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对近代社会变革的影响：图说中国佛教史

4.佛教对近代社会变革的影响

近代有一大批世俗学者研究佛学，他们中间虽不乏对佛教抱有信仰者，但与居士相比，他们主要不是以佛教作为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本。他们研究佛教的目的多是为了“救世”。

康有为虽然没有留下佛学研究专著，但他在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时亦从佛学中寻找理论武器，吸取精神力量，对佛教也不乏真知灼见。在他的著作中，经常可以看到佛学的痕迹。以《大同书》为例，全书以“去苦求乐”为指导思想，这一思想就是来源于佛教的四圣谛。佛教认为“苦”的原因在于众生自身的贪、嗔、痴，只有通过修行戒、定、慧才能得到解脱。而康有为所说的“苦”却并非单纯由个人所引起，其中许多是由于社会制度的不合理造成的，因此要“去苦求乐”，光靠个人的自我修行是不够的，还必须改变产生各种“苦”的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康有为对佛学的改造利用，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他是从政治的角度接触佛学，把佛学当作一种政治思想来看待的，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代佛学的复兴与社会政治的密切关系。

谭嗣同

梁启超

谭嗣同是改良派中最激进的思想家，也非常虔诚地相信佛教。在他看来，佛教不仅是解救他个人，也是解救整个国家乃至全世界各民族的灵丹妙药。他力图从佛学中寻找社会变革的思想武器，为维新变法提供理论依据。他充分吸取了佛教中的“平等”观念来抨击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并大声疾呼发扬佛教的“无我”和“大无畏”的精神以救世度人，认为“救人之外无事功，即度众生之外无佛法”，“善学佛者，未有不震动奋厉而雄强刚猛者也”（《仁学》）。在谭嗣同的著作中，佛教一改辅助教化的形象，完全变成了“冲决网罗”的雄狮，其中许多思想，完全是他引申发挥的结果。他认为佛学思想威力无穷，可以通过它来抵御外敌，解救中国，可以增强人们维新变法的勇气。正是谭嗣同把他所理解并改造过的佛学作为一种政治力量来躬行实践，因而他也就能勇敢地冲破封建传统思想的网罗，并为近代中国的社会政治改革写下了悲壮的一页。(www.xing528.com)

梁启超早年投至康有为门下时就开始学佛，后又在金陵刻经处听欧阳竟无讲佛学，对佛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梁启超之所以重视佛学，与他把佛教作为实现社会人生理想的有效工具有很大的关系。如为了宣扬佛教的“无我”思想，他专门写了《说无我》一文。“无我”是佛教的一个基本命题，意思是世界上不存在一个自我的实体，人们不能执以为“实我”。梁启超认为”我”（包括我自己的身体、妻子、家族、财产、乡土、团体等等）不过是心理过程中的一种幻影，“求其实体，了不可得”。他强调只要发扬佛教的“无我”精神，就能舍己救人，救国度世。梁启超还把佛教说成能推动历史前进、能影响文学艺术发展的一种动力，其目的是想通过佛教来鼓舞人们继续进行社会变革。

章太炎

章太炎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著名思想家，同时也是著名的佛学家。他用佛学思想宣传革命、推进革命，曾起过一定的作用。1906年，他在日本作了轰动一时的《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号召人们要像华严宗那样，为了普度众生，头目脑髓，都可施舍给人。他要求人们把富贵利禄看作像唯识宗所说的那样，“万法唯心，一切有形的色相，无形的法尘，总是幻见幻想，并非实在真有”。他认为只有把富贵利禄都看作是“幻见幻想”，没有丝毫的留恋，这才是革命者的道德，才能勇猛无畏，众志成城，成就大业。章太炎还说：“佛教最重平等，所以妨碍平等的东西，必要除去。满州政府待我汉人种种不平等，岂不应该攘逐。”这就把佛学思想与民主革命的要求直接联系起来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用佛教排满的理论在当时的革命阵营里是非常有个性的，对激励人们去反抗清朝的封建专制统治，起到了很大的教育作用。

中国近代的思想家，常常用唯识宗来解释西方哲学，章太炎也不例外。他特别欣赏唯识宗缜密的理论思维和严谨的逻辑体系，感到非常适合近代学术思潮的需要。章太炎希望通过唯识宗与西方哲学的结合，创造出复兴中国的新的思想体系，这也是力图实现传统文化现代化的一种尝试。他认为以唯识宗为代表的那种尽其在我的“自力”精神，能够激发人们的斗志，使他们成为视死如归的志士仁人。

清末的佛学研究迫于当时形势，研究的目的多是寻求治国良策，故有谭嗣同、章太炎等人的引申发挥，但从中也可看出佛教思想对近代中国社会的革新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近代许多进步的思想家和革命家都或多或少接受过佛教思想的熏陶，他们把佛教唯心主义所强调的主体精神作为从事社会改革、推翻封建制度的思想武器，英勇无畏，救国救民，为中国社会的进步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