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治国·中华新文明的崛起：政治文明与人民民生

政治文明散见于一国的文化传统。中国政治思想的活跃只在两个时代出现过，一是春秋战国时代，二是五四运动时代．儒家平生的理想不过就是做官而已，或者高尚一点说，就是从政它推崇的是君子政治，道德为先，以德治国，但除了泛泛的学派理想，并没有推衍出切实的制度设计，因为道德这东西本来就渺茫玄乎，难以捉摸；倒是法家人士更为功利一点，为中国政治文化传统奉献了一套完备的政制：郡县制和监察制。不过，背负了秦朝亡国的恶名之后，法家随之沦落江湖，儒家将其补充完善成了官僚制度，以汉代的察举制度和后来的科举制度录用官员。确立了官僚制度，就有了官本位，国家政制就有了基本的格局。

不过，那时的治国理念虽然有了官僚制度，但根本就没有管理公共事务的意识，一切都只是为了皇帝的一己之私，协助皇帝牧民，征夫收税而已。当然，官员也可顺便捞取自己的私利。中国是文明古国毋庸置疑，但如果要从政治文明的来说，卓越的官僚制度是它最大的贡献。不过，官僚制度并没有被国人所认同，毕竟历代官员的腐败并没有因为监察制而得到有效的遏制。

明末清初的黄宗羲提出，天下并非一己之私，君臣不过是万民之仆；维新改良人士一再倡导民权共和的西方理念，可以遏制官吏的贪污腐败，但只在君宪的框架之内。然而，中西碰撞之际，激进的五四人士索性砸烂了民族的文化传统，没有探到民权的真谛，倒是将法国大革命中的暴戾习气学到了手。在一波接一波的暴力革命之后，民权与共和仍然可望而不可即。没有民权的制约，官员腐败导致改朝换代，之后依然故态复萌。没有民权，民众就不可能拥有充分的生存空间。

和谐社会

和谐社会是民生的福祉，也是治国理念向传统文化的回归。然而，和谐本身最初不过是儒家治国理念中的一种道德策略，推己及人之后再成为安抚辖内百姓、协调邦国之间的关系准则。—实际上也只是一种愿景而已。经过孔老夫子篡改的典籍之一《尚书》就曾经如此记载：“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孔子平时挂在嘴边的“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显然只是面向他所在意的君子政治，多少还有一点朝野和谐的用意，而管子在其阐述兵法和谋略时就改变了味道，“和合故能谐”，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一切行动听指挥。

和谐是儒家一以贯之的理念，流淌在儒家改写过的每一本典籍之中。即使《诗经》也未能避免，因为孔子读它就像读《易》经那样韦编三绝，所以在《诗经》中处处可见，而且传达的是几乎与《尚书》一样的理念：“既且和平，依我馨声”,“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

说到“和谐”本身，算命拆字先生的字面理解也不算错。从汉字的会意角度来解释，也许不够准确，但也许更有一点意思。“和”字是“口”与“禾”的结合，“禾”就是古代的谷类或粟米，每一张嘴都有饭吃就是“和”；而“谐”就是“皆”可“言”说，每个人都能够表达的意见就是“谐”。“和谐”就是大家都可以吃上饭，也可以表达出自己的意见。嘴的功能无非就是吃饭和说话。据此看来，“和谐”最起码的人文关怀就是人民的吃饭问题和自由言论。

既要让百姓有饭吃，又要让百姓能说话。—看起来很容易，做起来却很难。对历代的治国者来说，这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吃饭问题固然没有政府理睬，而言论倒是时时不被见容，经常要受到管制，尽管道理很简单，“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据史书记载，周厉王曾经想方设法要堵住所辖民众的言论，弄到熟人之间路上碰见也只能“侧目以视”，结果没两年，也就在他统治的第17个年头—公元前841年—被“国人暴动”赶下了台。

孔老夫子还说过，“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后世的解释非常之多，但究其实依然不外乎吃饭和说话；换而言之，就是民生与舆论。这两项都是极为现实的民权。又有谁说不是呢？

封建邦国时代与专制帝国时代有天坡之别。至少封建时代的典论更为宽松一点，件如春秋战国就是如此，只有孔老夫子觉得封土建国之后“礼崩乐坏”。他自己倒没有想一想，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宽松的氛围，他的第一个私人学派何以能够问世？专制帝国时代显然就大不一样了，思想会自然而然地定于一尊，不是法家就是儒家，尽管儒家有一定的包容性，可以化腐朽为神奇。然而，后世历代各朝2000多年基本上以擂家为尊，就扼制了其他异见的萌动。

