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源地和发展历史：中国佛教的图解

1.佛教初传中国

洛阳城东有座千年古刹，名之为白马寺。它被誉为中国的“释源”，意即佛教的发源地；又被称作“祖庭”，即中国佛教的第一座寺庙。关于它的来历，还有一个动听的传说：

东汉永平七年（64年），汉明帝刘庄梦见一位庄严而慈祥的金人，头上有一光环，犹如日月，光辉四射。金人起初在空中悠然飞行，然后朝西方而去。汉明帝对此感到非常惊讶，把梦境告诉大臣们，让他们推测吉凶。大臣们面面相觑，一时搞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可只过了一会儿，学识渊博的大臣傅毅便站出来说：“臣听说西方有神，轻举能飞，人们称之为‘佛’。陛下所梦见的金人想必就是佛。”汉明帝认为他说得有道理，于是就派郎中蔡和博士弟子秦景等人，出使天竺（今印度），寻访佛法。

千年古刹白马寺

《佛说四十二章经》

蔡惰、秦景等人历尽艰险，在大月氏国遇见印度高僧摄摩腾、竺法兰。他俩真诚热情地邀请两位高僧赴东汉京都洛阳传经说法。摄摩腾和竺法兰立志弘扬佛法，欣然接受邀请。他们用白马驮着佛像和佛经，越高山，涉激流，冒寒暑，顶风沙，不远万里，于永平十年（67年）来到洛阳，受到了汉明帝的礼遇和厚待。

翌年，汉明帝下诏在洛阳城东四十里的雍门御道南侧建寺，供两位高僧弘扬佛法，传译经典。驮经的白马也养在寺里，为记其功，故名之为白马寺，这是在中国建立的第一所佛教寺院。摄摩腾和竺法兰也在白马寺内译出了中国最早的佛教经典—《佛说四十二章经》。

至今白马寺前山门两侧仍旧各屹立着一匹石雕白马，寺内的东、西侧院中分别有摄摩腾、竺法兰的墓冢，寺内大殿壁中嵌有《佛说四十二章经》的刻石。作为中华第一古寺，历代名僧都曾慕名而来，于此译经传教，使之成为佛教活动的中心。它也在晨钟暮鼓声中，送走了近两千个寒暑。

白马寺的传说意在攀附皇权，渲染佛教在中国的历史地位，不能视为信史，但从中可以见到：汉明帝派人至西域求法，但这不是佛教传入中国的开始，而是说明佛教在中国进一步传播。在此之前，即西汉末、东汉初佛教已逐渐传入中国内地。至于佛教传入中国西北部的于阗（今新疆和田）等地区，至迟是在公元前1世纪左右。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至东汉末年的近二百年间，其发展是极为缓慢的。这是由于当时黄老之学和神仙方术受到朝廷的崇奉，而佛教传入中国后，一方面它的教义被认为是“清虚无为”，可与黄老之学并论；另一方面“佛”也被认为是一种大神，同此流行的佛经和佛教传说的某些内容也容易被人理解为神仙方术。因此汉地初传佛教的斋忏等仪式，即效法黄老祠祀，也为汉代帝王所崇尚，如《后汉纪》中就有楚王刘英“修浮屠祠”的记载。到了汉桓帝时，又铸造黄金佛像，与老子的像一道安放在濯龙宫中有华盖的座位上，用祭天的音乐来奉祀，其目的是为了祈求吉祥长寿。这表明在汉桓帝这些人的眼里，佛教和黄老神仙没有什么区别。

佛教被当作神仙方术的一种而得以在上层社会中传播时，广大平民百姓则很少接触佛法。屈指可数的佛教寺院，也主要是供西域来华的僧人和商人参拜之用的。从有关文献记载来看，在东汉末年以前，除大月氏王使臣伊存口授《浮屠经》、楚王刘英奉佛、明帝感梦遣使求法的记载外，再也没有其它的佛教活动了。(www.xing528.com)

到了东汉末年，佛教开始从上层贵族走向下层平民百姓，在社会上广为流传，民间也开始建寺造像。汉献帝时，负责广陵（今江苏扬州）、下邳（今江苏宿迁）、彭城（今江苏徐州）三郡粮食运输的笮融笃信佛教，他不愿将粮食交给徐州剌史陶谦用于战争，而是变其所值，用来建造佛寺，以黄金涂佛像，给佛像披锦衣。笮融还举行盛大的浴佛法会，设饭食招待参加法会的人，前来就食及观看者有一万多人。笮融还下令：凡愿意信奉佛教者，可以免除徭役。以此招引民户，发展生产。

汉帝礼佛图（敦煌壁画）

东汉末年，中国的佛事活动以翻译佛经为主，当时的洛阳是译经中心，译者都是从印度和西域来的高僧，其中安世高就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位翻译佛经的西域僧人。安世高本是安息国的太子，其父去世之后，他将王位让给他的叔叔，自己却出家修行。汉桓帝建和二年（148年），安世高到达洛阳，很快就学会了汉语。此后二十余年间，他共译出佛教经典三十四部，介绍上座部佛教“说一切有部”的“禅数”之学，从此改变了佛教经典无汉语的历史，为佛教在中国的流传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后佛教在中国的面貌有了很大的变化，它不仅是一种供人们信奉的宗教，而且还有深奥的哲理供人们钻研。

另一位著名的译经僧是支谶，他是月支国人，比安世高稍晚一些时候来到洛阳。支谶在洛阳的十多年间，共翻译了十四部佛教经典，主要介绍大乘佛教的般若学说和禅法。其中般若学说在魏晋时期非常流行，并对此后佛学理论在中国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译经僧还得到了汉族文人士大夫的支持，如严佛调就与安玄一道翻译佛经。严佛调生性聪明，曾跟随安世高学习佛法，具有很深的佛学修养，梵文也比较熟悉。汉灵帝末年，来自安息的佛教徒安玄被东汉王朝封为骑都尉，人称“都尉玄”。他在洛阳居住的时间较长，粗通汉语，有志译经，但又无力独自完成，要找助手帮忙，严佛调于是成了最佳人选。

他们两人合译佛经时，由安玄口译梵文，严佛调记录，然后两人共同切磋修饰，译出的经文义理清楚，简洁流畅，又准确无误地表达出了佛经的思想宗旨。他俩合译的佛经受到了后世高僧的称赞，这也开了胡、汉僧人合作译经之先河。

安世高（敦煌壁画）

严佛调虽然出家修行，但未受戒，严格地说还算不上是僧人，但他确实是中国第一位从事佛学研究的学者，他撰写的《沙弥十慧章句》，成为中国最早的佛学著作。

东汉末年，封建正统思想逐渐丧失了其权威地位，社会上流行着种种不同的悲观思潮与厌世情绪，人们往往就向佛教寻找寄托，从而助长了佛教的流传。这一时期，人们仍然没有把佛教与黄老神仙方术完全区别开来。外来僧人在传教时也往往借助某些方术来吸引信徒，扩大影响。佛教就这样以洛阳为中心，自北向南，渐渐地在神州大地扎根、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