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时期南方佛教简述

2.东晋时期的南方佛教

在东晋王朝统治的南方地区，形成了庐山和建康两个佛教中心。住在庐山东林寺的慧远是当时南方的佛教领袖。他俗姓贾，雁门楼烦（今山西宁武）人。早年学习儒家经典和老庄学说。二十一岁时出家，拜道安为师。道安在襄阳派遣弟子四处传教时，慧远率弟子十余人南下庐山，于是庐山就成为南方传播佛教的中心。他在庐山住了三十几年，交游极广，许多人慕名前来求教，文人学士、社会名流、宫廷权贵都与他通信往来，这非常有利于佛教的流传。

庐山东林寺

慧远感到南方的佛教经典不够完备，只要听说有印度和西域的僧人来中原，立即设法联系，请他们翻译经典。他曾先后把从长安出来的僧人僧伽提婆、佛驮跋陀罗接到庐山，分别请他们译出小乘佛教的论典和禅学经典。当他听说精通律藏的西域僧人昙摩流支来到了长安，立即派弟子去请求昙摩流支把弗吉多罗和鸠摩罗什没有译完的《十诵律》补译完毕。在慧远的领导下，当时的庐山成了从北方向南方输送佛教的中转站。

法性（指佛教的最高实体和精神修炼最高境界的结合）不变是慧远佛学思想的理论基础，由此出发，他又吸收了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宗教观念，宣扬灵魂不灭论，认为灵魂可以从这一形体转移到另一形体，永恒不灭。

慧远将中国传统的因果报应思想与佛教的业报轮回思想相结合，大大完善了佛教的轮回报应学说。他把自作自受的因果报应，分为现报（现世受报）、生报（来生受报）、后报（后世受报），报应的根源就在于身、口、意“三业”。这种“三业三报”的说法通过历代的文学艺术作品，对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天堂地狱、因果报应的说法几乎无人不知。

《白莲社图》（宋李公麟绘）

元兴元年（402年），慧远在庐山般若台阿弥陀佛像前，亲自率领刘遗民等一百二十三人，立下往生西方净土的誓言，从此进入念佛三昧的境界。由于般若台附近有东西两池，种满了白莲，故将所结之社命名为白莲社。

白莲社的成立，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动荡不安，吉凶祸福莫测，故慧远登高一呼，响应者趋之若骛。入社的有僧人也有俗人，他们都相信三世因果报应和轮回转世之说，专念阿弥陀佛，寄希望于来世往生西方净土。所谓“念佛三昧”，就是通过坐禅，一心念佛，从而感受到一种功德神力加被其身，这与后来净土宗的称号念佛还是有区别的。但有一点无庸置疑，慧远和他的念佛活动影响了后世净土思想的演变。慧远因此被后人尊奉为净土宗的始祖。

慧远还写了《沙门不敬王者论》，认为僧人与俗人有所不同，不应按照世俗的规范去礼拜帝王将相和父母兄长。但这不等于说僧人可以不和封建统治者合作，而是要通过提高僧人的社会地位，使僧人对世俗社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和作用。这篇文章对社会上出现的排佛思潮给予了有力的回击，对佛教礼制和政治原则的确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慧远禅定像

慧远在弘法过程中，一方面广泛介绍佛教典籍，做到准确地把握佛学思想；另一方面则协调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努力促成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和，使佛教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而提高了佛教的地位，促进了佛教的发展。(www.xing528.com)

渡江偏安后的东晋，其文化可以说是西晋文化的延续。一向与清谈玄学相交融的佛教，也随着名僧而南移。东晋的士族地主直接来自西晋，并占有中央和地方的实权，他们非常热衷于清谈玄学。佛教要生存发展，不得不依赖他们的支持。因而以建康为中心，自然形成清谈式的贵族佛教。

