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儒家：儒学的未来是心性儒学，还是宗教神学？

3.心性儒学的憧憬

蒋庆是大陆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从早期的《公羊学引论》到后期的《政治儒学》，多年以来，一直致力于政治儒学的研究与弘扬。他认为，当代新儒家的主流偏向于心性儒学，这样的发展方向并不是儒学的正途。因为，在蒋庆看来，孔子创立的儒学，本质上是政治儒学，孔子之后的公羊之学、荀子之学、董仲舒之学，直到晚近的刘逢禄之学、康有为之学，都强调了经世致用，努力为政治探索美好的未来，恪守了政治儒学的基本品格。但遗憾的是，孔子之后的子思之学、孟子之学、陆王之学以及当代新儒家所阐释的儒学，却滑进了心性儒学的泥淖。对当代及未来中国的政治发展，殊少助益。因而，当代儒学的发展方向，应当从心性儒学转向政治儒学。

对于这样的儒学主张，我抱有“同情式的理解”。我认为，传统儒学的政治智慧确实应当进一步挖掘，从这个层面上说，政治儒学的发展具有无可置疑的正当性。但是，在强调政治儒学的同时，不必矫枉过正，更不必贬斥甚至放逐心性儒学。因为，心性儒学并非就是儒学的歧途，它也是儒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如果说政治儒学是外王之学，那么，心性儒学就是内圣之学。在华夏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心性儒学一直履行着一个极其重要的功能:安顿人心，规范中国人生活的彼岸世界。

一般说来，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如果要持续不断地生存下去，如果要保持旺盛的生命力，都必须有效地安顿好两个世界的秩序。哪两个世界?人的内心世界与人的外在世界，或者说，人的彼岸世界与人的此岸世界。所谓人的外在世界或此岸世界，就是每个人所置身于其中的政治性的、群体性的社会关系。在传统中国，这个外在世界的秩序主要是由儒家伦理来安顿的。其中，君臣关系、父子关系、夫妻关系、兄弟关系、朋友关系，构成了这个外在世界的主要秩序关系。蒋庆所说的政治儒学，就是对于人的这种群体性、社会性、政治性生存方式的回应。通过政治儒学及其制度化的礼法规则，形成了有序的政治关系与社会关系。

但是，人与其他动物不同的地方在于:除了生活在此岸世界或外在世界，每个人都还生活于彼岸世界或内心世界。所谓“人心小宇宙”，就是说人的内心也是一个纷繁复杂的世界，它同样也期待着秩序与和谐。如果人的内心世界失去了秩序，找不到一根“定神针”，就可能导致人的内心世界的全面崩溃。中国每年自杀身亡的20多万人(每年自杀未遂的达200万人)，就是他们的内心世界极度失序的结果。这么多“无言的游魂”，足以提醒我们: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内心世界、彼岸世界，是一个多么需要投入、需要建设的世界!

心性儒学，就是为人的精神世界、内心世界寻找、确立“定神针”的儒学。无论是唐君毅的《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还是牟宗三的《心体与性体》，其核心目标都在于构建一个精神的家园，以滋养、安顿人们的彼岸世界，从而让世人的心灵能够找到一个稳妥的归宿。俗话说:“人的一生，总要求一个心安理得。”问题是，无论是“心安”还是“安心”，总要把“心”安放在某个地方。这个地方在哪里呢?显然不可能无中生有。数千年来，从子思、孟子开始，中经陆象山、王阳明，直至现代的唐君毅、牟宗三，都是这个“安心之所”的建设者。(www.xing528.com)

放宽我们的视界，我们还会发现，西方文化虽然是一个内容丰富、成分多元的复合体，但追根溯源，主要还是由两大要素构成的:源于古希腊的理性与源于古希伯来的信仰。西方人凭借理性，以民主与法治作为制度安排，已经有效地安顿了他们的外部世界，调整了他们外在的社会关系。但与此同时，西方人还借助于信仰，依赖基督教、《圣经》这些载体，成功地安顿了他们的内心世界、精神生活。西方文明之所以构成了一种相对自足的文明形态，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就在于，西方文明的两大要素全面地、互补地满足了西方人的内在需要和外在需要。

再看传统中国。我们虽然没有西方式的民主法治，也没有西方式的宗教组织，但在我们的儒学系统中，有政治儒学与心性儒学两大分支。其中，政治儒学关于公共生活、社会关系的安排，满足了中国人的外在世界的需要。一家之内的秩序、一国之内的秩序、整个天下的秩序，费孝通所谓的“差序格局”，基本上都是按照政治儒学的框架来安排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性的儒家礼法，履行了西方的民主法治所承担的基本功能。儒家伦理关于“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应当做什么”的规定，就相当于西方法理中的“授权性规范、禁止性规范、义务性规范”。

心性儒学作为儒学的另一个分支，以天道性理为核心，在一定程度上，履行了西方的宗教神学所承担的基本功能。如果说西方人以摩西、耶稣作为自己的精神导师，中国人则是以孔子、孟子、朱熹、王守仁作为自己的精神导师;如果说西方社会有“上帝与恺撒”的二元划分，中国社会则有“儒家圣人与世俗皇帝”的二元划分;如果说西方的历代国王多为上帝的信徒，那么，中国的历代皇帝几乎都是儒家圣人的信徒。所谓“无道昏君”，其实就是违反了孔孟之道的昏君。由此可知，中国文化中的心性儒学，大致就相当于西方文化中的宗教神学。就像西方人需要宗教神学一样，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内心精神、彼岸世界，也需要有所寄托。寄托于何处?寄托在心性儒学的天地里。

“人总得有条出路啊!”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句名言提示我们:一个人既要在社会生活中寻找出路，同时也要在精神生活中寻找出路。比较而言，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没有出路，政治国家还可以提供“社会保障”，媒体、自愿者、慈善机构、公益性组织还可以介入，还可以救济。但是，一个人在精神生活中找不到出路，陷入了困境，谁能介入呢?救生圈在哪里?

在当前这个贞下起元的时代，在这个多种价值观正在相互角逐的时代，在这个日趋“物质化、庸俗化、异化”的时代，心性儒学应当承担起一项历史使命:卓有成效地建构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倘若要说当代的心性儒学还有什么欠缺的话，那就是过分的精英化、学院化、学术化、概念化。因此，心性儒学的未来，是走出象牙塔，像龙场悟道之后的王阳明那样，走向民众，以滋养普通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为己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