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核心利益的表达：“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发展”
南海问题是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的核心问题，南海的波澜频起，使“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倍受争论。
一、主权属我
2009年1月中国西沙水下考古队在广袤的南海海域中发现多处沉船遗迹，在西沙华光礁Ⅰ号沉船更是发现了大量宋代的外销陶瓷制品，与史料上对驶向海外的“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的货船描述完全一致，用途应是销往东南亚地区的日常生活用品。透过西沙华光礁Ⅰ号沉船，我们可以遥想当年，中国的古代航海技术伴随着勤劳智慧的渔民，一步步取得突破性进展，航海罗盘、水密隔舱、链式接舵等新技术的应用，使风高浪急的南海不再成为海上丝绸之路航线上无法克服的困难，海上贸易成为宋代国家的重要经济来源。在西沙群岛还发现有十余座中国渔民建造的明清时期的珊瑚庙宇，这充分证明了最早到达和最先开发经营西沙群岛的是中国人，南海诸岛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
从法理上讲，中国早就对南海进行了命名和治理，即已经形成了占有，没有争议可谈。
“南海”之名最早出现在《尚书·禹贡》中，这大概可以追溯到先秦乃至黄帝时代，但当时的南海的范畴仍与今天存在一定的差异。周秦时，南海的名字才近乎于今天的南海。唐代至清朝年间，南海诸岛又有了许多新的名称，如千里石塘、七洲洋、万里长沙等。到1947年才公告名称为“南沙群岛”。
对南海的管理，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
秦代中国先民已发现南海诸岛。中国边疆大学者王恒杰1992年在南沙群岛最大的岛屿群岛上发现秦汉米字压印纹硬陶片，这证明上古时间中国人最早发现南沙群岛。当时南沙群岛尚属无主地皮，只有中国人“原始取得”。汉武帝在地处南海海域的海南岛设二郡，更注重对南海的防守。相传西汉伏波将军马援在南征交趾历程中到过西沙群岛[1]，同时也加强了南海诸岛与陆地的相互联系。三国时先民已对南海的海况、重要岛屿的间隔以及采珠业有了较为详尽的记载。东晋高僧法显从印度返回中国的途中，曾穿过整个南海。他撰写的《佛国记》内纪录从印度、斯里兰卡到广州的行程，此中从爪哇取道南海只需50天。这证明中国人在东晋时已开发了穿越南海的航线。南北朝时已有陆地人民在西沙群岛生活，考古学家在西沙群岛发现了南朝的六耳罐等生活用具。
元王朝曾调派上将史弼领兵五千途经西沙，远征爪哇，虽出师未捷，但这终究是中国古代人在捍卫南海上迈出了一大步。中国明朝著名航海家郑和等指导数十万人马，分乘几十艘巨舰，横越南海航路，出使泰西列国，远达西亚和东非。清代开始把南海诸岛分别为四大群岛，为以后各种著作所转载，在清康熙《琼州府志》中中国已得到“治理权”。1946年中国政府已从日本陵犯者手中收复南沙诸岛。史实表明，只有中国人才是南海的主人。从“真相上的主人”到把它成为“公法上的主人”，已有了二千余年的时间。在对南海诸岛的发现、定名、开拓、筹备、治理的数千年中，有数之不尽的中国人民，在海水中、岛礁上留下了他们辛勤的汗水，乃至生命，至今南海诸岛上尚存孤魂坟，孤魂庙等，这样才使南海诸岛生生不息。南海是中国的神圣版图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容他国染指。
二、“共同开发”必须落到实处
“共同开发”实际是一种更加务实的处理态度，是从“意识形态”向“国家利益”的转变。“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提出，就在于将“国家利益”放于首位。
在东南亚水域，现今已有许多共同开发的实例。如印尼与澳大利亚在帝汶海有争议，两国经过谈判后，最后同意在争议区实行共同开发。在南海也有其他的共同开发协议。如泰国和马来西亚之间在泰国湾的协议。泰国与马来西亚的共同开发区在泰国湾东部边界，因那里蕴藏有石油，故泰国与马来西亚都对从他们陆地边界延伸至近海的一个区域提出争议。1979年2月，马来西亚与泰国签订了一份历史性的谅解备忘录，要求建立一个共同委员会以便在1300平方海里的争议区内共同开发海底资源，他们花了14年的时间，终于在1993年正式建立共同开发区，而在共同协议下的天然气生产直到90年代末才开始，但这毕竟也是一种进步，是对共同开发的一种践行。
共同开发在世界各地被广泛实行，说明它具有一定的优越性。比如促进边界争端的解决、保证共同使用资源的公平分配、避免因领土争端造成的潜在冲突升级。尽管南海目前仍然存在着多国间的主权争端，但实行共同开发的前景还是乐观的，有许多种因素正在促成这种可能性。例如南海周边国家越来越认识到，意识形态的分歧不会妨碍国家之间的合作开发，这些问题能以和平方式来解决。印度尼西亚资深外交官贾拉尔对共同开发的实行持乐观态度，他认为“南海虽然充满着领土边界问题，但这些将不妨碍他们的合作开发。
