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说中国佛教史：佛教经典翻译与编录的成果

3.佛教经典的翻译与编录

隋唐时期的佛经翻译事业有了空前的发展。隋朝的译馆，主要有两所，一是长安大兴善寺，另一是洛阳上林园，先后译出了八十二部经典。

唐朝的佛经翻译得到了朝廷的大力支持，译经的质量和数量都超过了前代。从贞观三年（629年）到元和六年（811年）的近二百年之间，历朝皇帝都设立译场，组织僧人翻译佛教经典。场内的翻译人员各有分工，分别设有译主、笔受（亦名缀文）、度语（亦名译语、传语）、证梵本、润文、证义、梵呗、校勘、监护大使等，组织程序相当严密，这就保证了译经工作能够井然有序地进行。由此也可看出唐代所译佛经是众人智慧的结晶，因而质量较高。

唐朝的译场是由精通佛教教义、通晓梵汉语言的中国僧人担任译主，这表明中国的译经事业到了唐朝才真正成熟起来。贞观（627—649）年间，玄奘主持的译场，就是中国佛经翻译史上最辉煌的一页。玄奘曾克服无数艰难险阻到印度取经，并跟随佛学大师学习深造，最后携带了大批经典回国。唐太宗让他在长安弘福寺开辟译场，由朝廷提供资助，并召集二十多位高僧协助他从事译经工作。唐朝的译场与以往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只译经不讲经，译场成了名副其实的专门翻译的场所。将未进入译经过程的讲经分离出去，是有利于整个译经工作的。

玄奘以前译经的方法，先是照本直译。由于梵文的语序与汉语不同，还得将译文的语序倒过来，使其符合汉语语序，然后由文人整理修饰，其间不免有所增损，违背本意。到了唐代，这种译经方法自然不能适应佛教迅速发展的需要。于是玄奘一改前人的译法，翻译时，根据梵本口授汉译，出口成章。不仅正确地表达了意思，语句也颇有文采。玄奘不主张鸠摩罗什的意译文风，也反对佶屈聱牙的直译文体。他翻译的方法则是不拘泥于直译和意译，其目的是既不损原意又便于读者了解，不是梵化的汉字，从而形成一种独创的精严凝重的翻译文体。近代学者用梵文《集论》、《俱舍论》对照汉译本后，发现玄奘在翻译时为了适应汉语习惯，总是先把梵文理解透彻，然后用适当的汉语清楚地表述出来。他常在一节之后加上一个结语，使译文含有注释性的增译。有时在译文中加上一些字，使译文更为通畅；有时省略一些字，使译文更为简练；有时又用另一种译名来代替某些专用术语，使读者易于理解。总之，玄奘的译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开创了中国佛经翻译史上称为“新译”的阶段。

唐代著名佛经翻译家玄奘

不空法师

唐代的佛经翻译家，除玄奘外，还有义净、不空等人，可以说当时印度大乘佛教的精华基本上都通过汉译流传到了中国。唐代的佛经翻译，有两大特点，一是重译经典多，二是密教经典多。这表明佛教宗派的创立，与新译的经典关系不大。与以往相比，佛经翻译的系统性明显加强，不再像以前那样，遇到什么经就译出什么经，而是有了选择性。译出的也大都是全集，不像以前多为节选。

佛教文献的汉译是中国文化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重大事件。在大部分梵文佛典已经佚失的情况下，作为中印文化交流结晶的汉译佛教文献，既保存了印度文化，也为中华传统文化输入了新的因素，促进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为中华传统文化增添了光彩。

随着汉译佛教文献的逐渐增多，中国的佛教学者对佛教文献的研究也逐渐加深，因此与佛教经典翻译遥相呼应的是佛教文献的编录、整理和研究，主要包括编集佛典目录、注释佛典、撰写佛学论著等。(www.xing528.com)

《开元释教录》

写经图（甘肃安西榆林窟唐代壁画）

隋唐时期，为了整理和保存翻译出来的佛教典籍，先后编集了很多佛经目录。隋代有法经等人编写的《众经目录》、费长房编写的《历代三宝记》、彦琮等人编写的《仁寿众经目录》。其中《历代三宝记》又通称《长房录》，内容十分丰富，不仅收录了译者译经，还列叙了历代的佛教史大事，只是由于考核不精，错误较多。

唐代在前人的基础上又增订编成了一些经录，比较重要的有道宣的《大唐内典录》、智的《开元释教录》、圆照的《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其中《开元释教录》（简称《开元录》）的影响最大，共收录汉代以来的译者一百七十六人，入藏经目一千零七十六部，五千零四十八卷，作者对各种佛教经典作了系统而合理的分类，对各种经典的真伪作了严密的考证，在中国佛经目录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其分类、编目成为以后大藏经编目和雕印的标准。

隋唐时期，佛典的注疏不仅数量多，内容也非常丰富,显示出了佛教徒崇信佛经、热衷阐述解释佛经的特点。随着翻译佛经的盛行，研究义理也更为深入。注疏家可糅合百家之言，注疏自然恢宏，如澄观的《大方广佛华严经疏》六十卷、礼宗的《涅经注》八十卷等。大量佛典注疏的出现，成为研究佛教各宗派本末支流的重要资料。

佛学论著是高僧名师个人佛教思想的自由发挥，以及对一些重要佛教问题的讨论，表达了佛教学者的独到见解，体现了佛教中国化的特色。佛学论著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通论，标立宗义，自立法门。隋唐佛教各宗派都有作为立宗之本的佛典，后人叠加注疏，便成了某一宗派章疏的主体。如华严宗标立宗义的典籍有法藏的《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宗密的《华严原人论》。另一类是专论，是就佛教特殊问题加以研究而形成的。如法上的《佛性论》、灵一的《法性论》、灵裕的《因果论》等，不胜枚举。专论的议题比较宽泛，涉及佛性、因果、形神、翻译、僧伽、仪式等问题。

对佛教文献的编录、注疏以及创造性地独立撰写佛学论著，不仅有力地推动了佛学研究，而且造就了一批佛学大师，这可以称得上是隋唐佛教发展成为中国佛教史上的顶峰的一个显著标志。

隋唐时期出现的一大批与印度佛教有所不同、带有中国佛教特色的著作，使佛教文献在传统的经、律、论三藏之外，又增添了不少新的内容。中国人撰写的佛教著作是佛教中国化的产物,在思想文化史上的价值，应该说超过了印度的佛教文献，从而成为中华传统文化典籍中独具魅力的一个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