缺乏民权，是专制帝国时代的病疾。正因为没人关注民众的死活，失去了土地的民众就成了随时撼动帝国根基的游民；而地方官员可以大肆搜刮，再卓越的帝国官僚制度也会有崩溃的一天，毕竟大权力监督小权力总会有同流合污的时候。官僚制度的漏洞一旦诱发大面积的腐败，无疑就宣告了帝国末日的到来。

帝国时代的通病因袭已久，民国时也没有什么改善，后来的政权解决了民生，也碰到过饿殍遍野的天灾人祸，而民权仍然停留在宪法的故纸堆中。20世纪80年代以后，知识阶层误以为原先的社会启蒙并未完成，所以又打出了新启蒙的旗号；20世纪90年代以后，知识阶层又纠缠在激进与保守之间，拿着国外的各种理论相互辩驳，只局限于知识阶层内部，几乎是自娱自乐。倒是政策放开后，经济的迅猛崛起使得权力资本化和权力私有化成了官员集体性腐败的主因，社会财富格局显著倾斜崎变，诸多市场化名义下的积弊迅速堆聚。与此相对应的则是，经济增长所带来的通货膨胀时时危及民众生活。物价上涨过快，民心易于急躁，甚至会引起群体性事件，不利于社会的和谐。

改革开放30年拉大了中国的贫富差距，民间也孕育着仇富的心理。市场化时代的通货膨胀迅速推高了物价，而政府仍以行政手段力图控制物价。此一方式，是否会加剧资本与社会的更大矛盾？和谐社会需要改善的与其说是民生，还不如说仍然是民权。

执政文化

自20世纪初以来，革命党人所崇尚的暴力和革命，使人民对政治的理解存在着莫名其妙的误区，政治无疑被等同于革命、斗争、镇压、攀力、国家机器等等，而且还将其贯穿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学校到社会都是如此，其结果，使政治不仅离百姓民生、民权越来越远，也不符合人类的文明发展趋势，成为一大堆空洞、教条的概念。

中共“十六大”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政治文明。政治文明强调政治活动所追求的目的应该是文明的，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要以人为本。过去的意识形态总是要求人民不要斤斤计较个人利益的，似乎稍微讲一点百姓民生就是一种“落后”的“资产阶级观点”。但是，政治活动乃至政治的一切，都应该以人为本。讲政治就是讲民生、讲民权。正因为如此，讲政治也好，讲政治文明也罢，都不仅仅是政府官员的专利，每个公民都有权利为了政治而群策群力。—这就是民权。

然而，革命或者政治给人的印象不是那么容易就可以消除的，尤其是标语宣传仍然保留着不良执政文化的痕迹。城市可能己经与时俱进，褪尽了革命时代的宣传；而乡间的标语仍然充斥了简单粗暴、缺乏人情味，地方官员的所作所为仍然延续了革命时代的暴力色彩，譬如“今天不交税，明天牢里睡”，而计划生育的标语更为凶猛，“宁可增加一座坟，决不多生一个人”,“养女不读书，不如养头猪！”毫无疑问，类似的标语容易引发民众的普遍反感和抵触情绪。标语并没有体现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并没有实现从急风暴雨转向春风化雨的历史性变革，向传统文化回归。

以人为本，应该是彰显民权的执政理念。不仅应该体现在其对社会文化的影响上，实际上更应该体现在政治的参与上。—这一点是从基层党内民主开始的。“十七大”报告提出，执政党要扩大党内民主；而几乎所有的党内民主改革，首当其冲的就是党内的选举，尤其是区县级党代表的推选改革。浙江台州市椒江区是1988年12个“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县市区中最成功的。

获得“十六大”的全面肯定后成了所有试点的样板。

湖北在11个乡镇“两推一选”乡镇党委书记，在宜都则实行了“委员推选制”，市委委员候选人不再是由组织提名，而是党代表自荐，然后由代表团投票选出20％差额的候选人，最后在党代会上由全体党代表差额选举。四川省17个试点县市中，雅安的选举动作最大。其下辖的雨城区和荣经县实现了中共历史上第一次县级党代表直选。四川省其他基层组织开始尝试党内竞争性选举。2002年步云乡的“改良版”乡长公推直选和2003年底平昌县公推直选9乡镇党委领导班子分别获得了第二届和第三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

2003年，江苏宿迁的乡镇党政领导选拔，推进到了县处级甚至副厅级，淮安市两区“自荐公推竞选”区长、两县“公推公选”县长以及南京市两区（副厅级）“公推票决”区长都开始了候选人试点。2006年，一些党内理论刊物盛赞这些“体现党员选举意志的竞争性选举制度”是“党内民主突破的根本标志”。

