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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水花树:庄子道与阳明心学的融合

时间:2024-08-05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如果在这个季节去九寨沟,既可以看到秋水的极致,也可以看到深藏在山间的花树。面对寂静的秋水,拈花微笑,禅就是那枝花,禅就是那汪水,禅就萌生在那一片秋水花树之间……如果把“秋水”看做庄子之道的一个隐喻、一个由头,那么,“花树”则可以看做阳明心学的一个符号。庄子通过一河秋水,表达了道家的精神;王阳明凭着一棵花树,阐述了心学的旨趣。

秋水花树:庄子道与阳明心学的融合

4.禅在秋水花树间

秋水与花树,正是十月的美景。如果在这个季节去九寨沟,既可以看到秋水的极致,也可以看到深藏在山间的花树。面对寂静的秋水,拈花微笑,禅就是那枝花,禅就是那汪水,禅就萌生在那一片秋水花树之间……这样的意境,还可见于日本13世纪的著名禅师道元的名句:“君不见,竹声中悟道,桃花中明心。”15世纪更有名的一休禅师也有类似的道歌:“且问心灵为何物,恰似画中松涛声。”

秋水既可以汇聚成为一汪水,同时也是庄子笔下的名篇。在《秋水》篇中,庄子写道:“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渚崖之间,不辨牛马。于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稍后,河伯“顺流而东行,至于北海,东面而视,不见水端。于是焉河伯始旋其目,望洋向若而叹曰:‘野语有之曰,闻道百,以为莫己若者,我之谓也。且夫我尝闻少仲尼之闻而轻伯夷之义者,始吾弗信。我今睹子之难穷也,吾非至于子之门则殆矣,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在无际涯的大海面前,河伯醒悟过来了。

把河伯进一步唤醒的大方之家是北海若,他说:“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今尔出于崖?,观于大海,乃知尔丑,尔将可与语大理矣。”北海若向河伯宣讲的“大理”,其实就是庄子念念不忘的“大道”或“至道”,就是永恒性的真理,就是被层层迷雾遮掩起来的本来面目。

如果把“秋水”看做庄子之道的一个隐喻、一个由头,那么,“花树”则可以看做阳明心学的一个符号。《传习录》记载了有关王阳明的一则著名典故:

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这句话,形神兼备地描绘了阳明心学的核心命题:心外无物。

“花树”与“汝心”一同“寂寞”,又一同“明白”,意味着“花树”与“汝心”之间的同一性,甚至是一体性。所谓“吾心便是宇宙,宇宙便是吾心”,所谓“致良知”,所谓“知行合一”,其实都可以从那棵“花树”中映照出来。见花树而知心学,恰如见落叶而知秋色。

庄子通过一河秋水,表达了道家的精神;王阳明凭着一棵花树,阐述了心学的旨趣。从庄子的道学到王阳明的心学之间,还横亘着一个无形无象的中介,那就是禅。虽然都说达摩是中国禅的一世祖,但是,真正为禅赋予中国心灵的,其实还得数慧能。虽然,在中国思想史的座次表上,慧能的地位似乎没有庄子、王阳明那样显赫。但是,在骨子里,在境界中,慧能是可以与庄、王比肩而立的。慧能的明心见性、顿悟成佛,上接庄子的心灵自由、无所期待,下启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天理良知,实为一种性格相似的中国思想在不同时代的不同显现。他们三人,是中国思想史上的关注心灵的三个里程碑式的高峰。

如果以外物与内心作为区分的标准,那么,中国思想史上有两大潮流:留意于外在秩序的一派,譬如孔子荀子董仲舒朱熹,都属于这个流派;留意于内心秩序的一派,譬如庄子、慧能、陆象山、王阳明,就属于这个流派。如果说前者的影响,主要在于政治伦理,那么后者的影响,主要在于心灵与艺术。单就后者而言,要说对于传统中国士大夫心性世界的影响力,人们最容易想到的是庄子。作为轴心时期的原创性思想家,庄子的巨大影响确实有目共睹。明代以后,随着1508年的龙场悟道,随着心学的勃兴,王阳明掀起的思想波澜也是极其壮阔的。然而,我以为更值得注意的是慧能。他的《坛经》,为中国人的心性世界拓展了更宽的空间,构成了中国艺术精神的重要源泉。正如法学家吴经熊所言:“《坛经》并不是一本绞尽脑汁的学究之作,而且出自一位真人的肺腑之言。其中的一字一句,都像活泉中所喷出的泉水一样,凡是尝过的人,都会立刻感觉到它的清新入骨,都会衷心地体验到它是从佛性中流出的。只有佛才能认识佛,也只有佛才能知道自己心中有德性,知道一切众生心中都有佛性。”[1](www.xing528.com)

吴经熊的这个评价已经很高了,但是,还不够,还没有全面展示慧能对于中国的意义。我认为,慧能的贡献,不仅是在心性思想体系中所起到的承上启下的桥梁作用,更重要的贡献还在于:他把一种从西方传过来的异质文化,全面地融入中国人的血脉里,实现了两种文明在化学层面、分子层面、原子层面上的有机融合。

在荷兰汉学家许理和的《佛教征服中国》一书中,主张“佛教征服中国”。但是,在陈观胜看来,不是佛教征服了中国,而是中国转化了佛教。中国转化、吸纳佛教的标志,就是中国禅宗的诞生。纯正的中国禅宗诞生的标志性人物,就是慧能。这就是说,中国转化了佛教,但这种转化最终是在慧能身上实现的。因而,慧能才是中国成功地转化佛教的象征性、符号性的人物。

稍作延伸,我们还可以注意到,如果说中国文化转化“西天”来的佛教差不多花了400年的时间,那么,自从19世纪中叶到现在,另一种来自“泰西”的,伴随着坚船利炮而来的文化,已经扎根中国170年了。在经历了170年的试探、摩擦、碰撞之后,这种不同于佛教的西方文化是否“征服”了中国?抑或是中国文化像转化西天佛教那样,再次“转化”了这种新的西方文化?[2]

也许,提出这样的问题尚为时过早。相对于上一次的400年,这一次的170年也许还显得过于短暂。不过,170年来,像唐三藏那样,到西天取经的中国人多如过江之鲫;像菩提达摩那样,把真经送到中国来的西方人也所在多有。但是,谁能像六祖慧能那样,把一种来自异域的西方文化极其妥帖地融入中国血脉、中国心灵?如果把禅宗作为中西文化第一次化合融会的硕果,那么,在中西文化第二次化合、第二次融会的过程中,我们期待着第二个慧能的到来!

【注释】

[1]吴经熊:《禅学的黄金时代》,海南出版社2009年版,第21页。

[2]详细的论证可参见喻中:《自由的孔子与不自由的苏格拉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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