诚然，这项主张的提出，为中国赢得了一个比较宽松的周边环境，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运用“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发展”战略思想解决南海问题时，中国政府在对南海的实际开发过程中，依然存在着一些值得我们重新审视的问题。(www.xing528.com)
三、力争和平解决但不排除武力方式
长期以来存在的另一个认识误区，即是将邓小平同志解决海洋争端的战略思想误读为只有和平解决这一种方式，这种理解是片面的，不完整的。早在1984年，邓小平就钓鱼岛、南沙群岛问题明确指出：“一个办法是我们用武力统统把这些岛屿收回来；一个办法是把主权问题搁置起来，共同开发。”其内涵是力争以和平方式解决海洋争端，但没有、也决不会放弃武力自卫的正当权利。新的历史条件下，一旦和平方式无法实现，或者侵犯中国海洋权益的国家企图以武力扩大事端，武力自卫将是中国捍卫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必然选择。
在当前局势日趋复杂的形势下，中国必须在力争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的同时，有武力自卫的充分准备，慎战而不惧战。一是树立敢打必胜的信心。1974年邓小平同叶剑英一起指挥的西沙自卫反击作战的胜利，是在中国海军依靠我军官兵的牺牲精神和“小艇打大舰”的灵活战术而取得的，有效地捍卫了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1988年2月29日，邓小平同志批准同意了刘华清等呈报的关于南沙斗争的建议，从决策上保证了赤瓜礁保卫战的胜利。无论是钓鱼岛问题，还是南海问题，都始终面临着美军的威慑和可能介入，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军队敢打必胜信心的坚定性和持久性。因此，必须着眼应对岛礁被占之害，强敌介入之危，引导中国官兵树立敢打必胜的信心，为中国捍卫海洋权益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柱。
二是深化军事斗争准备。敢战方能言和，备战才能免战。要加强快速反应力量建设，重点建设远程航空兵和两栖突击群，以提高应对危机的时效性；加强海军建设，重点建造航母、新型核潜艇，以提高远海防卫作战能力；加强二炮部队在东海、南海战略方向上的部署，以提高威慑能力；加强战场体系建设，以提高生存能力和持续作战能力。
三是做好使用武力的舆论和法律准备。未来可能进行的海洋武力自卫反击作战，是为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而战，为捍卫民族尊严而战，为中华民族根本利益而战，这一正义之举必将唤起全中华儿女众志成城、同仇敌忾。但也必须看到，海洋武力自卫反击作战国际影响大，牵扯因素多。因此，必须加强武力使用的舆论、法律准备，论证和宣传使用武力的合法性、正义性。
四、对南海开发思想的审视
在“主权属我，搁置争议”的原则下，邓小平以高度的灵活性提出了“共同开发”的方法。他提出，共同开发的无非是岛屿附近的海底石油之类，可以合资经营，共同得利。但由于种种原因，共同开发始终难以真正实现，甚至在南海形成了“我方搁置开发，他方竞相开发”的被动局面。
在当前东海海域划界、共同开发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情况下，必须以南海为突破口，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推动共同开发落到实处。
一是加快对南海的资源开发。要逐步加大对南海油气资源的勘探力度，掌握南海油气资源分布情况，尽快在南沙海域油气资源开采上取得突破。要选择合适岛礁建立南海渔业基地，加强对海上渔业活动的组织领导，使南海渔业资源的开发利用上从民间无序捕捞层次上升到政府经济开发层次。要充分发挥西沙群岛、南沙群岛的区位和资源优势，加快西沙群岛、南沙群岛有关岛礁的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建设，开发适合南海特点的旅游模式、项目和线路，逐步发展南海旅游开发事业。
二是加强海峡两岸的联合开发。近年来，两岸文化、经济、政治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逐步加强，而这种重大而积极的变化，为两岸在南海问题上进一步开展合作提供了可能。
三是以多种模式进行共同开发。与国际海洋共同开发的成功案例相比，南海共同开发更为复杂。中国应当根据南海地区的客观情况，以多种模式进行共同开发，至少包括以下几种形式：共同开发区（有关国家划定一个特定区域作为双方的共同开发区，参与国在区内享有平等的权利）、勘探先行开发模式（先对资源进行勘探开发，并以之作为大陆架边界获得最终划定之前的一种临时安排）、脱离接触模式（有关双方在边界线两侧划出一定的区域，作为双方开发资源的禁区），等等。这些模式的具体选择，应根据争议海域的实际情况，充分权衡争议方利益诉求，以期发挥最大作用。
【注释】
[1]《海南省况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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