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史的复兴：近代佛教的新时代气息

5.近代佛教的复兴

近代佛教的时间跨度为公元1840年至1949年。中国的历史进入近代后，风云变幻，战乱频繁。佛教在社会变革与文化冲突之下经受了猛烈的冲击和严峻的考验，通过对自身不断地进行调整与改革，终于在新的社会环境下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

在太平天国运动中，寺庙遭到严重破坏，佛教几乎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湖广总督张之洞执行“中学（儒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方针，采取极端的排佛政策，试图没收各地佛寺的财产，以兴办各种学校，即所谓庙产兴学运动。他发明的这种政策，后来在民国时期也曾为一些官僚、军阀以及激进人士所提倡或实行。

面对社会上各种势力发起的排佛运动，许多佛教徒为保护和振兴佛教作出了种种努力。他们或建立新型的佛教组织，或开办佛教学校，或创办佛教刊物，或出版佛教典籍。一些有识之士主张对佛教进行改革，一批著名学者运用新的科学方法研究佛教。所有这些都使近代佛教透露出新的时代气息，为佛教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复兴作出了贡献。

民国初年的佛教复兴运动有一大重要特征，即佛教在组织结构上、社会活动形式上、思想理论上开始向现代宗教转化。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中国佛教逐渐形成了以寺院经济为基础，以宗谱法系为网络的特殊社会形态。这种社会形态弊端丛生，僧人之间常常出现争权夺利、相互攻讦、彼此倾轧的局面，严重阻碍了佛教的进一步发展，也成为世俗社会攻击佛教的重要把柄。

欧阳竟无

上海留云寺（“中华佛教总会”的成立地）

鉴于晚清佛教各宗派已经衰微，故民国建立之初，一批著名的高僧、居士试图建立现代方式的宗教组织。1912年初，欧阳竟无等居士发起成立了第一个现代佛教组织——“中国佛教会”，他们指责寺院僧众争夺寺产、收取金钱的腐败行为，引起了江浙各寺院僧众的一致反对。

太虚在南京组织了“中华佛教协进会”，与“中国佛教会”相抗衡。该会以教理、教制、教产三大革命为号召。在教理上主张清除两千年来人们附会在佛教上的鬼神迷信内容，反对探讨死后世界，提倡开展人间佛教，解决现实问题。在教制上反对政教合一，反对佛教依附政权，主张建立独立的佛教协会管理全国教务。在教产上反对宗派将庙产视为私有，主张寺产属全体僧尼共有，应集中起来办教育和慈善事业。太虚的佛教改革思想也遭到守旧僧尼的反对，中国佛教协进会很快就解散了。此外，谢无量也创办了“佛教大同会”。该会的宗旨是提倡佛、道合一，建立中国统一的宗教组织。

以上三会虽然有很大分歧，但要求佛教改革的倾向却是一致的。因此，江浙各大寺院的方丈请敬安出面，组织统一的横向联合的“中华佛教总会”，并商请欧阳竟无、谢无量解散他们的组织。

1912年4月，为挽救佛教日趋衰微的命运，敬安联合各地的僧教育会，在上海留云寺成立“中华佛教总会”。敬安被推选为会长，道兴、清海为副会长。中华佛教总会共制定章程二十三条，规定该会为“中华民国全体僧界共同组织”，其宗旨是“统一佛教，阐扬法化，以促进人群道德，完全国民幸福”，其基本任务是“明昌佛学”、“普及教育”、“组织报馆”、“整顿教规”、“提倡公益”、“增兴实业”等。这些章程表明中华佛教总会具有趋向近代化的性质，已经作为中国佛教有史以来第一个自主的全国性组织，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中华佛教总会得到了南京临时政府的同意，下设二十个省支部和四百多个县支部。一个现代佛教组织初具雏型。

在当时军阀混战的社会环境中，佛教组织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民国政府礼俗司就通过各省清查寺产，谓由僧出资自购者为私产，凡募捐者概认为公产，须没收之。于是各地又乘机攘夺寺产，销毁佛像的排佛行为也再次达到高潮。云南、安徽等支部为当地发生逐僧毁佛事件陆续向中华佛教总会告急。这年8月，湖南宝庆等地相继发生了军警、社团侵占寺产、销毁佛像及佛教文物等事件。湖南支部派专人至中华佛教总会，请求总会设法制止当地军警、社团侵占寺产。

