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外交与价值外交：中华新文明崛起

一个国家的富庶会惹人羡钦，甚至眼红的。从《马可·波罗游记》的作者马可·波罗（1254-1324）的所见所闻就可以感受到当时中国的繁荣之象，尽管至今还有人怀疑他究竟有没有来过中国。马可·波罗的游记问世之后引起了欧洲的轰动，让人惊讶原来这世界上还有比他们的家园更为富庶繁荣的帝国。探寻东方世界的狂热由此而来。那时候西欧人己经相信地球是圆的，想从海上开辟一条通向中国的航路，哥伦布就是受到了马可波罗的影响，1482年8月3日，他带上西班牙女王致中国大汗的信，还有一本马可波罗游记，开始了一直向西的航行。

马可·波罗是商人，每到一地，当然非常留意物产和商业的情况。自两宋以来，中国的手工业已经非常发达，雇用劳力也在社会上相当普遍。蒙古部落南侵后，没过多少年就恢复了前朝的官僚制度，而民间的商贸物流大概只是中断了一下而己，东南西北各个方向的贸易也都恢复照常。

政权的变换跟商人们的关系不是很大。所以，现代考古学家也认为马可”波罗的记载属实，没有多少虚言。

国家与国家之间最早也最自然的交往就是贸易。譬如两汉时代已经比较发达的手工丝绸业，以及茶叶等日常消费产品就经由丝绸之路远销到了欧洲，而且长盛不衰。当时的统治者往往低估了商业的力量，他们无法想象那些商品为自己的国度塑造了神秘富饶的印象。直到19世纪中期，中国的经济仍然傲居世界前列。

贸易是原始外交

贸易是国与国之间的最早联系。中国面向欧洲社会的贸易一直并不怎么封闭，即使像明清两代屡屡海禁也无法禁止贸易的流向。正如经济史家全汉升等人早己指出的那样，中国虽然是贫银国，但是从明英宗正统元年到民国二十四年，中国实行银主币制达五百年，那些源源不断地从日本、美洲流入中国的白银，其唯一的渠道就是对外贸易。相反的例子是康熙对付台湾郑氏政权而实行“禁海”，立即导致了举国上下的银荒，通货急剧膨胀，而一旦征服台湾，撤销海禁，银贵铜贱现象迅即消失。

值得一提的是，英国人进犯中国就是因为其商品一直无法打入中国市场而引起的。所以鸦片就成了敲门砖。深究起来，鸦片战争是因中国所谓的“落后”而挨打的说法也不通。英国并不是第一次觊觎中国的海盗，在此之前，葡萄牙、西班牙、荷兰，都不断地从海上入侵过中国，那恰恰因为中国并不是“一穷二白”，而是比欧洲富裕，所以才招人眼红。哥伦布相信地圆说，突破了葡萄牙人的限制，以为向西航行便能抵达中国这个“黄金之国”，不料却弄巧成拙地发现了“新大陆”。道理很简单，强盗打家劫舍不会选择家徒四壁的目标，正因为富得流油才引人注目。19世纪中期以前，中国一直是世界最富有的国家。

经济繁荣，商品流通，国家之间的交往就是始自于此，否则就是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麦迪森所著的《世界经济千年史》整合了一大批数据，其分析的结果昭示了一个基本史实，即中国在清朝中叶仍属全球首富，然而却在世界竞争格局中迅速沦为“东亚病夫”，成为欧美列强乃至后起的日本竞相瓜分的鱼肉。个中原因，不是由于经济繁荣，而是政治腐败以及社会黑暗的巨大落差所导致的。

