惠而实不至之羞乎?”(《宪政与民主》页23)这段文字，表达了萧先生对于切实推行宪政的迫切心情。

萧先生自己不是庙堂上的政治活动家，但却对政治活动家们寄予了厚望。在《低调谈选举》一文中，他诚挚地写道:“笔者希望这次大选当选的各党派或无党无派诸公——尤其是立法委员，将来能够多着眼于人民的福利和宪政的根本，努力前进，积极地推动有益的政策，消极地监督政府的设施，使中国的政治早日踏上澄清的正轨，并且随时注意造成一切有利的条件，使下一届的选举更加民主化、清洁化。那么无论他们在竞选的时候曾经引起多少批评，无论他们是否因多数人民的真心拥护而得当选，他们必然能够得到人民的最后钦崇和信任。换句话说，他们凭服务的成绩成为了人民的真正代表。”(《宪政与民主》页105)萧先生的这番劝告，在现实政治面前，也许显得有些“书生气”，但却表达了他对政治活动家们的信任与期待。

对于选举中出现的异化现象，萧先生则颇为不安。在《论选举》一文中，他说:“笔者对于实行选举的事实障碍是相当抱杞忧的。因为一般选民的认识和经验不足，在以往曾发生不少选举的弊端或缺点。民选的参议员有时竟会比政府圈定者的水准为低。纵然选民的程度可能长进，但断不会在一两年当中达到积弊荡然的境地。假如多数选民依旧对选举不感兴趣，依旧人云亦云，或受金钱与势力的支配，恐怕将来选出来的代表不免号称民选而不能代表人民。”(《宪政与民主》页182)在这里，萧先生关于“选举政治”的忧患，已经溢于言表。

尽管民国时期的宪法存在诸多问题，但是，萧先生还是对中国宪政的未来抱有坚定的信念。在《制宪与行宪》一文中，他认为:“今日的宪法纵然不满人意，只要不是废纸，我们便有改进的希望。任何宪法(除了废纸宪法)都是可以修改的。任何政制(除了未行的政制)都是可以改善的。在欧美各国是如此，中国也系如此，我们必须把握住今日的机会，从现行宪法的基点出发，步步前进。一方面奉公益，守法纪;一方面培智能，求进步。只要大家的政治能力和道德进步，只要社会的风俗习尚进步，我们的宪政就可一同进步。纵然在我们这一代人的生命期中不能达到优良的境地，我们总可把进步的基础留给后来的人。他们得着这个宝贵的遗产，定然会感谢我们的。否则有宪而不行，为民而不主，将来的悲哀和罪过真是不可思议，岂但今日一些小小的不满意而已。”(《宪政与民主》页113)

透过以上几个侧面，我们可以看到，萧先生对于当时中国的政治局势，既有期待，也有劝告;既有忧虑，也不乏信心。这些起起伏伏的心绪，其实都体现着一个“坐而论道”的政治学家对于中国宪政、中国人民的热心与挚爱。

三(www.xing528.com)

作为一代政治学名家，萧公权先生面对当时国内重大的政治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表达了自己的意愿。通过这些时评，展示了萧先生追求宪政民主的热心与信心。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些时评与政论绝非浮泛之言，更不是肤浅的情感流露，相反，它们是一个政治学家理性思考的产物。

在民国宪政史上，1946年宪法的制定，堪称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它既是当时各派人物聚讼纷纭的焦点话题，同时也是《宪政与民主》一书着墨最多的地方。

萧先生注意到，在那种复杂而多变的政治背景下出台的1946年宪法，尽管存在着诸多致命的缺陷，尽管招致了不少尖锐的批评，但是，他依然立足于一种相对超越的立场，给予了客观而理性的评论。他说:“平心论之，(这部宪法)在实质上及技术上诚有可加指责之瑕疵。然而吾人应知人为之事物断难极尽美善，而人为之制度，万难臻于完备。盖政治制度之成立，不外由演进与突创之二途。演进者(如英国政制)即随时世之变迁而长成于无意之中，其内容自不免包含偶然与不合理之成分。合于实用则诚然，合于理想则未然也。突创者(如美法之政制)成于一时之努力。无论一时之人不能洞见百世之利，即有少数睿智之士，能灼见深知，然而所见不必互同，亦未必能使多数人赞同而接受其所见。加之党派之分歧，利益之冲突，成见之锢闭，纵有较近完善之制度，恐未必果然能受人采用。固革命宪法往往成于多方之妥协。……抑就民主之观点言之，吾人宁可牺牲完美而欢迎妥协。盖妥协出于互让，互让基于尊重自己主张，同时尊重他人主张之宽容态度。故妥协为民主之精神表现，亦为民主政治之工作原则。然则由妥协而包藏瑕疵，固不足为宪法之诟病。”(《宪政与民主》页159，《中华民国宪法述评》)

