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法会与寺院经济的发展

7.佛教向世俗化发展

隋唐时期佛教的社会性活动十分活跃。佛教以寺院为中心经常举行各种法会和斋会，并赈济救灾，经营“悲田养病坊”等社会事业。一些社会性佛教团体所从事的诵经讲经和设斋祈祷等，吸引了大批的信徒，扩大了佛教的影响。

法会是一种集体举行的佛教仪式。隋唐时期举行的法会进一步突出了中国化的特色。其中天子诞辰在宫中及寺院举行法会，这在印度中是完全没有的，表明在中国佛教的君权色彩非常浓厚。

斋僧法会是一种出家僧尼集体接受供养的仪式，按照僧人多少分为五百僧斋、千僧斋、万僧斋。到了唐代，以供养僧人为目的的斋僧会演变为具有超度荐福、纪念报恩等用意的活动。如唐太宗曾为阵亡将士设斋行道；虞世南曾为疾病痊愈而举行千僧斋；贞观四年（630年），胜光寺因释迦牟尼绣像竣工而举行千僧斋；贞观六年（632年），为求雨而举行斋僧会。

诵经法会

礼忏是一种以忏悔罪孽为目的的法会。隋唐时期各个不同的佛教宗派，往往依照自己宗奉的经典编撰忏仪行法，如天台宗的创立者智作《法华三昧忏仪》，净土宗的创立者善导作《转经行道愿生净土法事赞》等，都对忏法形式的独立起了很大的作用。现存有关佛教礼忏的经典大都形成于唐代。值得一提的是，智制定的忏法，既是修行的方法，又是忏悔的仪式，实质上是借礼拜、赞叹、忏悔以安定心思，然后从诵经、坐禅两方面正观实相，如此周而复始的修行，以达到证悟。

佛教举行各种大规模的法事活动，是以雄厚的寺院经济作基础的。正是由于有经济实力，寺院才能够设立悲田养病坊从事社会福利事业。佛教劝人广为布施，认为供养父母为“恩田”，供养僧尼为“敬田”，布施贫苦孤老为“悲田”。悲田养病坊于武则天长安年间（701—704年）首创，兼有抚养贫儿孤老、治病、施药三项功能。如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唐玄宗下诏，将京城内的贫儿全部由各寺院的悲田养病坊收养。又如洪禅师建造龙光寺，设悲田养病坊，常养病者数百人。可见悲田养病坊相当于现在的福利院和医院。

唐代的僧人还以各种生动活泼的形式向世俗百姓宣扬佛教的经典和教义。寺院中普遍流行的俗讲就是其中之一。俗讲往往是先由都讲（专门唱念经文的僧人）高唱经文一段，然后由俗讲法师加以评说，如此反复循环。后来，又吸收民间歌曲形式，演变为变文。变文是一种韵文和散文相间隔的体裁，有说有唱，讲故事的成分更多一些，相当于现在的说唱文学。(www.xing528.com)

五代的行脚僧（敦煌壁画）

变文（敦煌文书）

有些寺院为了吸引平民百姓对佛教的兴趣，平时种植花木（如长安的慈恩寺、兴唐寺种植牡丹花），遇到节日就开放，供大众游览，这也收到了间接弘传佛教的效果。

隋唐时期有很多主要由在家修行的信徒组成的佛教团体，其主要形式是义邑和法社。义邑在北魏时期就出现了，它是由许多在家的佛教徒为了共同出资营造佛像而结成的团体。到了唐代，义邑的活动则以诵读佛经和开设斋会为主要内容。一个义邑由数十人组成，每月开设斋会，各位邑人依次念经。这种义邑有上千个，十余个义邑共同隶属于一所专院，集中了许多在家修行的佛教信徒。

一般认为法社起源于东晋慧远的白莲社。法社由一些志趣相同的僧俗人士组成，其组织形式比义邑更为自由。唐代中期以后，法社非常流行。长庆二年（822年），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参加了龙兴寺僧人南操创立的华严社。这个法社规定每人每天要念诵《华严经》一卷，一年四季都要举行斋会。华严社拥有社人布施的斋用良田四十顷。白居易还为华严社撰写了一篇《社诫文》。

义邑需要有佛学修养较高的“邑师”主持指导，而在法社除“俗讲”外，则无此必要。义邑和法社都希望往生净土，都重视戒律，但法社偏重参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