尽管麦迪森对于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经济数据的统计和分析未必完整．恰恰是因为英国东印度公司一时无法打开中国市场，然后强迫印度孟加拉农民种植罂粟，用鸦片走私方式扭转对华贸易逆差，结果造成中国白银外流，也危害了英国乃至西欧的对华商品贸易。马克思也在他的《鸦片贸易史》等文中揭露过此事。—贸易之所以是一种最原始的外交，是因为它满足了人们的生活之需，并非别的。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对外贸易主权随之沦丧，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十三行贸易制度崩溃，上海取代广州成了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心，洋行买办制度风行于上海滩。中国千百年来的贸易优势己经丧失殆尽，几乎从巅峰跌到了谷底。直到1940年代，国民政府在美国的荫庇下以盟国身份与各国谈判，废除了一些不平等条约（如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等），而且加入了美国主导的世界自由经济体系，中国对外贸易因而再度兴起。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的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仅为11.3亿美元。1978年以来，无论国家的建交与否，中国对外贸易突飞猛进。1978年为206.4亿美元，20年后的1998年增加到T3239亿美元；2004年，对外贸易首度突破万亿美元，高达11547.4亿美元；在世界贸易排名榜上从1978年的27位跃升至第3位。2007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21000亿美元。尽管人均收入依然较低，但沧桑巨变，令人慨叹。

贸易之外的经济外交

贸易是经济外交，但经济外交并不仅限于贸易。说起来，经济外交除了贸易，几乎还涵盖了投资、招标、贷款、证券、国债等诸多事宜，虽然与贸易貌似千山万水，但其本质仍然还是贸易。

市场经济就是如此，一切能使国家赚钱又推动国际关系的手段都是经济外交。所以，1980年代以后的十几年里，邓小平零零碎碎地论述了五大关系，即改革与开放、内资与外资、引进技术与自主创新、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以及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扫除各级官员脑子里的陈见陋习，无非是推动经济外交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

在自由的市场经济体系里，投资是一种积极有效的经济外交。貌似对他国经济的支持其实也是自身获取暴利的手段。在放任的状态下，资金就会像贸易一样在国家间汹涌流动，而资金的流动本身就源于逐利，也就是投资。不过，投资的适度可以说是双森，而一旦走向极端就成了投机。

人们往往难以控制自己，经济危机往往是国与国之间的投机造成的。所以，某一国家的金融危机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即刻就可拖累大部分与之相关国家的经济状态，甚至毫不客气地危及整个世界。可见，经济外交因为投资而出乎意料地伤及自己，往往还是因为投机。

1857年，美国修建铁路大肆发行的铁路股票引起了疯狂投机，第一次国际性的危机随之爆发。股票大跌之时，银行系统瘫痪，金融公司破产，工厂企业倒闭……当时的英国早己经抛弃了前嫌，放下了身段，与美国修好，而且也毫不犹豫地投资了大量的美国股票。没想到，铁路股票的疯狂投机引发的破产迅即震撼了英国。随后爆发的美国南北战争甚至也与此不无关系。

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德、法、俄等国拼死厮杀。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唯独美国大发其财。即使头号投资大国英国也欠下了美国41亿美元的债款．美国从战前的债务国一举脱胎换骨，成了欧洲各国的主要债权国和国际金融中心。经济一时极度繁荣。1919年至1929年，汽车制造业成了美国最大的产业，而且带动了钢铁、橡胶、石油和玻璃等行业的迅猛扩张。经济的高涨刺激了人类野心的膨胀，英、德、法等国的资金巨量涌入美国。1929年，美国证券的发行高达490亿美元，而疯狂的投机使证券价格不断上涨。1929年9月达到了最高峰。10月，一场毫无防备的特大经济危机席卷而来，将英德法等国拖入泥沼，连美国自身也未能幸免。—宣扬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也随之出笼。

投资是一种隐晦的经济外交。—这一点往往容易被人忽视，因为投资本身的显著目标是获取暴利，而且是由投资银行界的人士操刀，不是掌控于政客之手。投行人士未必会彰显其内在的使命，但也未必就没有代表国家的利益，所以外交的目的多半非常隐蔽。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之前，美国积极扶持东南亚各国进入自由贸易体系，多少获得了道义上的赞誉。不过，金融风暴裹挟东南亚之时，几大重量级基金高手出没其间连番搅局，倒是更能彰显以资本为主义的世界翻脸无情。在扶持与拆台之间，难以评说其中的因缘。相反，国家间的招标倒是一种意向极强的经济外交。

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当时的法国政府跟随别国一起以人权问题制裁中国，向台湾出售武器。1993年底，德国总理科尔率领大批企业家访华，拿到了中国160亿法郎的合同，而法国阿尔斯通等公司期待了很久的广州地铁项目也由德国获标。仅1993年一年法国丧失了中国60亿法郎的合同。法国企业界对此强烈不满，要求政府调整政策。1994年1月12日，法国总理代表其政府与中国签署《联合公报》，确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明确保证不再向台湾提供武器。

