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佛教：政治意义与印刷突破

1.转折中的宋代佛教

宋代是一个始终处于内忧外患之中的王朝。儒学虽然在这一时期取得了正统地位，但最高统治者并没有放弃对佛教的扶持利用。在宋代，除宋徽宗曾一度兴道反佛外，大多数帝王对佛教都是采取利用的政策，这就使得佛教作为一种社会势力，仍旧具有很大的规模和影响。

宋代的佛寺（河北正定隆兴寺摩尼殿）

宋太祖建立宋朝后，一反后周的政策，给佛教以适当的保护来加强国内的统治力量。建隆元年（960年），下诏修复毁弃的寺院和佛像，普度童行（在寺院修行而尚未正式出家的青少年）八千人；接着又派遣一百五十七名僧人赴印度求法，每人赐钱三万，这在中国佛教史上，是派僧人西行求法规模最大的一次。相传宋太祖还手书《金刚经》，经常诵读。

宋太宗更加崇尚佛教，认为佛教有益于政治，在他登上帝位后的四五年内，共度童行十七万人。宋太宗恢复了自唐元和六年（811年）以来久已中断的译经，创立规模宏大的译经院，由印度来华僧人天息灾、法天、施护等主持翻译佛经。后因译经院附带培养翻译人才，又改名传法院。为了管理流通大藏经版，又在译经院里附设印经院。

此后，从宋真宗、宋仁宗到宋哲宗，都十分好佛，对佛教大加提倡，使佛教有了相当规模的发展。宋真宗广设度僧的戒坛，除京师外，各地共有七十二所，因而出家为僧尼者日益增多。宋仁宗时，全国户口二千六百四十万，僧尼数就达四十三万之多。寺庙的数量也大为增加，全国各地共有寺庙近四万所。这些寺庙大都拥有大量的土地和田产，并举办长生库、商店等牟利事业，使宋代寺院经济仍具有相当的实力。

南宋时，朝廷财政困难。虽然一方面采取措施限制佛教，如宋高宗时就曾停止额外的度僧；但另一方面，又继续实行北宋以来发度牒征费的政策以增加收入，使佛教在基础本来就比较好的地区继续保持一定的盛况。

《开宝藏》(www.xing528.com)

度牒是封建社会中依法剃度为僧尼所领取的证明文件。没有得到度牒而私自剃发的僧尼，谓之私度，一经查出，要受到官府的惩罚。宋代的田赋、徭役、杂税等比唐代更重，但只要获得度牒，就可以免去全部或大部分赋税。这样一来，度牒的身价也就越来越高。在四川地区，一张度牒的官价是一千贯，而民间的黑市价格是一千六百贯。于是度牒在宋代的社会经济中，起到了货币的作用。如宋高宗曾下诏赐给抗金名将岳飞二百道度牒，作为军饷和修城的开支。此外，宫廷开销、外交应酬、兴修水利等费用，也常用度牒来开支。

五代以后，雕版印刷技术有了很快的发展，宋代开始用于佛经印刷，成为中国佛教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件具有开拓性的重大事件。宋代三百余年间，官私刻藏六次。第一次为官刻《开宝藏》，从开宝四年至太平兴国八年（971年—983年），费时十二年，在益州（今四川成都）刻成，因而称为蜀版，共四百八十函，收录佛典总数为一千零八十一部，五千零五十七卷。在以后的一百多年间，《开宝藏》又进行了多次增补，使其收录佛典总数达到一千五百三十部，六千六百二十卷。《开宝藏》以书法端丽严谨、雕刻精良著称，成为以后一切官私刻藏的共同依据。第二次是福州私刻东禅等觉院版，于崇宁三年（1104年）完成，通称《崇宁藏》。全藏五百八十函，收录佛典一千四百四十部，六千一百零八卷。第三次是福州私刻开元寺版，通称《毗卢藏》，由福州蔡俊臣等人发起，历时四十余年，于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完成，基本仿用东禅等觉院版。全藏五百九十五函，收录佛典一千四百五十一部，六千一百三十二卷。第四次是在湖州思溪圆觉禅院刻版印刷，通称《圆觉藏》,亦称《思溪藏》。资金由王永从一家所出，规模基本与福州版同。全藏五百四十八函，收录佛典一千四百三十五部，五千四百八十卷。第五次是在安吉州思溪法宝资福禅寺印刷，通称《资福藏》，于淳熙二年（1175年）完成。全藏五百九十九函，一千四百五十九部，五千九百四十卷。第六次是在平江碛砂延圣禅院刻版印刷，通称《碛砂藏》。此藏由绍定元年（l228年）赵安国独自出资刻成《大般若经》等大部经典为首倡，后仿《圆觉藏》续刻。咸淳八年（1272年）因战火而中止，后至元朝才完成。全藏五百九十一函，收录佛典一千五百三十二部，六千三百六十二卷。宋代刻经对后世影响很大。唐代以后，佛教理论虽然缺少发展，但它的社会影响仍然很大，佛教徒的队伍不断扩大，这与佛经借助印刷术不断在民间扩大影响有关。也就是说，正是由于众多《大藏经》的刻印，才使得佛教在中国得以广为流传。

《碛砂藏》

佛教史籍《佛祖统纪》

宋代还是中国佛教史学的黄金时期，人才辈出，著述甚多，而且各种佛教史书体裁已经基本完备，有灯录体、传记体、纪传体、编年体、会要体、志乘体及各种佛教杂史笔记等。宋代佛教史学最值得一提的则是佛教通史著作的编纂。宋代以前的佛教史学基本上还是处在有闻必录的阶段，当时的佛教史学家还只是孤立地看待佛教史上出现的人物、事件。佛教在唐代盛极而衰的历史，促使宋代的佛教史学家去认真思考、总结佛教在中国的传教史，探求佛教兴衰的原因，并借修史来抬高整个佛教或某一宗派的地位，因此这一时期佛教通史著作的编纂颇为引人注目，较有影响的大型佛教通史，如《释门正统》、《佛祖统纪》、《隆兴佛教编年通论》、《释氏通鉴》等大多产生在宋代。它们受到了中国传统史学的影响，但又有新的突破。

宋代禅僧的诗作

总之，宋代帝王对佛教的态度是鼓励多于限制，即使是限制，采用的也是温和的经济手段，加上宋代的印刷、史学处于鼎盛时期，因而使得宋朝的佛教文化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