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学派的兴起及对佛学思想的探索

5.佛教学派的兴起

鸠摩罗什的译经活动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在长安先后译出了九十八部大小乘经律论典籍。这些佛教典籍的传译为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南北朝时，各派佛经的汉译本已经大致齐备，介绍印度佛教思想的使命至此已基本完成。在此基础之上，中国的僧人得以精研细选，各承一说，形成了学派林立、众说纷呈的局面。这时的佛教学派或称师，或称家，或称宗（与后来的宗派不同），各立门户，互相争鸣。这些经师、论师尽管很重视师承关系，但没有传宗定祖的世系，他们是基于对不同经论的理解而形成的学派，如毗昙学派、涅学派、成实学派、三论学派、地论学派、摄论学派、俱舍学派。

毗昙学派着重研究小乘佛教说一切有部的论典《杂阿毗昙心论》。阿毗昙（亦称阿毗达摩）意为对法或论，指根据佛教智慧论述佛教教义的理论。毗昙学派的学说主要是根据《杂阿毗昙心论》的义旨，围绕四圣谛的教义阐发佛教理论，并说明我（指人）空、法（指事物）有及事物由缘生而有自性的观点。梁建康招提寺的慧集是南朝最著名的毗昙学家。慧集于《杂阿毗昙心论》之外广究《八犍度》、《毗婆沙》等典籍，为当时毗昙师之冠。每次开讲，听者达千人之多，名僧法云、僧也列席听讲。自从真谛译出《俱舍释论》之后，有些毗昙师觉得《俱舍论》体系完整，解说简明，转而钻研《俱舍论》，成为俱舍师，南方的毗昙学派从此开始衰落。与南方相比，北方毗昙学派的势力更盛，主要是因为北方自汉朝以来就有小乘禅数学的流传。

涅学派着重研究《大般涅经》。涅佛性问题曾是南朝佛学理论的中心问题。涅学派的学说着重阐发《涅经》中提出的“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教义，说明什么是成佛的内在根据（正因佛性）、众生是本来就有佛性（佛性本有）还是将来可以成佛（佛性当有）、成佛的过程是顿悟还是渐悟等问题。涅师对佛性提出了十几种解释，有人以众生为佛性，有人以心为佛性，有人以真理为佛性；有人认为佛性本有，有人主张佛性当有；有人主张顿悟成佛，也有人主张渐悟成佛。此外，他们还对佛教的各种教义作出分类判别，认为《涅经》中所说的教义才是佛祖释迦牟尼最后的也是最根本的教法。一些佛教学者除研习涅学说外，还研习地论学、成实学、般若学，将各种佛教学说相融和，为隋唐时期形成富有民族特色的佛教宗派创造了思想条件。涅学派一直兴盛到唐朝，随着天台宗、三论宗的兴起，才逐渐衰落。

成实学派着重研究《成实论》。《成实论》是鸠摩罗什翻译的小乘佛教论典，它站在和大乘佛教比较接近的立场说明佛教教义，批评说一切有部关于我空法有的学说，主张我（指人）与法（指事物）都是空的。《成实论》一译出，就引起了全国佛教界的重视，成为南北朝时期最流行的佛典之一。鸠摩罗什的弟子僧导、僧嵩分别在寿春（今安徽寿县）和彭城（今江苏徐州）传授《成实论》，于是就形成了成实学派的两个系统——寿春系和彭城系。前者主要流行于南方，后者主要流行于北方。成实学派的传承系统是十分兴盛和庞大的，学术力量也很强大。成实学派的僧人（成实师）一般都兼通其它经论。因为当时已经知道佛教有大小乘的不同，大小乘又有许多异说和部派，要想把各方面全部搞通，研究时就不能拘限于一经一论。这种不限于一经一论的方法，叫做“通方”，即通达一切的研究方法。此外，成实学派是在与毗昙学派对峙的批判中形成的，要批判对方，成实师就得广通经典，融汇各家。