1912年10月，敬安鉴于事态严重，决定赴京请愿，并以中华佛教总会章程呈请政府立案保护。临行前，上海佛教徒皆执白布送行，悲壮至极，表明中国佛教已经到了生死关头。

敬安至京后，前往内务部请愿，会见礼俗司司长杜关，要求民国政府根据《约法》，保障公民信教自由，下令禁止各地侵夺寺产的活动。在杜关面前，敬安据理力争：“寺院财产在信徒为布施，在僧众即为募化，不论布施或募化，均属僧众所有，非属政府或地方公产。”这次请愿未获结果，杜关又仗官势加以威吓，敬安愤而辞出，当晚胸膈作痛而圆寂。

敬安之死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后经熊希龄等人出面调停，于是以大总统令的形式公布了中华佛教总会章程，使该会成为独立的全国性佛教团体。

中华佛教总会作为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佛教统一组织，不仅有出家僧人参加，而且还吸收了在家居士，从根本上改变了长期以来出家僧人与在家居士相疏离的局面，联络广大佛教信徒团结一致，在危急关头挽救了佛教日趋衰微的命运，是近代佛教复兴运动的先导。

中国佛教会会长圆瑛法师

1918年，北洋政府取缔了中华佛教总会。佛教组织虽然解散了，但佛教徒的宗教活动却没有停止。他们办学、印经、讲经，不断扩大社会影响。(www.xing528.com)

1927年，全国又掀起了庙产兴学风潮。1929年1月，南京政府内政部公布了《管理寺庙条令》二十一条，使庙产兴学风潮有政府法令可依。佛教界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深感重建统一的全国性佛教组织的紧迫性。

1929年4月12日，全国佛教界代表会议在上海觉园召开，正式成立中国佛教会，选举圆瑛、太虚、兴慈、可成、仁山、惠宗、王一亭、狄楚青等三十六人为执行委员，印光、谛闲等十二人为监察委员，圆瑛当选为会长。同时议定会章十六条，规定“中国佛教会由中华民国全国佛教徒组织之”，为僧俗共同的组织。其宗旨是：“联合全国佛教徒，实现大乘救世精神，宏宣佛教，利益群众。”其主要任务是“举办慈善公益”，“普及平民教育”，“提倡农工事业”，“设立各种研究所”，“宣传佛教”，“整理教规”等。中国佛教会会所设在南京毗卢寺，事实上为便利起见，总办事处设在上海觉园，实际工作重心在上海。同年6月3日，中国佛教会第一次执委、监委联席会议在上海总办事处召开，推选圆瑛、太虚、仁山、寂山、惠宗、关之、王一亭、钟康侯、谢铸陈为执委常委，并通过了《各省县佛教会组织大纲》十六条等。

自1930年至1936年，中国佛教会每年都要在上海觉园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圆瑛以道高德重连任八届会长（第三届起改称“主席”，第七届起改称“理事长”）。在这期间，出现过三次较大的风波：

一是1930年11月，南京中央大学教授邰爽秋等人成立“庙产兴学促进会”，发表宣言：“欲谋教育之发达，国运之兴隆，亟应结合同志，组织团体，促进庙产兴学”，再次煽动在全国范围内没收寺庙财产。与此相响应，各地相继发生了驱逐僧尼、捣毁佛像、没收寺产的重大事件。各省佛教会强烈要求中国佛教会出面，呈请政府保护僧尼生命财产。圆瑛以“民国约法所载，人民有宗教信仰之自由，有保有财产之自由”为理由，向南京政府请愿抗议。1931年8月1日，南京政府在中国佛教会的压力之下，不得不下令：“以后无论军警及任何机关团体个人等，如有侵夺占用佛寺僧产者，概依法办理。”庙产兴学风潮逐渐平息。

二是1932年9月，国民党中央党部通令全国团体，一律依照新订人民团体组织方案改组，中国佛教会也在改组之列。在改组之前，必须取得国民党南京特别市党部发给的许可证。当时，该党部官员不信仰佛教，与党部官员接触的教育界人士皆反对中国佛教会。这样，中国佛教会就面临被解散的危险。圆瑛护教心切，亲自至南京，直接向国民党中央党部提出申请，获得了第一号许可证。圆瑛回到上海，召开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重组中国佛教会，依法改选，圆瑛又被选为主席。圆瑛在此关键时刻，为中国佛教会争得了存在的权利，其功诚不可没。

三是1935年，全国教育会又有“将全国寺产作教育基金，所有寺庙改为学校”的提议，议决后，呈请内政部备案。报纸披露后，引起全国佛教界的震惊。圆瑛特地去苏州拜访印光，商讨关于取消寺产兴学的决议。接着，中国佛教会公推理事长圆瑛及常务理事大悲、关之、黄涵之、屈映光作为代表，向南京政府请愿，要求保护寺产，取消寺产兴学之议，教难因此解除。