从东晋开始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倾向，就是帝王信佛者增多，如元帝、明帝都曾请教过高僧竺道潜，明帝还特别擅长画佛像。哀帝由于敬重佛法，特地请竺道潜入宫讲《大品般若经》。孝武帝也在宫殿内设立精舍，邀请佛教徒前来居住。僧人们出入宫廷，接受钱财，甚至干预政事。东晋最后一个帝王恭帝深信佛教，铸造了一丈六尺高的金佛像，并亲自到瓦官寺迎请。

佛教寺院的建筑，在东晋时期盛极一时。东晋的帝室、朝贵、名僧以及社会知名之士如许询、王羲之等，大多热心于建造佛教寺院。历史上著名的东林寺、道场寺、瓦官寺、长干寺，大都建于这一时期。

总之，江南地区的贵族佛教在帝王和士大夫的支持下有了很大的发展，人们在玄学思潮的影响下，用老庄思想来解说佛教理论，促进了魏晋玄学与佛教般若理论在更高层次上的融和。

从东晋至南朝刘宋时期，中外佛教文化交流更加频繁，先后有许多僧人西行求法，他们在西域和印度学习佛教、搜集经典、朝拜圣迹，把佛教经典带回中国，推动了中国佛教的发展。法显就是他们当中的代表。

法显记载取经经历的《佛国记》

法显俗姓龚，平阳郡（今山西临汾西南）人。他出家受戒后，慨叹律藏缺乏，于隆安三年（399年）和慧景等人从长安出发，去印度寻求佛教经典。法显在印度搜访到一批佛教典籍，历经艰险，终于带回祖国。回国后，法显在建康道场寺与佛驮跋陀罗共同译出《大般泥洹经》、《摩诃僧律》、《僧比丘戒本》、《方等泥洹经》等经典，推动了涅佛性理论在江南的传播。法显还撰写了《佛国记》，记录旅行三十余国的见闻，是研究古代中亚、南亚各国历史地理的重要文献。

竺道生是东晋佛教向南北朝佛教过渡阶段的代表人物。他俗姓魏，钜鹿（今河北平乡）人。义熙十四年（418年），佛驮跋陀罗译出了法显带回的《大般泥洹经》，于是竺道生开始研究涅佛性理论。这个汉译本说众生都可以成佛，但只有一阐提人（指作恶多端、断了善根的人）除外。竺道生经过认真研究经文的意思之后，认为既然众生都能成佛，一阐提人也在众生之类，当然也能成佛。这个惊世骇俗的说法一经公布，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滞守经文的僧众群起而攻之，并以背离经说、违反戒律的罪名将竺道生逐出建康。竺道生来到苏州虎丘山，坐在一块平坦的巨石上说法，仍旧坚持认为一阐提人也有佛性。相传连他周围的一些顽石也纷纷点头，表示赞同，为后世留下了“生公说法，顽石点头”的典故。至今在苏州虎丘山，还留有当年听竺道生说法的“点头石”。

后来，北凉昙无谶所译的大本《涅经》传到南方，经中果然说到一阐提人也有佛性，于是人们佩服竺道生的远见卓识。竺道生又在庐山开讲《涅经》，他把般若中观与涅佛性两种学说密切结合在一起，使本体论与心性论相沟通，积极倡导佛性论、顿悟说，促使佛学理论家从探究本体之学开始转向研讨心性之学，推动了佛学思想在中国的发展。“人人皆有佛性”、“顿悟成佛”的说法为唐代的禅宗僧人所继承和发挥，对唐以后中国哲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苏州虎丘“点头石”

涅佛性理论从此就在江南地区广为流传，并涌现出南方最早的一批涅师。涅佛性理论侧重于论证彼岸世界的真实性，而般若理论则侧重于论证现实世界的虚幻性，可以说后者为前者开辟了道路，而前者才是佛教的真正归宿。正因于此，涅佛性理论才能够成为以后佛教理论探讨的中心问题，为形成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提供了思想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