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亲与尊尊：探索法律思想密林

1.“亲亲”与“尊尊”

“亲亲”与“尊尊”，构成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领域内的一对关键词。对于这两个关键性的概念，有一本颇具权威性的法律思想史教科书是这样解释的:“在周礼中始终贯串着两条基本的原则:一是‘亲亲’，二是‘尊尊’。这两条原则，既是人人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又是奴隶主阶级最基本的道德信条。‘亲亲’的原则，要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尊尊的原则，要求下级贵族必须服从上级贵族，不许犯上作乱。奴隶与平民必须畏敬奴隶主贵族，不得反抗。在宗法制度下，这两条原则是相互结合的。”^[1]

这段叙述看似清楚明白，其实并没有准确地揭示出“亲亲”与“尊尊”的内涵。其一，无论是“尊尊”还是“亲亲”，都不是“人人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下文的分析将表明，这两个原则调整的对象主要限于社会的上层，与当时的草根阶层根本就没有什么关系。其实，所谓“礼不下庶人”，就已经说明了这个道理。其二，“尊尊”的原则，并不是要求“奴隶与平民必须畏敬奴隶主贵族，不得反抗”，它没有这个含义;“亲亲”的原则，也不是“要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因而，教科书上的这段话基本上是望文生义的产物，是“想当然”的结果。既然如此，周礼中的“尊尊”与“亲亲”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从源头上看，“尊尊”与“亲亲”出自西周初年。周公(姬旦)是这两条原则的主要创立者。其中，“尊尊”的核心含义是嫡庶制，即后来通行的嫡长子继承制。西周之前的夏商王朝，尚未确立这样的“尊尊”原则，因而，在夏商时代，君主职位的继承是以“兄终弟及”为主，以“子承父业”为辅。商代后期的实践证明，这样的继承制度容易出乱子。原因很简单:继承人没有法定，多个兄弟之间的争夺就在所难免，宫廷内部的流血冲突与政治动荡也就防不胜防。

为了有效地解决这样的政治难题，周公审时度势地确立了“尊尊”的政治原则:只有君主的嫡长子才享有对君主职位的继承权。这样的制度，虽然有可能排斥最优秀的人当政(嫡长子有可能不是最优秀的)，但却有助于“定分止争”，有助于维护政治的稳定。从政治影响来看，“尊尊”的原则与制度确立了后世所流行的宗法制。所谓宗法，实为宗族继承法，它的核心条款，就是“尊尊”，就是区分嫡子与庶子，就是嫡长子继承制。此外，在“尊尊”原则之下，由于只有嫡长子享有继承权，君主的众多子嗣，只好由君主册封到其他地方做诸侯。因而，在君主与诸侯之间，就形成了后世所习以为常的君臣关系。而在此之前的夏商时代，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君臣关系，只有诸侯联盟召集人与诸侯的关系——换个角度，也可以视为霸主与诸侯的关系。打个比方:周公之前的国家政体，类似于美国初期的邦联制或现在的欧盟，在周公的“尊尊”原则的规范与引导下，松散的邦联制政体变成了中央集权的单一制政体。可见，具有政制意义的“尊尊”原则，不宜用“不许犯上作乱”、“不得反抗”等空泛之论来解释。

如果说，“尊尊”原则主要是对未来的政治继承人的安排，那么，“亲亲”原则主要体现了对于已经死去了的君主谱系的确认，这种确认主要通过祭祀制度来实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中的这句话表明，那个时代的祭祀，承担着极其显著的政治建构功能。(www.xing528.com)

在周公之前的商代，虽然也有祭祀活动，但是，商代的祭祀活动比较繁杂。在祭祀对象的数量选择、尊卑排序诸方面，并没有进行科学的设计，尤其不能与新建立的“尊尊”原则进行有效的对接。因此，如果要发挥“尊尊”原则的政治效用，就必须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祭祀制度，这就是“亲亲”原则。按照这个原则，祭祀的对象主要限于祭祀者的四个祖先:高祖、尊祖、祖父、父亲，此即为“立亲庙四”。所谓五服，即自己、父亲、祖父、曾祖、高祖这五代。所谓“亲亲”之礼，就是以这五服为限。不过，周王朝比较特殊，祭祀对象除了高祖、尊祖、祖父、父亲之外，还有三个固定的祭祀对象，那就是“小邦周”最初受封的后稷，再加上声名卓著的周文王与周武王。因而，周王朝的祭祀对象就是七个人(三个不变的“常委”，四个随不同的君主而不断地变化的祖先——因为每个君主的父亲、祖父、尊祖、高祖都是不同的)。这就是“亲亲”原则或“亲亲”之礼的核心内容。换言之，“亲亲”原则也是一种具有严格规范意义的政治制度，绝非一般意义上的“父慈子孝”所能涵盖的。

“尊尊”原则与“亲亲”原则结合在一起，共同支撑了周公身后的宗法制国家形态与政治形态。不过，由于“尊尊”与“亲亲”的调整范围，主要限于统治集团内部。仅仅依靠这两个原则，似乎还不足以全面地安顿好家国一体的文明秩序。于是，在“尊尊”与“亲亲”之外，周王朝还确立了“贤贤”的原则，这个原则主要用于选拔为姬周王朝服务的官员。卿、大夫、士，这几种为国家效劳的人，没有领土，不能世袭，必须选能任贤。否则，各种各样的政治事务就无法得到妥善的处理。

概而言之，“尊尊”原则与“亲亲”原则调整的对象是天子与诸侯，这两种人本来就是具有血缘关系的父子、兄弟、叔侄，他们构成了一个世袭的、分享政权的、拥有土地的大宗族。至于“贤贤”原则调整的卿、大夫、士，则充当了天子与诸侯的雇员。这样的政治框架，这样的文明秩序图景，就是“尊尊”、“亲亲”以及“贤贤”所描述的、所追求的。因而，应当认真对待“尊尊”、“亲亲”所涵盖的制度信息。

【注释】

[1]张国华主编:《中国法律思想史》，法律出版社1982年版，第26—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