与党代会常任制改革同时进行的是权力机制改革，同样在椒江破题。大会直接选出的全委会取代常委会成为领导中心，改变了常委会和书记办公会双头决策中心的不正常现象，将权力回归全委会，因为党内民主不正常的地方，往往是主要领导个人说了算。湖北罗田县是另一个党代表大会常任制的试点。同样取消了常委会，全委会成为决策机构，县委书记主持全面工作，县委委员交叉任职，形成了“一个核心、三个党组”的权力格局。党政合一的思路貌似与1980年代的“党政分开”背道而驰，却消除了党政两套班子互相扯皮的现状，促进内部民主决策。权力运行机制的改革显然还没有结束。

监督地方官员用好公共权力也是一个问题。2003年6月，中央开始执行巡视制度，“携中央权威而来”的巡视组就意味着要解决地方党政一把手的监督难题。12月颁布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被认为是中共最为重要的党内监督制度化努力。条例有一点很明确，“党的地方和部门纪委、党组纪检组可以直接向上级纪委报告本地区、本系统、本单位发生的重大问题”。(www.xing528.com)

2004年后，中央纪委统一管理56个部门的派驻机构。派驻官员的提拔由中央纪委直接负责，可以直接决定立案调查。

2006年，全国掀起反腐高潮，从地方到部委高官直至军方都有涉及，并提升到了政治局委员的层次，譬如查处陈良宇。据统计，从2003年到2006年4年间，查处省部级官员29人，地厅级官员763人，县处级官员约1.04万人。2006年起，中央开始“空降”纪委书记到地方，各省纪委书记异地任职。中央掌控了地方纪委书记“提名权”，以增加地方纪委书记的独立性。京沪两地则有了中纪委常委任职地方纪委的先例。

2007年5月30日，中央纪委印发《中共中央纪委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9月13日，“国家预防腐败局”亮相。中国反腐机制从惩治转向了预防。

服务理念

执政理念的转变并非一蹴而就，要从过去的阶级斗争转向现代的公文化篇共服务以及公共管理。服务、管理的唯一目标就是百姓民生，长远来看就是为了人的全面解放、全面发展、全面自由。

中国是世界大国，政策略微放开就会出现经济奇迹。一点都不值得诧异。有的人为此热血沸腾，极尽涂脂抹粉之能事，其实这些都是执政党应该做的分内事。“为人民服务”不就是为了人民的幸福生活？不然的话，执政党存在的意义岂不是打了折扣？况且执政党也难免会犯错误，迷途知返是顺理成章的。—政治本来就是为民生服务的，政治能够回归它的本位当然是民众求之不得的期望。

照理说，政府的公共服务应该是面向全体民众的。不过，经济取代了一切之时，招商引资扭曲了政府的服务对象。地方政府给所属的部门都分配了招商指标，连宣传部、宗教局这种远离经济工作的部门也不例外。尽可能给客商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企业家成了政府的座上宾，有了更多的特权；而劳动者的基本权益则被政府漠视，甚至认为维护劳动者的利益就等于拒外来资本于门外。

地方官员需要改变的是以往的政府作风，应该敢于说话表明自己的心迹，因为政府本身就是给民众提供公共服务的公共权力机构。显然，政府官员是公共人物，一举一动都被民众关注，跟演艺明星也没有多大差别。—与以前的官僚作风相比，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所以，政府官员所说的如果不是代表他自己，那就是代表政府的立场。江苏宿迁市出现过以市场化医改和教改引起争议的明星官员市委书记仇和，而其后任的市委书记张新实则以招商而著称，公开表示’“干部就是为企业家服务的”。—这虽然可以商榷，但总比一声不吭或者吞吞吐吐强上百倍。张新实认为，“对企业和企业家就要赞赏有加，大力支持，不能把他们比喻为贬义很深的‘资本家’”。观点接近茅于轼的“穷人要想富，得保护富人”的论断。在他的逻辑看来，只要有投资来就可以创造就业、增加财政收入，有利于提高当地群众的生活水平，所以保护和善待企业家就是保护和善待群众，给企业家当“帮办”就是给老百姓当“帮办”。

保护和善待企业家显然只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一部分。无论是企业家、资本家还是劳动者，政府的公共服务应该是一视同仁的。缺乏资本，当然无法改善经济落后的局面，改革开放以来就一直是如此。为了吸引外来资本，地方政府在企业税收和土地出让等方面可以许诺优惠政策，以此启动经济也无可厚非；但地方政府往往因为招商而站到了资本一边，漠视了劳动者的利益，更别谈什么保护。政府“送礼式”的招商引来了众多抱着“占便宜”心态来投资的企业家，一旦便宜占完，投资也随之迁徙，东南沿海一带经常出现的外来投资迁徙潮就是明证。各地政府为了吸引投资也只有在优惠政策上再加筹码，只能给外来企业家或资本家提供更多的“帮办服务”才能积攒一点经济增长的政绩。