招标投标之间往往纠合了各种其他因素，而其他因素又多半可以归之于经济。所以，使用此类外交手段，招标国固然很容易给人以睚眦必报的观感，但也可以引诱出投标国主导者随波逐流的政客本性。—人们不会对此加以道义上的谴责。显然，国家利益往往也是政客维系其本国选民的手段，个人牺牲一点意气用事的性子，既获得了国民的拥戴，也获得了国家间的美誉。

国家之间的贷款，或无息贷款或低息贷款，其实也是一种经济外交。改善关系也好，提升关系也罢，一切尽在其中。譬如日本低息贷款给中国，说法就有很多，也有不少揣测，各自都有道理。是不是因为当年中国并没有执意向日本索要的战后赔偿金，贷款给中国算是自己的一点心理补偿？侵华战争使中国的损失超过了数千亿美元，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卞修跃博士曾经表示，中国遭受的直接财产损失高达1000亿美元，间接损失达5000亿美元。放弃战后赔偿，说得好听一点是高姿态；说得坦白一点就是一种无奈。实际上，当时处于四面经济封锁中的中国，一切只能自力更生，并没有谁仗义出手相助；联合国没有了席位，也没有说话的地方；国民党政府在联合国也是唯唯诺诺，一切都唯美国之马首是瞻。即使想要索偿，也未必那么容易，拖而不决不是没有可能。再说，日本就在美国的卵翼之下，索偿也得看美国的眼色行事。何况日本人的国民性格向来都是欺软怕硬，没有向弱者道歉的理由。

也有人说，日本之所以贷款援助中国恰恰就是解脱了日本自身物产贫乏的困境。这也是其借重周边国家的廉价原料使经济迅猛崛起的主要原因。毕竟日本是资源极端贫乏的弹丸之地，又有1亿2000万的人口，战后40年就成了世界第二、亚洲第一的经济大国，让所有的亚洲国家望尘莫及。所以，日本对中国的援助是抱有强烈的目的的，譬如贷款给修建中国铁路可使中国物品更方便地进入日本……其他各种项目也是互惠互补的资金合作，对华贷款使它赢得了大量的中国合同，大踏步地闯进了中国市场，取得了双森的良好结果。—这就是经济外交的目的，尽管其中裹杂了特殊的政治和历史背景。虽然近年来在东海问题上闹得不可开交，甚至日本自民党动辄以冻结对华贷款相要挟，双方相互指责，但在经贸上几乎没有受到多大的影响。

……国与国之间的证券或国债，也是一种极为隐蔽的经济外交。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资金开放总是有着各种渠道和限制的措施，但都对各自的利益既有增进又有侵蚀。特别是在一切都可以证券化的时代，一国的经济波动完全可以假股市之道转嫁给别国，甚至影响或拖累整个世界。(www.xing528.com)

2007年夏天以来，美国次贷引领次债愈见火热之时，因投机过甚而爆发的危机蔓延到与之紧密联系的西方国家，譬如英国北石银行(Northern Rock）危机就成了英国重灾区的标志，其他国家也像多米诺骨牌一样被次债风暴接连放倒。即使像中国这样资金相对封闭的国家也难以幸免，损失区区几十个亿都不算是例外。中国还投资了美国份额不小的国债，虽然比其他债券更显稳定，但同样受到了牵累。

经济外交是一个国家内部财政的延续。1840年，英国以鸦片战争打开了晚清中国的门户，中国历史随之改写；大跃进时代，中国把“超英赶美”作为首要目标。这一“不可能的任务”在2005年中国超越英国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之时得以实现。国家命运的流转颇具耐人寻味的象征。此后，英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中，经济是统帅。中国的崛起对空间遥远的他们来说恐怕不是一种威胁，而是一种机遇。因为中国这一巨大的市场，给英国企业带来的是千载难逢的机遇，是英国的“繁荣之源”。

