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边国家与大国关系：中华新文明崛起

中国是一个真正的大国，人口众多，祖土广袤，而且文化深厚。周边国家或大或小犹如众星捧月。—这应该是往来亲密、睦邻友好时的一种愿景和想象。不过，备受了100多年屈辱的中国，崛起之后的国民心态未必就己经恢复到了往日的大国气象。实际上，即便相处得好，牵涉的事务也不少，但贸易仍然是维系国家关系的日常渠道，除了边界这一宗较大的纠葛，还有华侨的身份、意识形态与宗教……其中牵涉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地缘等诸多方面，构成周边关系。

中国历来就是亚洲的文化中心。文化的辐射力覆盖了亚洲的大部分地区。1840年以来清政府丧权辱国，沦落到了被国人自己鄙视的地步。1919年以后的新文化运动虽然倡导民主与科学，但反错了对象，也反掉了自己的传统。—全盘西化在传统势力的百般掣肘之下断然夭折。此后在革命党人的眼中，传统就和亡国画上了等号。然而，中国文化曾经流播在周边小国，汉字风行于其间，而且官制典章也被照搬采纳，儒学与佛教落地生根。—此谓之中国文化圈。

隋唐曾经是中国文化的巅峰，儒佛道几乎平分秋色。文化辐射力光照周边小国，各方前来朝圣取经。此时，尚处于氏族部落社会时期的日本，不断派出了遣隋使和遣唐使，其对中国文化的吸收不仅全面，而且深刻。无论东滋、西域，还是北狄、南蛮，朝贡纳贡之间成就了中国“中央帝国”的国民心态。—虽然难免有点自负，甚至夜郎自大，但国人的举止风度恐怕还是延续到了鸦片战争前夕。

东南西北或接壤或毗邻的国家构成了中国周边的环境。周边国家有陆地邻邦，也有海上邻国。

—只不过隔海相望而己。反观历史就可以看出，一个大国的兴衰牵动了多少周边国家的命运；而中国文化圈里的许多国家耳濡目染的多半是儒家文化，民主宪政的潮流漂洋过海而来，几乎也无法撼动根深蒂固的传统。—甚至连宪政的门都还没摸到。这似乎也是中国文化圈里的一种悲哀。

华夷宗藩的天下观

历史上中国与周边小国一直就有着宗藩之间的朝贡纳贡关系。这是不争的事实。无论东南西北都有不少藩属国。历史典籍中类似的记载比比皆是。因为触目所及，中国仍然是亚洲唯一富有显赫的国度，而且文化传统一直长盛不衰。这与西方社会里风云过耳的帝国有着天壤之别，它们屡屡在奠立之后辖境不一，无法重叠，而且文化驳杂，难以统领所征服的疆土，即使唯一可资炫耀的罗马帝国，除了武力，也没有良好的官僚制度，所以被日耳曼人拦腰中断，陷入蛮族部落之手。

古代中国只有天下观念，并无世界意识。中国就是天下之中，为海内，为六合，而天一下以外是四夷，四海之外是诸夷，六合之外则存而不论。退一步说，古代中国一直存在着所谓的华夷秩序圈，“华夷”是庞大的中央大国和拱卫在周边的蛮夷小国。所以，在中国的势力影响范围之内，归顺者称之为“王化”，边界之外，谓之“化外”。不过，宗藩关系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以小事大，实际上附属关系也极为松散，藩属国可以定期向中国宗主王朝“称藩朝贡”，接受皇帝的册封，也被赐予统辖各自班域的权力象征—印玺，但只是维系中国和周边小国关系的一种形态，尤其是文化上的联系，并不具有多少统治和被统治的实质性内容，反而在藩属国发生战乱或暴动时需要宗主国政府派出武力协助，以解燃眉之急。

中国作为宗主国，秉持的大致原则是，凡欲沐王化则来者不拒。多半是以一种“王者不治夷狄，来者不拒，去者不追”的不治主义态度对待周边小国的，原则上并不干涉藩属国的内政，除非藩属国提出要求。中国历代帝王为了显示自己“天朝大国”是富有大度的文明礼仪之邦，总是以“薄来厚往”的原则，给予朝贡的使者大量的赏赐，其价值当然远远超过落属国所进贡的物品。