相反，劳资关系的尖锐对立却被地方政府视而不见，甚至麻木不仁，为企业家服务和为劳动者服务截然不同。《劳动合同法》的制定和出台就遭到了资本方的强烈抵制，倒是劳动者遭受侵害的事实屡屡见诸于报道。显然，地方政府再以互利为由维持资本的特权己经没有立足的理由。

政府身为公共权力机关必须公正地协调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一味地站在任何一方都是有失偏颇的，给予企业家阶层过多的特权，就是漠视劳动者的基本利益．—这显然都是政府机构的严重失职。

改革开放30年，经济总量增长的成绩有目共睹，而社会财富格局的严重失衡己经影响到了社会的和谐，这实际上是跟地方政府未能保持客观持中的立场密切相关的。即使企业家也不该有特权，而劳动者也不应该因为本身的弱势而被政府所冷落。政府是协调社会各阶层的利益的机构，公共权力本来就不应该偏向于某一群体。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是面向社会所有阶层的。

媒介开放

一般来说，社会监督也好，民众监督也罢，实际上更多的表现还是媒介监督。只有媒介开放才能达致社会的和谐。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的影响力大幅度上升，国际社会也为此而高度关注，但中国的各种进步却往往容易被西方媒体扭曲，而政府的被动辩解也越辩越使自己陷入尴尬境地，而且无法自拔。相反，已经略具市场化意识的国内媒体则只能冷眼旁观，帮不上忙。

管理治国

显然，一个国家的崛起，即使是大国的崛起，如果只有经济实力，而缺乏应有的文化传统的辐射力和传播媒介的影响力，不能设置议题，不能主导自己的国内事务，任由别国指手画脚或评头论足，就不可能在国际社会充分表现自身的话语权，那么，这样的大国崛起无疑是跛足的，至少还算不上是名副其实的大国。

媒介的开放实际上就是正视一个国家自身的传播力量，也是充分展现执政党自信心的实际表态。以往有不少学者认为，执政的合法性与否会压抑一个政府主动放权的姿态，使之低调而且趋于内敛甚至自我封闭，尤其是通过暴力革命取得政权的政府会有诸多顾忌。虽然说成王败寇是世间的公理，但因为知道革命暴动的摧毁性力量而使自己时刻替惕异见者的横空出世。实际上，能够为民众谋求幸福本身就是合法性的唯一源泉，就像任何一个新生政权所开出的空头支票那样，，兑现自己的承诺反而更能为自己燕得现实的口碑，足以抵消自己的过错而获得民众的尊敬。

中国经济崛起之后己经拥有了大量的资源，可以投入文化产业或传播媒介，但还得遵循产业的规律，如果罔顾文化产业的规律、传播的规则，或者按照国有企业的方式来做，那就可能又难免会重蹈其他产业的覆辙。文化产业是充满人文个性的殿堂，也是秉承文化传统兼容各种异见的摇篮，容不得意识形态因素的过多干涉，如果都必须做成官样文章的话，那就是宣传部的使命而不是文化产业了，文化同样会面对其他产业一样的国际竞争，没有谁喜欢花钱来听你的宣传。

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殊异，文字、图像等静态资料已经无法完全占据人民的大脑。外界所能够给予人的一切印象，90％都是由媒介的传播构成的，而且报刊、广播、电视、网络四大媒介各有侧重。任何人、企业或国家如果不善于使用传播的力量参与塑造或颠覆人民大脑中的固有成见，那么自身的文化传统、历史、话语系统就有可能被扭曲。实际上，新闻本身就是一种极好的宣传。

中国经济的崛起促使了社会的急剧转型，国家财富也将在各大阶层之间重新分配。在转型的过程中，任何社会利益集团或阶层或群体的利益若被政府所忽略，都可能造成他们为维护自身的权益而走上极端，使整体社会为之付出沉重的代价。历史上的王朝更替而导致的战争也往往由隔阂和误读而起。所以，文化、媒介的开放，可以使社会信息畅通，而容许表达不同的意见，也可消除隔阂、偏见和冲突的可能性，最终达致社会和谐。

说到底，和谐其实不过是吃饭和说话而已。如果说中国过去要解决的问题，99％都与吃饭有关，那么到了今天，解决了温饱之后，说话的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表达的欲望，参与的权利……

民权愈见彰显，譬如电视媒体推出类似《超级女声》的节目，就让人们有了表达自己情感、审美、观点的渠道，虽然还只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但至少可以使社会情绪得到倾诉，媒体也因此获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不过，政府或政府官员的观念仍然有待于提高和改善，而相关的国家制度也远未为民众的诉求做好准备。所以，一旦面临到这样的社会冲突，政府必须具备宽容的心态和妥协的精神。如果仍然拘囿于传统的观念而因循守旧，政府不仅无法安抚民心，而且无法发挥自己的国际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