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治国之道与企业管理之道的异曲同工之妙

治大国若烹小鲜。――如此潇洒的态度大概只有先秦诸子中的道家始祖――老子才配得上，因为治国之术总是愈简单愈见功力。可以说，应该抓小放大，而不是现在所谓的“抓大放小”。

相反，后世的治国方略倒是越来越复杂，这固然与人口繁多有点关系，而实际上还是治国者无法与自身的贪欲以及既得利益一刀两断。

治理一个国家与管理一家企业总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因为公司也好，国家也罢，都是极其类似的组织。正因为是组织，所以就需要一套妥善的管理制度和经营之道。不过，企业或公司的寿命毕竟有限，少的话就是三五年，至多也不过一两百年，――所谓的“百年老店”总是有一些溢美之词――然后灰飞烟灭，不复存在；而国家――譬如中国――就像一家数千年历史的公司，其间的版图或缩小或扩张，政权或延续或变换，诸侯或割据或结盟，国家的内涵或者总的名称始终还是没有改变。可以说，国家就是一家永续经营的公司，风云变幻之时，只是其经营部门――政府――这一机构不断生变，或被人民推翻下台，或被政党替代轮换。

治国之道与管理之道如出一辙。许倬云先生说过，国家就像一家公司，它的经营者就是政府，它面对的市场是全国的人口，而它的产品是向国民提供的服务――安全和繁荣。民富则国强，反言之，国强而民穷，则社会动乱频频。民不聊生时，国家政权也会被颠覆。古往今来，许许多多的思想者就如何治国奉献了不计其数的政治思想，希望能够就此推出一套完备的制度，使民众能够在制度之下安居乐业，国家也欣欣向荣。

当人类文明首先在两河流域、古埃及、印度和中国崛起之时，西方许多国家仍然处于蒙昧、野蛮的漫漫长夜之中。当古希腊开始绽放政治文明之光，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已经如火如荼。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西方又陷入了中世纪长达千年的混沌、落后状态……

实际上，西方国家走到中国的前列还只是最近两三百年的事。从经济方面来看，基本上就是如此。其原因就在于，18世纪后期，英国的产业革命（工业革命）席卷了大部分欧美国家，使之突飞猛进。不过，1840年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的出口贸易仍然以巨大的顺差稳居欧美各国之上，以至于鸦片被其用作坏人社稷的独门暗器。实际上，英国的坚船利炮并不足以迫使清政府为之臣服，而是腐败的吏治使它先行下跪，中国的衰落从此每况愈下……其时中国经济并不落后，GDP仍居世界第一，领先于西欧核心十二国（英法德意奥比荷瑞士瑞典挪威丹麦芬兰），更遥遥领先于美国和日本――并不符合“落后就得挨打”的惯例。然而，从思想方面来说，中国落后于西方恐怕是始于文艺复兴运动、宗教革命以及启蒙运动。――也就是历史学家们所说的15世纪前后。而且，恰恰在16、17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思潮蔓延欧洲之时，晚明时代的中国儒学――王阳明的“心学”――也陡然有了一次变异的冲动，“以儒攻儒”，而且开始转向追求个人自由与解放，几可与欧洲遥相媲美；西方传教士如利玛窦之流也在16世纪末行走于中国，与李贽等儒家“叛逆”私相接触。然而清兵入关就使得这一次刚刚破土而出的启蒙中途夭折。

两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开始为赔款而焦头烂额。先前西方国家流向中国的白银此时已经大幅度地倒流。财政枯竭，物价高涨；人民生活困苦，社会动乱频仍。当时的有志之士尝试洋务运动以求富国强兵。几乎与此同时，日本也在1868年开始了“脱亚入欧”的明治维新。1894年中日之间爆发了甲午战争，中国溃败，民族自尊心也因此倏然间集体丧失而跌落到了极度自卑的深渊。自1840年直到1949年新中国的诞生，109年的救亡图存曲折惊险，但终于有了一个现代化的起点。

……

治国之道其实就是管理国家。坦白地说，最直接的层面就是指它的政府机构，因为政府是一个组织。政府有什么样的官僚制度，那么它的管理就会呈现出什么样的面貌。说到政府的管理，必先追溯到其制度，而制度往往又源自于其背后隐藏的政治思想。人类只要是进入了文明社会，建立了国家政权，那么治国者如何处理其与民众的关系，就成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如何巩固自己的地位，安定社会的几大阶层，各个学派的思想家都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纵观人类历史，只有中国十分难得完整地记录了两千多年来的管理历程。至少从商周到清末乃至迄今，中国历朝历代都有各自的政府管理，而且拥有过值得自豪的文官制度和管理系统，或延续旧制，或推陈出新，不一而足；但在考虑民生的方面各有歧异。所以，在民心向背之间，变数也就蕴藏在其中。

自先秦以降，封土建侯制随即被郡县制所取代，而王公贵族各据要地、建藩分权的气象亦被君主专制所终结，大致奠定了两千多年来的政府管理传统。秦始皇依法为治，汉武帝独尊儒术，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竞相兜售的治国理想也被他们视之如敝屣，抛到了九霄云外，他们担心百家乱政，无意接纳那些意在指导帝王政治的治国策略。所以，法家和儒家先后独享其尊，尤其是儒家，渐进变异之后一统了天下，并且其后的文官管理制度又屡屡以科举制度号令各方士子（读书人）为之竞走奔忙。有学者指出，仅战国时代两百多年诸子百家所激荡迸发而创造出来的思想架构已经几乎囊括了此后两千多年君主专制禁锢下的所有理念。所以，中国古代政府的管理体制和方法仍然值得今天的治国者以及企业管理者学习和镜鉴。