成实学派的经典《成实论》

《成实论》在梁代受到极大重视，人们总把它看作是大乘论著，《成实论》的研究在此时达到了极盛。北方则有彭城系的昙度被北魏孝文帝邀请到平城讲授《成实论》，在北朝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到了隋代，判《成实论》为小乘后，成实学派逐渐衰微。唐代唯识宗兴起之后，成实学派虽有余波，但作为学派已不再存在。

俱舍学派着重研究《俱舍论》。《俱舍论》全称《阿毗达磨俱舍论》，是一部归纳概括小乘佛教说一切有部诸论的论典。真谛把这部论典翻译出来后，为中国研究说一切有部提供了新的经典依据。陈隋时期，先后有慧恺、道岳等人研究这部论典，形成了《俱舍论》研究的第一次高潮。俱舍学派主要说明物质现象和精神现象都是依赖因缘而生起，把各种现象分析为五大类七十五种，认为这些现象在过去和未来都没有真实的自体，而只是在现在才是真实的存在。这些现象依赖因缘而生，不能单独发生作用，因而没有永恒主宰的实体。此后，唐代高僧玄奘重新翻译了《俱舍论》，他的弟子大多研究玄奘的新译本，把它作为从小乘佛教过渡到大乘佛教的阶梯，于是又出现了《俱舍论》研究的第二次高潮。(www.xing528.com)

地论学派的经典《十地经论》

地论学派着重研究《十地经论》。《十地经论》是大乘瑜伽行派的论典，其内容是解释《华严经·十地品》中所说的菩萨修行的十个阶段，阐述阿赖耶识缘起的原理。阿赖耶识缘起的意思是说一切现象的种子都含藏在阿赖耶识中，由种子的变现而成森罗万象。阿赖耶识是宇宙的总体、万物的根源。《十地经论》在北魏时由来华的印度僧人勒那摩提和菩提流支共同译出。由于两人的见解有所不同，因而他们的弟子分化为两个系统。勒那摩提一系的地论师称为南道系，以北齐的慧远为代表，主张阿赖耶识不仅是一切事物的根本，也是众生先天具有的佛性。慧远在净影寺讲说佛法，世称“净影慧远”，以区别于东晋庐山的慧远。他的《大乘义章》在阐述地论学派南道系主张的同时，对佛教大小乘的各种教义、术语都进行了解释，被认为是集南北朝佛学之大成的佛教名著，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南道系一直到隋唐华严宗兴起之后才衰落。

菩提流支一系的地论师称为北道系，以道宠为代表。北道系主张阿赖耶识是一切事物的根本，但它并不具备佛的功德，众生的佛性要在修行成功以后才能具有。北道系的人才没有南道系多，所以在学说传播上远远不如南道系。当时摄论学派盛行于北方，其主张与北道系相近，但思维更为缜密，于是北道系很快就与摄论学派合流。地论学派与摄论学派融和之后，从此揭开了佛教思想在中国发展的新篇章，导致对佛学思想的研究转向探索心性问题。

摄论学派着重研究《摄大乘论》。《摄大乘论》着重探究“心”的性质和“心”生万物的机制，以及人的认识过程和据此修持成佛的道路，创造了一个庞大的唯心主义体系。南北朝后期，先后有南方的慧恺和北方的昙迁等人研究《摄大乘论》。摄论师主张阿赖耶识有染净之分，又把其中纯净的部分称为阿摩罗识。他们认为阿摩罗识就是真如佛性，众生都可以依据它而成佛。摄论学派在陈隋之际与风靡一时的佛性论、唯识论相融和，为隋唐佛教宗派的形成，作了理论上的准备。摄论学派后来被唐代的唯识宗所取代。

摄论学派的经典《摄大乘论》

佛教学派的兴起，既反映了佛教理论的兴旺发达，也是佛教与中华文化进一步融和的体现，更为佛教在中国进入鼎盛时期打下了扎实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