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与人治：规则对官方的严格约束及其实践

8.钱穆论法治与人治

在“地心说”盛行的时代，如果有人提出“日心说”，难免会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同样，在当代中国的法学理论界，盛行的主流观点是:法治是西方的产物，它萌生于古希腊，初成于古罗马，完善于近现代;人治是中国的传统，它与儒家的礼治与德治紧密相连、互为表里。在这样的流行观点面前，如果有人提出:法治是古代中国的传统，人治是现代西方的传统，一定也会令人觉得意外吧。近日读书，就看到了这样一段值得注意的“异见”。

“异见”的提出者是钱穆先生。在他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钱先生写道:“由历史事实平心客观地看，中国政治，实在一向是偏重于法治的，即制度化的，而西方近代政治，则比较偏重在人治在事实化。何以呢?因为他们一切政制，均决定于选举，选举出来的多数党，就可决定一切了。法制随多数意见而决定，而变动，故说它重人、重事实。我们的传统政治，往往一个制度经历几百年老不变，这当然只说是法治，是制度化。”^[1]钱先生是史学家(也有人把它归属于新儒家)，他的观点尽管与流行的法学理论完全相左，依然具有参考价值。因为，钱先生对于法治与人治，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解释。

在钱先生看来，传统中国的政治有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繁文琐法”。政治上的法令制度过于细密，必须遵守的规矩太多了，这未必是好事，甚至“是中国政治没有起色的根源”^[2]。而近代西方的民主政治，主要体现为政党之间的竞争。当选的执政党可以把本党的主张上升为国家意志。从这个角度来看，西方的选民是按照自己的偏好在挑选执政党，执政党又是按照自己的偏好来决定国家事务。换言之，西方民主政治的本质，就是公众及其政治代言人(执政党)按照自己的偏好来决定国家事务与公共事务，这不就是典型的“人治”吗?

可见，钱先生理解的法治，是指密集而稳定的规则对于人，尤其是对官方的严格约束。譬如，朱元璋规定不设宰相一职，于是，有明一代数百年，真的就没有宰相这个岗位。这就表明，朱元璋定下的规矩得到了严格的执行。至于密集的规则，当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宪法、民法、刑法、诉讼法，甚至也不是指行政法意义上的“唐六典”之类的“西式法律体系”，而是主要指以“礼”为核心的规则体系。这样的规则体系，在传统中国的政治实践与社会生活中，确实达到了“繁琐”的程度。钱先生理解的人治，是指民众挑选他们认可的政党来处理国家事务，当选的执政党提出的治国纲领、公共政策，应当被视为民众认可的治国纲领、公共政策。国家的政治，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亦步亦趋地跟着民众的偏好走，跟着执政党的意志走。这在钱先生眼里，就是人治。

钱先生的观点启示我们，对于法治与人治这两个流行的概念及其实践，还可以有另外一种解释。在传统中国，官方需要遵循的规矩多，就是法治;在近代西方，官方按照民众的愿意办事，就是人治。套用当下关于“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说法，那就是，注重法律效果的是法治，注重社会效果的是人治。在钱先生看来:注重社会效果、让公众满意的人治，恰恰是近现代西方民主政治、选举政治的本质;注重法律效果、坚持规则至上的法治，恰恰是传统中国政治的特征。如果强调法律效果，其实是对中国传统政治的继承与弘扬;如果强调社会效果，反倒是对近代西方政治的借鉴与移植。(www.xing528.com)

法学界可以不同意钱先生的结论。但是，如果能够置身于钱先生的立场，对钱先生的观点予以“同情式的理解”，并以之反思我们关于法治与人治的“常识”，对于提升当代中国的法治理论，使之逐渐告别口号化、意识形态化的层次，相信还是有所裨益的。

【注释】

[1]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57—158页。

[2]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