英国首相每次访华都有一大批阵容不小的企业家相随，目的就是签订双边合同，增加经贸额度。英国想要推销自己位居世界前列的金融、服务、科研、宇航、环保等方面的经验与技术，承诺提供中国5000万英镑的援助，协助中国引进其能源技术，应对气候变化。甚至中国投资公司所管理的庞大主权基金也成他们争取的海外投资对象。布朗首相曾经对《每日电讯报》表示，“要让英国成为中国资本走向海外的第一站……为英国人创造成千上万份工作”。—互惠双赢，这是经济外交所能传递的现实意义。

还有容易被人忽视的领域也属于经济外交的范畴，“中国带动的亚太经济机遇”里，国家间旅游也是其中的一项。譬如，2008年1月，·加拿大的国际贸易部长大卫·艾民信来华推销其“亚太门户走廊”战略，带来了一个阵容强大的航空代表团。为了从中国拿到“旅游目的地国”而向中方施压。他曾经放言，中国已经给了138个国家的旅游目的地国地位，包括美国，却没给加拿大。如果中国不在短期内把加拿大列为冲.国旅客旅游目的地国的话，“就意味着歧视”，加方“可能会别无选择地诉诸世贸组织”。此言一出，国际舆论一片哗然，连加拿大自由党的国际评论员贝恩斯也承认，“两年来，加拿大一直重复出现外交失误，而首相和各部长也反复采取侵犯性、无外交技巧的对话，自己剥夺了来自中国的贸易和投资机会。”

中国是全球最富潜力的旅游市场之一。加拿大官方预计，一旦开放中国人赴加旅游，每年至少会有100万中国人为加拿大带来至少20亿美元的旅游收入。因为日渐富裕的中国游客在海外旅游的消费能力惊人，人均消费额约为3500加元（约合2.4万元人民币），加拿大希望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不愿提交世贸组织，诉诸贸易法。此外，为吸引中国投资，加拿大还抛出了免税的“绣球”。

如果说开放之初的中国只是为了吸引外资，而经济崛起之后剩余的资本已走出国门，开始投资在世界各地。中国似乎己经成为了一个古典经济学称谓的“商贸兴国”样板。庞大的市场和日益壮大的消费群己经把中国和世界经济体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已经成为亚太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显而易见，随着大国外交，中国的这种经济影响力已经不限于周边国家，而是走向了欧盟、非洲和拉丁美洲。

意识形态的价值外交

上世纪50年代，中国被美国阵营孤立；70年代末以后，虽然逐渐解除了某些的经济制裁，但美国等西方国家也时不时跳出来指责中国的人权状况，并以此为要挟，推出类似制裁的经济政策。殊不知，中国拥有数千年的传统，只要传统还在，人权的指责恐怕就会没有休止。—人权的改变并非一蹴而就，唯有借民主之道日积月累地改善。不过，中国的崛起首先表现在经济上，如果西方各国想以人权等个人价值观来和中国交好，吃亏的也许还是他们自己的国家利益。

除了人权，西方各国还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共戴天，而且还在西藏、台湾等问题上屡屡插足，横加指责，甚至纠缠不清。2007年末至2008年初，欧盟“三巨头”—德英法与中国在交恶和欢好之间风云变幻，足可说明一切价值外交已经落伍。

2007年9月，刚刚结束北京之行的德国总理默克尔，事前没有知会中国，便在联邦总理府会见了达赖，迎合藏独势力。10月下旬，默克尔出访印度，在新德里大力推广其“价值观外交”，给人明显的拉印制华印象。而且更早之前，默克尔担任主席的执政党—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通过一份纲领性文件，将中国视为未来潜在的竞争对手。凡此种种，不但受到中国方面指责，也受到其执政伙伴—德国社民党和前任总理施罗德的严厉批评。

2007年n月，法国总统萨科奇抵达中国。身后的访问团员多达270人，其中包括法国阿尔斯通集团、空中客车母公司欧洲宇航防务集团和法国电力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等40名商业领袖。

三天的访问，为法国赚得了总值300亿美元的“空客”与核电站订单。萨科奇此举满载而归，而德国朝野却引发了一场针对默克尔访华的大争论。德国“大联合政府”对华政策上的严重分歧，显然导致德国丧失了中国数百亿美元的合同与订单。