这段文字，集中地表达了萧公权先生关于宪政的核心观念:宪政出于妥协，妥协也是民主精神的体现。

无论是在20世纪上半叶还是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当代中国，有关宪政的讨论可谓目不暇接。倘若要问:宪政到底是什么，学者们的回答堪称五花八门。有人认为，宪政就是民主的政治;也有人说，宪政就是民主加法治;还有人说，宪政乃是民主、法治、自由的统一体;第四种观点认为，宪政的关键是共和体制;第五种观点认为，宪政就是宪法的动态表达……诸如此类的说法，早已并行于当代中国的宪政理论之中。在《宪政与民主》一书里，萧公权先生也曾反复指出，宪政就是民主与法治的结合。但是，我认为，萧先生关于宪政的洞见，更多地体现在上面所征引的段落中。因为，宪政的精神实质，就是相互妥协。

在世界宪政史上，英国宪政一直享有“宪政之母”的地位。然而，一部英国宪政孕育生长的历史，几乎就是各种政治势力相互妥协的历史。在中国的主流话语中，英国革命长期被称做“不彻底的革命”，所谓“革命的不彻底”恰恰描述了宪政的本质属性:“革命”过程中的相互妥协。通过妥协，处于强势地位的一方并不能一切通吃，处于弱势地位的一方也有生存的空间，也有发展的机会。这样的政治格局，既标志着宪政的到来，其实也构成了民主的象征。因为，正如萧先生所言:“妥协出于互让，互让基于尊重自己主张，同时尊重他人主张之宽容态度。”

民国时期的中国宪法与中国宪政，几乎受到了各个方面的批判，就是相对于“总理遗教”而言，也有不小的距离。但是，在萧公权先生看来，各种各样的批评和不满，本身就昭示着宪政与民主的萌生。因为它表明，这个时代的宪政与宪法受到了多种势力的影响，反映了多个群体的意志。因此，萧先生主张:“故为中国之人民计，与其耗唇舌于批评宪法，不如致精力于实行宪法。”(《宪政与民主》页159)

承认现行宪法的缺陷、容忍不同的意见、不追求完美的政治、主张在实践过程中的渐次改进，这样的宪政观，无不体现了一个政治学家超越时空的理性与睿智。

四

由于历史传统的不同，也由于社会分工的日渐深化，知识分子的“立言”逐步呈现出两种形态:学院型与策论型。前者富于学术理性，倾心于建构宏大的理论体系;后者充满热情，偏好于面向现实问题发言。在历史上，大致说来，前者更多地见于西方世界，譬如亚里士多德、阿奎那、康德、黑格尔等等，都是构建理论体系的代表性人物;后者更多地见于中国传统，譬如孟子、贾谊、康有为、梁启超等等，都是喜欢提供策论的代表性人物。虽然不乏相反的例证(譬如西方的马基雅维利，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策论型人物)，但是，这种大体上的分野依然是比较明显的。

然而，根据这样的二元划分方法来衡量萧公权先生，就有些左右为难了。萧先生终身研究政治学，“精湛笃实，然未尝一日从政。抗战期间，不少学人入仕，萧先生亦曾为当局延请，但终觉其性格与志趣，仅可作在野之诤友，不能为朝上之党官，乃婉谢不就”(汪荣祖语)。这位潜心治学的政治学家给我们留下来的代表著作，诸如《政治多元论》、《中国政治思想史》等等，都堪称体系化的理论名著。从这个角度上说，萧先生算得上是学院型知识分子。但是，在《宪政与民主》一书中，他似乎又变成了一个策论型的知识分子。他关注现实，评析政治，回应时论，提出方案，表达忧患，劝告他人，几乎扮演了贾谊曾经充当过的角色。

不过，20世纪的萧公权毕竟不同于汉代的贾谊。他与后者的主要区别在于:一方面，贾谊服务的对象，主要是大汉帝国的君主;萧公权先生立言的着眼点，主要在于促进中国的政治民主，主要在于寻求中国政治优化的对策与方案。另一方面，萧先生的知识背景也不同于贾谊。他自幼研经读史，打下了甚为坚实的国学基础;稍长始习英文，勤勉自励，尽窥门径;后又就读于密苏里大学和康奈尔大学。萧先生在学贯中西、调和新旧的同时，也养成了两种可贵的品质:关心国事的热心与深思熟虑的理性。如果说，前者主要继承了中国文化里的“士”的传统，表达了萧先生对于“善”的渴望;那么，后者主要沿袭了西方文化中的“知识分子”的本性，体现了萧先生对于“真”的追求。这两种相互补充的品性，在《宪政与民主》的各篇文字中，几乎随处可见。

一个政治学家的热心与理性，浇铸了《宪政与民主》。从这个角度上说，萧公权先生的《宪政与民主》一书，既有“热透纸背”的热心肠，也有“力透纸背”的冷思考;既包含了真挚的情感，又不乏理性的思想。人们熟悉的格言是: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然而，透过《宪政与民主》，我们可以发现，灰色的、理性的理论也可以呈现出常青的、温热的生命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