1936年6月，中国佛教会公布了通过调查统计所得到的全国佛教寺院僧尼数。当时除江西、安徽、湖南、四川、河南外，全国共有寺庙庵院二十六万余所，僧尼七十三点八万人。在家佛教信徒超过出家者五倍以上。这标志着中国近代佛教达到了极盛。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佛教会立即召开理监事紧急会议，决定召集佛教青年，组织僧侣救护队。圆瑛被选为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团长，负责训练佛教青年，在战区担任救护工作。此后，中国佛教会全力投入抗日救国工作，该会的会务工作即告停顿。1943年，中国佛教会在四川召开监、理事会议、选举太虚为理事长，恢复中国佛教会的活动。同年，太虚代表佛教，与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共同组织了中国宗教徒联谊会，将宗教徒的社会联合扩大到其他宗教。

僧侣救护队

民国时期建立的中华佛教总会、中国佛教会等佛教组织，完全不同于法系相承的宗派，也不同于政府组建的僧司，而是佛教徒自己推选产生的佛教管理组织，在政教分离的原则下推动了佛教的复兴运动。

近代佛教复兴运动与佛教教学机构的大量出现是联系在一起的。1914年，月霞在上海创办了华严大学；1922年，太虚在武昌创办了武昌佛学院，欧阳竟无在南京创办了支那内学院；1931年，太虚在重庆创建了汉藏教理院。此外，各地一些著名的佛教寺院也都先后办起了许多不同类型的佛学院，为近代佛教的复兴培养了人才。在众多的佛学院中，以武昌佛学院、支那内学院在近代佛教史上的地位最为重要。

武昌佛学院以护法弘法、革新佛教为己任，致力于佛教的复兴运动。开设的课程包括佛学、文学、哲学、近代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科目。数十年来，为近代佛教的振兴培养了一大批具有现代文化知识和现代佛学修养的佛教人才。近代以来佛教界的一些有学问的法师，很多都毕业于武昌佛学院，他们成为近代佛教史上弘扬佛法的重要力量．

支那内学院与武昌佛学院以僧人为主不同，是以佛教居士为骨干的佛学教研机构。支那内学院以“阐扬佛学，育材利世”为宗旨，继承了居士佛教的传统，采用了新式的科学研究方法，在讲、研佛学方面做出了突出的成就，尤其以对法相唯识学的教学和研究著称于世。汤用彤、梁漱溟等著名学者都曾在支那内学院学习过。

金陵刻经处出版的《弘明集》

《海潮音》

整理出版佛教典籍、发行佛学刊物，也是近代佛教复兴的一大特色。早在1866年，杨文会就在南京创办了金陵刻经处，致力于佛教经典的出版和普及。1878年，杨文会随曾纪泽出使欧洲，在伦敦结交了日本著名的佛教学者南条文雄。当他知道中国在唐宋时期失传的佛典章疏多数保存在日本后，于是就托南条文雄代为搜集，共得《唯识述记》、《因明论疏》等三百多种。杨文会对这些典籍精加校勘，刻版流通，使各宗学说得以传播。

1911年至1920年，上海频伽精舍删除日本《缩刷藏经》中的考异校勘与日本撰述部分，用四号活字排印出版，通称《频伽藏》，成为中国第一部用铅字印刷的藏经。1923年，商务印书馆又将日本的《大日本续藏经》影印五百部流通全国。1930年在西安卧龙寺和开元寺发现了《碛砂藏》，此后由商务印书馆影印发行五百部。1943年盛普慧居士出资在上海编辑出版《大藏经》，世称《普慧藏》，这部大藏经只出了一百册，未能按计划全部完成。刻印佛教经典的出版机构除金陵刻经处外，还有扬州的江北刻经处、常州的毗陵刻经处、天津刻经处、北京刻经处、上海佛学书局等，都刻印出版了大量的佛教经典。

这一期间，僧人、居士还主办了多种佛学刊物以宣传佛学思想。1912年，狄楚青等人在上海发行《佛学丛报》。1913年，中华佛教总会由太虚主办会刊《佛学月报》。以后佛教刊物日渐增多，其中最著名的是太虚在1920年创办的《海潮音》，不仅内容丰富、发行量大，而且持续时间最长（至今仍在台湾发行）。这些佛教刊物为佛教复兴运动大造声势，扩大了佛教的社会影响。

大理崇圣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