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不满默克尔8月访华冒犯北京，指责她的“愚盆外交政策损害了德国国家利益”。德国大企业家与银行巨子担忧中德关系变化影响双边贸易关系，有意要“默克尔向中国人磕头”。德国外交专家则认为，德国被法国“捡了便宜”，默克尔已经处于“骑虎难下的境地”。

2008年1月，英国首相布朗访问中国，是他就任首相半年后的第一次中国之行。随同访华的有阿斯利康、安永、荷兰皇家壳牌、标准人寿、维京航空公司等30余家大公司的高级主管。

中英双方签订了近8亿美元的合同，还达成共识，2010年双边贸易额将从眼前的400亿美元增加到600亿美元。

可以说，德法英三大欧盟巨头对中国的态度截然不同，虽然人权可以指责，但没有必要表态，经济才是最主要的问题。布朗首相与中国政府达成的九项共识中，八项是有关加强经贸、科技、体育、环保等领域的具体合作，涉及政治的只有第八条—“密切在热点问题上的磋商与协调”。

—其中国之行的经贸意义远远大于人权政治。

萨科奇以总统身份访华之前己经察觉中德关系生变，断然决定不让人权部长随行，经贸才是首要地位的问题。他称赞中国“对世界作出的贡献”，不提“中国威胁”而说“你们不必惧怕世界，因为世界并不怕你们”。他重申“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表示坚决反对“台独”，反对“入联公投”。

反观德国总理默克尔，2007年8月第二次访华时就刻意呈现其对人权以及知识产权等敏感问题的强硬立场，希望中国“共同尊重一套游戏规则”。这位从东德社会主义国家村妇转变为资本主义德国总理的“铁娘子”，仍然用冷战时代的老眼光来看待已经发生天翻地锁变化的中国，在北京以高人一等的口吻声称，“人权对于我们来说极其重要”,“没有人有权利把自己置于别人之上……人类尊严不可被分割”。回去之后还在其官邸堂而皇之接见一番达赖喇嘛，接着又跑到印度去访问，宣称“印度是亚洲最大的民主国家”，德印两国具有“共同的民主价值观”与很强的合作空间。

显然，“价值外交”用的仍然还是意识形态的标签，把世界划分为民主与不民主两个阵营，有意在国与国之间煽动对立的情绪。默克尔上台以来，改变德国对中国的友好政策，冷化了中德关系。中国方面纷纷推迟与德国要签的合约，取消一些重要的双边会议，这大大刺激了德国经济界的神经，因为这20年来，德国经济界和中国友好，成为欧洲和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冷战时期早己结束，默克尔却在世界进入全球化时代的今天又重弹冷战时代的老调，蓄意制造意识形态的对立，这对促进国际合作与世界稳定是有害而无益的。—价值外交从国家利益的高度看来，的确己经落伍。

上世纪50年代以后，中欧之间的贸易己经没有了19世纪中期以前的繁华烟云。据前任驻法大使吴建民回忆，1975年，欧洲面向中国的投资几乎为零，旅欧的中国留学生也几乎为零，前往欧洲的中国游客也寥寥无几；而30多年之间就己经有了翻天援地的巨变，2007年，中欧贸易额已高达3300亿美元，欧洲的中国投资接近600亿，2万多家欧洲企业落户中国。目前到欧洲的中国游客突破了200万。

实际上，即使政治价值观相同的两个国家，照样也会发生贸易纠纷和摩擦。欧洲屡屡要向中国提出了贸易逆差、反倾销、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等问题，显然很多都少不了政治因素在作怪。

同样崛起于亚洲的印度，人权问题、轻视妇女、宗教保守等一大堆，甚至某些时候还走到了极端，为何西方国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难道它和欧洲就没有这样那样的交恶之举？西方媒体既不为此不大做文章，也不会为此大肆炒作。恐怕主要是因为印度实行的是所谓的西式民主制度，价值观相同，无所谓价值外交；或者说得坦白一点，事到今日，印度的所谓崛起，是还没有什么值得欧洲大惊小怪呢？还是已经毕其功于一役？—不过，党同伐异倒更像是欧洲或西方世界的共同把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