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史上重要命题：孔子的为政以德真正含义

2.说“为政以德”

《论语·为政》记载了孔子的一句名言:“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这句“子曰”，阐述了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命题，那就是“为政以德”。这四个字虽然人人都会说，但却很少有人深究。孔夫子在两千多年以前讲的“为政以德”到底是什么意思?

按照现在通行的理解，“为政以德”主要是指“德治”或“以德治国”。譬如，有一本权威的思想史教科书就这样写道:“孔丘从‘礼’与‘仁’相结合的思想出发，极力提倡‘德治’，认为统治者如果能‘为政以德’，实行‘德治’，人民就会心悦诚服地接受统治。”按照这样的解释，“为政以德”作为一种儒家的信条或训诫，旨在要求当政者提升自己的道德水准;要求他们凭借道德上的感召力，把广大的人民群众吸引和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上下一心地实现他们所期待的政治秩序与社会关系。仿照孔子打的比方，道德品质超群的统治者就仿佛魅力四射、磁场强大的北斗星，永远是其他星辰共同环绕、不忍离去的核心。

这是现代人的理解。问题是，孔子当年讲的“为政以德”是这个意思吗?表面上看，这样的解释说得通，与孔子的仁学思想能够契合不悖，与后来的“德主刑辅”思想及其实践也可以彼此协调。但是，这样的解释很可能不符合孔子的本意。因为，按照东汉经学大师郑玄的注疏，“为政以德”之“德”，是指“无为”，绝不是指现代伦理学层面上的道德。按照郑玄的解释，所谓“为政以德”，就是要求当政的君主要以无为的方式执政;要求君主清静无为，而让百官积极有为;通过君主的无为，鼓励、引导、激发文武百官充分发挥各自的能动性和创造力。由此，孔子打比方所用的北辰，也不是现在所理解的道德典范的象征，而是“静止不动”的隐喻:北斗星永远待在同一个地方，它无所作为，消极虚静，其他星辰却环绕着它运转不息;就像一群忙忙碌碌的官员，在围绕着一个无为的君主旋转。

把“德”解释为“无为”，并不是两汉通儒郑康成一个人的异想天开，相反，这很可能代表了周秦两汉时期的普遍看法。对此，张舜徽先生在《周秦道论发微》一书中，已经对“德”与“道”在秦汉时代的含义进行了详细而精审的考证。他说，“无为之谓‘道’，‘道’之名又通于‘德’”^[1]。换言之，不仅“德”是指“无为”，“道”也是无为的意思，甚至“德”、“道”、“一”三个字都可以视为同义词。正如《管子·兵法篇》所言，“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既然“皇”、“帝”、“王”没有区别，则“一”、“道”、“德”也就是一回事了。

张舜徽先生认为:“‘道论’二字，可说是‘道家理论’的简称。它的具体内容，便是‘人君南面之术’。用‘道论’二字来概括这种理论，在西汉初年，便已通行了。”(同上书，页2)譬如，司马迁在介绍他父亲的学术本末时就称:“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司马谈所习之“道论”，就是君主无为而让百官有为的理论。这样的理论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虚而待之，彼自以之。”^[2]“无为而尊者，天道也;有为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3]“人主，天下之有势者也。深居，则人畏其势;人主去其门而迫于民，则民轻之而傲其势。”^[4]“得道者必静，静者无知，知乃无知，可以言君道也”^[5]。“(人主)深居隐处，不见其体，所以为神也”^[6]……诸如此类，讲述的都是以“君主无为”作为基础的“道论”。甚至《尚书·大禹谟》中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其主旨也可以概括为“君主无为”论。

以“君主无为”作为理论内核的“道家理论”或“道论”，与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一样，本质上都属于人们常说的帝王术。它是谋士的理论。怀抱这种理论的谋士们虽然自认为奇货可居，但却只有一种销售对象，那就是在位的君主。在诸子百家时代，韩非子把它成功地卖给了秦始皇;在后诸子时代，董仲舒更成功地把它卖给了汉武帝。后世所艳称的“秦皇汉武”，与这两大“道论”高手的辅佐是分不开的。也许正是因为这种“道论”的实用品质，自秦汉以后，这种强调“无为而无不为”的帝王术，以“潜规则”的方式，支配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宫廷政治实践。

以上分析表明，当下流行的关于孔子的“为政以德”的理解，很可能并不符合孔子的原意。这就提醒我们注意:对前人与他人的理解，一定要小心谨慎，要有距离感。就像美国历史学家丹屯(Darnton)所强调的:最好用人类学的方法来解读古人。因为，按照人类学的立场，他人始终是他人，古人始终是古人，“他们并不像我们一样思考”。从这个角度上说，要真正理解古人，是一件困难的事。但是，困难和挑战也潜伏着机会，“当我们无法理解一个谚语、一个笑话、一项礼仪，或一首诗时，我们便知道自己正触及某些事物。选取文献最使人难以索解的一面进行考索，我们或许可以开启一个相异的意义体系。沿此线索，甚至可能进入一个奇异而美妙的世界观”。对“为政以德”之“德”加以索解，不就可以开启一个与流行见解截然不同的“意义体系”吗?

如果再作一点延伸性的讨论，我们还可以发现，这种强调“无为”的“为政以德”，与西方近代强调“放任”的自由主义政治思想还存在着一定的可比性:在传统中国，在“无为”的君主之下，是一群殚精竭虑的文武百官，再加一群胸怀利器、急于兜售自己的“道论专家”;在近代西方，在“无为”的政府或“最小政府”之下，则是众多的相互竞争、各显其能的工商阶层。不过，“无为之君”与“最小政府”之间的相似只是形似，两种政治哲学之间的差异才是根本性的:传统中国的文武百官或“道论专家”，服务与效忠的对象，只是轮流坐庄的一氏一姓的君主。所谓“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描述的就是士人阶层那种“求售”的心态与事实。近代西方的工商阶层，虽然也在奔波忙碌，追求的却是自己的利益，他们搞所谓的“圈地运动”、贩卖鸦片与黑奴、寻找矿藏、发现新大陆，诸如此类的活动，基本上都是在谋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换言之，传统中国的官员、士人在忙，但只是雇员的忙法，他们的老板，是那个高高在上的“无为之君”;近代西方的工商阶层也在忙，但却是老板的忙法，因为他们自己就是主人，至于政府，反而是为他们守夜打更的值班员。(www.xing528.com)

【注释】

[1]张舜徽:《周秦道论发微》，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4页。

[2]《韩非子·杨权》。

[3]《庄子·在宥》。

[4]《管子·形势解》。

[5]《吕氏春秋·君守》。

[6]《春秋繁露·天地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