譬如，秦始皇时代所确立的中央直辖地方、层级简洁明了的郡县制，同一时期的罗马帝国没有；设立监察机构、中央派遣御史监督考核制度，同一时期的罗马帝国没有；汉代君主掌权、宰相使令的权能分立制度（类似于现代公司的董事长与首席执行官制度），同一时期的罗马帝国没有；军人文人各司其职、地方贤能进入中央政府共论国是的察举制度，同一时期的罗马帝国也没有……同时代的罗马公民还只是以最古老的贵族制度参与政治，与汉代相比仍然显得原始粗糙。

不过，秦始皇时代直接管理的行政制度――郡县制与指派御史巡视考核的监察制始终若隐若现地见之于后世历代王朝，其余也只是维持或修补；儒家治国理念独擅其尊之后两千余年也未被别家思想所撼动，但仍然只是拘囿其中，甚至变本加厉。与中国类似的是，西方国家从5世纪西罗马帝国覆亡之后便掉进了中世纪的“黑暗时代”，在封建领主的等级制度以及后来的君主专制政体中徘徊，基督教教会主导了一切：精神权利与道德权威。教权与王权之间拉锯抗争，经济凋敝，文化衰落，政治无序，民生涂炭。直到15世纪前后，地中海沿岸的意大利城市商业贸易蓬勃兴起，文艺复兴运动擎举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大旗，点燃星星之火，彰显个人主义精神，以个人权利为特征的新的政治思想呼之欲出；而新航路的开辟与新大陆的发现，又逐渐将个人权利观的余波推进到了世界各地。(www.xing528.com)

强调集体社会伦理与崇尚个人进取精神是中西政治思想的一个分野。此后，西方的权利政治观在各种交错驳杂的撞击中顺延而下，繁衍出自由、平等、民主等原则；而中国的道德治国理念也在儒家思想搭建的政府管理模式中穷尽其极，各代文官管理制度的成效得失都可以从历史记录中勾勒出其大致的轮廓。不过，中国数千年来的文治武功虽然也难免有“鬼打墙”的轮回，但还并非一无是处，至少在治国之术上领先了一步。

甲午战争之后，中国的民族自尊心从极端的自负坠落到了极度自卑的一端。十年之后废除了科举制度，留洋学生从国外引进了新学，民主政治、政府管理等学说思潮也随之鱼贯而入。政治传统往往蕴含着数千年来的文化基因。发掘中国古代的政府管理智慧，吸纳西方近代以后的一些管理理念；既要做到洋为中用，也古为今用，才能够推陈出新，在大国经济崛起之时，新的政治文化才能够喷薄而出，免蹈历史的覆辙。

中国数千年来历朝历代的兴衰得失，留下了丰富的国家管理经验。如果把治理国家看做是管理企业，那么中国就是一个超级大公司，延续了几千年仍然在运作，历经改组、变换而其政府管理仍然在完善之中，尤其是其变化无穷的文官管理系统。中国先于西方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文官官僚制度，将君主的权力经过中央传达到基层。许倬云先生将古代历届政府的治国之道类比于现代企业的几种管理模式，而将历朝历代的分崩离析近乎简单地归之于管理模式的失败。实际上，文官制度还仅仅局限于士大夫阶层，民生问题的缺失往往是皇权王朝覆灭的根源，中国历史上朝代轮替就是由流民或游民搅起的社会动乱所致，管理模式倒在其次。

孙中山先生曾经将政治简化为“管理众人之事”，仍然可见其治国方略中不可磨灭的传统文化色彩，而民生是其政治思想三足鼎立之其一，也是治国之道的根本。没有民生便无从奢谈民权，没有民权也就没有了民主政治的内涵。

“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中国政府的执政宣言较多地彰显了中国的人本政治文化传统，而对于西方的传统依然有所偏弱。在“和而不同”的旗帜下百川汇聚，概而言之，即为“和谐社会”，其用意不过如此。

管理治国，不外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几个方面。详细说来，更是一举囊括了政治、经济、社会、科技、教育、文化、人口、资源、国防、外交等诸多层面……

1949年以来，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有过一些率性而然、头脑发热的人为波折，几乎遮蔽甚至摧毁了传统文化与西方思潮的薄弱根基，似乎“独尊儒术”的阴霾再度降临。历史总是有着惊人的相似……1978年拨乱反正以后逐步得以回归。我们在回溯中外历史之流时，悉数将其找回，使其重见天日，可资镜鉴……

不过，既然每一个汉字都拥有数千年的历史，每一个汉字都有着不同的解释，而且歧义互见，所以对典籍的解读难免就有了各种各样的形态，――每个人的心目中都有自己的传统文化印象，或切合原义，或离题万里。同样，西方政治文化传统的诠释也因为时代的眼光而有过俯仰之异，如果放松心态，既不高看也不低视，而是直面打量其瑕疵，景象或许更为开阔，可能接近于其本源。

中华新文明正在孕育，乃至崛起……

仲志远

2008年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