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思想密林：探讨良知学与学者的良知

7.良知学与学者的良知

学者笔下的良知，古有王阳明及其学派，专事良知学的阐述与传播。从1508年春天的龙场悟道算起，至今已逾500年矣;今有何怀宏及其著作《良心论》，是在现代学术语境下关于良知的理论铺陈。比较而言，前者主要源出于王阳明的生命体验与精神顿悟，是温热的思想;后者虽然也灌注了作者的情感与心力，但主要是学院中的产物，是严谨的学术。

古今学者关于良知之学的异趣，确实构成了一个颇有意义的话题。但本文的主旨，却无意于辨异，而在于求同:学者的良知在哪里?应当是什么?我之所以不避浅陋，提出这样一个略显“大而无当”的问题，实在是因为在学术腐败、学术异化、学术泡沫化日盛一日之际，这个主题确实值得再度唤醒，也期待着学者们的反省与自觉。

在思考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我首先想到的是鲁迅先生的一段名言——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鲁迅先生写道:“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按照这样的归纳，“中国脊梁”群体中的中国学者，更应当“埋头苦干”、“拚命硬干”、“为民请命”、“舍身求法”。学者的良知，或许可以从鲁迅先生的这“四句教”中体现出来。

当然，影响更大的“四句教”，则是众所周知的北宋时期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几句话，标示出一种境界，既是对于中国历代学者之良知的高度概括，也令千载以下的学者们不胜向往。“为天地立心”，是为全社会、全人类确立某种核心价值观，让人们的精神生活有所皈依;“为生民请命”，是为民众谋取福利，套用林则徐的名言，就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为往圣继绝学”，是通过“立言”的方式，守先待后，维系文明于不坠。“为万世开太平”，是通过“立功”的方式，实现学者们治国、平天下的宏愿。(www.xing528.com)

不过，无论是鲁迅先生还是张载夫子，讲的都是过去的事，是对古代学者的概括与描述。对于当代中国的学者来说，虽然示范意义不容低估，终究又隔了一层。因此，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追问，立足于21世纪的当代中国，在这个贞下起元的时代。学者的良知又该是什么?本文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会通古今，超越中西，为人类文明的新秩序探索未来。

传统中国的学者几乎没有“中西问题”的困扰，所以只想到“为往圣继绝学”。但是，张载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与张载不同的是，当代中国的学者已经身不由己地置身于古今中西之间，且在相当程度上，古今问题与中西问题，还是交错混杂在一起的:传统(古代)常常被对应于中国，现代性(今天)更多地对应于欧美。在这样的背景下，当代中国的学者既要站在现代性的立场上批判传统，但同时也要站在传统的立场上批判现代性。因为，现代性与传统既有它们各自的荒诞(请看看后现代主义对于现代性的批判)，也有它们各自的积极意义。完全以现代性的标准来批判传统，就与完全以传统的标准来批判现代性同等褊狭，两者都不可取。因此，当代中国的学者，应当自觉地促成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相互批判，既要防止“传统”的妄自尊大，但也要警惕“现代性”的唯我独尊。只有这样，中国学者才可能做到会通古今、超越中西，才有可能养成开放的、自主的、批判的心智。

以开放的、自主的、批判的中国心智作为前提，作为基础，当代中国的学者才可能独立地完成自己的终极使命:为中国文明、人类文明的新秩序探索未来。一方面，当代中国早已走出了“中国在亚洲”的时代，早已进入了“中国在世界”的时代，在这种新的环境下，未来中国的文明秩序，就不可能完全由孔子的秩序观来支配。耶稣、穆罕默德、释迦牟尼等众多的符号性人物分别阐述的秩序观，不但已经在参与塑造中国人的文明秩序，而且还将更深入、更广泛地影响中国文明的再造过程。从这个角度上说，未来中国的文明新秩序，必然是多种文化要素化合之后形成的新文明秩序。另一方面，未来世界的文明秩序，也不可能由“美国宪法”这个极具象征性的单一文本来主宰。先前由西欧、北美所代表的单一的现代性模式，正在向多元现代性的方向转化。这就意味着，未来的人类文明新秩序，就跟未来的中国文明新秩序一样，也是由多种文化要素共同塑造的。

为中国文明新秩序探索未来，并进而为人类文明新秩序探索未来，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软的意义，硬的规则。人类文明的意义，主要由人文学科来发现。譬如，关于爱与恨的文学，关于生与死的哲学，关于衰与荣的史学，都是关于人类文明的意义之学、价值之学。人类文明的规则，主要由社会科学来论证。譬如，关于治与乱的法律学、关于敌与友的政治学、关于赔与赚的经济学，都是关于人类文明的规则之学、制度之学。前者关乎人类文明的心灵，后者关乎人类文明的躯体。丰沛的心灵再加上强健的躯体，庶几可以组合成一种相对完美的文明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