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学与儒学的融合：图说中国佛教史中的理学禅宗思想

4.佛学与儒学的融合

宋代是一个政治、经济、军事高度集中统一的封建王朝，文化思想也相应地逐渐从盛唐的多元开放趋向集中统一。佛教自从传入中国，就不断地进行着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调和。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首先使自身适应了纲常名教；隋唐时期，形成了完全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宋代佛教则在思想理论的深层次上与儒学融为一体。打通儒佛、援儒入佛是宋代佛教的一股潮流。兼通儒佛的高僧在佛门中并不少见，其中以契嵩、智圆最具代表性。

宋代虽未发生过大规模的排佛、灭佛事件。但理论上的排佛之议在文人士大夫中从未停息，而佛教徒面对儒家的攻击，采取的却是调和的态度。契嵩生活的时代，执政重臣范仲淹、富弼、文彦博、韩琦、欧阳修等人，都有不同程度的排佛倾向。其中欧阳修对佛教颇有微词，认为当时的出家人都是平庸之辈。当他读了契嵩的《辅教编》后，不禁拍案叫绝。第二天一早，欧阳修就与韩琦一道去拜访契嵩。他们一见如故，畅谈终日不愿离去，大有相见恨晚之感。此后，文人士大夫莫不争相拜谒，契嵩因此名声大振。

契嵩调和儒佛的理论是高层次的。他不像早期佛教徒那样，简单地在字面上寻找两家的相似之处，而是首先在心性论上找到了两者的结合点。他认为心既是宇宙万物的本原，又是佛教和其他一切世俗道德体系的终极依据。慧能在《坛经》中所讲的人心，也就是孔子在《论语》中所讲的仁、义。儒、佛两家的圣人都是从人心出发来建立理论体系的。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发明本心，殊途同归，都是劝人向善。在此基础上，契嵩全面调和佛教的戒律和儒家的纲常，认为不杀生就是仁，不偷盗就是义，不邪淫就是礼，不饮酒就是智，不妄语就是信。这样，佛教的五戒成了出世的五常，儒家的五常成了入世的五戒。

著名理学家朱熹

孝道是儒家纲常伦理的核心观点之一，最集中地反映了中国封建宗法社会的性质。在以往的儒、佛冲突中，孝道问题往往是争论的焦点。契嵩极力宣扬孝道，承认孝在戒先，实质上是承认了儒家在中国社会中的主导地位，表明佛教自愿向儒家靠拢。

智圆自号中庸子，就是取其折衷儒、佛之意。他由佛入儒，晚年提出“宗儒为本”的见解。在儒、佛之争的历史上，经常发生“本末”之争。从佛教的立场看，神为人本；而从儒家的立场看，人为神本。智圆虽然身在佛门，却认为如果没有儒家之教，则国不治、家不宁、身不安，佛教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前提，显然他已把“本”移入儒家。(www.xing528.com)

契嵩、智圆的调和儒佛，表明佛教中国化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层次，达到了哲理上的融会贯通。这说明佛教已完全克服了中国传统思想的异体排斥，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宋代的一些儒家学者试图从比较深的层面上批判佛学理论，如张载、朱熹等人皆是，但同时也正是这些人从更深的层面上吸取了佛学的思想营养。他们通过深入研究佛学而较好地掌握了佛学理论及其思考方法，然后又不露声色地用佛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构造儒学新的理论系统，使儒学得到了新鲜的血液而再次焕发出活力。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思想精神支柱的理学，就是在禅宗的影响下形成发展的。

《坛经》将复杂的佛教教义概括为心、性、理、行、知等基本问题，启发了宋代的理学家对宇宙观和本体论等基本哲学命题的思考，从而提高了他们的理论思维水平。朱熹的学说就带有浓厚的禅学色彩，他所说的“天理”、“天命之性”就与慧能所说的“佛性”很相近。如果说慧能所说的“佛性”是披上了一层佛性外衣的人性，那么朱熹所说的“天理”、“天命之性”就是一种佛性化了的道德本体。

辽代佛塔（山西应县佛宫寺）

陆九渊则主张把性、理归之于心，他的著名命题“心即理也”，就与慧能的“即心即佛”相一致，可见陆九渊的学说受慧能思想影响的程度远远超过朱熹。在修养方法上，陆九渊更以“发明本心”而与慧能的“明心见性”相呼应。此外，陆九渊的一些观点与禅学思想有不少契合之处，在他的学说中到处可见禅学思想的影子。与朱熹的学说相比，陆九渊的学说更是一种禅学化了的儒学。

总之，宋代的儒家学者尊儒排佛，完全是感情用事。当他们深入了解佛教后，感情的色彩让位于理性的思考，对佛教采用取长补短的态度，促成了儒学与佛学的融和，例如，理学的本体——理，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佛教禅宗思想影响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