所以，各藩属国总是乐于来华，满载而归。有时统治者为了减轻自己的负担，也对各国来华朝贡的时间和规模作出一定的限制，偶尔也有使者不按规定而前来朝贡，宗主国也都给予热情接待。

实际上，各国使者来华朝贡的同时，也加强了宗主国与藩属国之间的贸易往来。维系华夷秩序的就是朝贡贸易。

在古代中国人的地理中，北是苦寒的极地，西是高原和大漠，东是浩渺的大洋，南是丛林。

华夷之间素有中心和边缘的“天下观”。汉朝的声威一度远播中亚、里海、俄罗斯贝加尔湖地区。

汉武帝时代，中国有50多个藩属国，主要集中在西域（中亚一带）地区，因为当时的帝国都城在黄河流域，地理上偏向西域。此外也包括了朝鲜、越南等比邻小国．唐朝的富丽堂皇也影响到了印度、阿拉伯和东欧等地区。唐王朝周围的异族很多，譬如突厥、回纥、鞋揭、铁勒、室韦、契丹等，所以设立了安西、安北、安东、安南、单于、北庭六大都护府。藩属国王一般会定期前来朝拜皇帝，而且还带来了本国的土特产，作为“贡品”晋献给皇帝。当然，皇帝赏赐的赠品也远比他们的贡品价值高。

政权流转。外族游牧部落入主中原，版图也随之扩大。成吉思汗1206年建立了蒙古帝国。

在成吉思汗本人和他的儿孙东征西讨之下，元帝国是人类历史上陆地疆土幅员最广阔的帝国。一直到清代康熙年间，所辖的强域北抵外兴安岭、唐努乌梁海，南到千里石塘（现南沙群岛），东起库页岛、琉球群岛、台湾岛，西至葱岭（喀拉昆仑山）、巴尔喀什湖、喜马拉雅山南麓。

藩属国制度是中国历代王朝强大的象征，也是一种睦邻友好的外交笼络手段。藩属国王只需臣服于皇帝即可，并无特别的表示，也无须服从中国的政权管理，同时宗主国可以保护他们的领土完整。—这与近代西方殖民国家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弱肉强食有着本质的区别。周边国家之所以愿意臣服，成为落属国。不外乎这样的原因，一是羡慕富裕的中国文明，希望以此为榜样，成为中国一样强大的国家；二是多少还畏惧中国强大的军事力量，希望能够得到一定的武力保护。

显然，藩属国在现实中又是中国的缓冲国。中国有足够的势力和地缘影响所辖的藩属国。—这是中国人历来拥有“中央帝国”心态的渊薮。

饱受欺凌的宗主国

到了1840年以后，一切都为之改观，华夷观念也被残酷的现实击碎。近代西方地理知识对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带来了根本性的文化震撼，说是“天崩地裂”并不为过。腐败无能的清政府被英国击败，以后被列强连续入侵和掠夺，昔日富裕的帝国很快就掉入了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列。

连自身都己经难保，更何况周边小国。中国在一夜之间就丧失了所有的藩属国。(www.xing528.com)

即便如此，中国在力拒西方列强游戏规则的蹂躏之时，仍然保持了对个别邻国的“朝贡外交”。

至少在近代，中国思想界和政界处理亚洲国际关系时仍然秉承的是中华天朝体制的朝贡体系。郑观应在中法战争时出使遇罗，就毫不客气地以传统朝贡观念谴责退罗对中国犯下的罪行，而且马建忠在1882年出使朝鲜参与朝美谈判，就是为保护藩属国的利益而来的，“顾恤藩封，保全国体”，谴责李氏政府私下与美英各国缔结通商条约时失礼，不顾宗主国的感受。清政府也曾经在1882、1884年应朝鲜国王屡次请求清廷出兵予以援助而两次派兵入驻朝鲜。

实际上，近代中国的官僚和知识群体固守的仍然是天朝帝国与藩属国的观念，几乎认为这一帝国的传统仍然可以与西方的标准并行不悖。史家邵循正在论述中法战争时的越南关系时指出：“列强欲取中国藩属，其第一步，常先设法否认其与中国之历史法律关系，如出一辙，竟成定例”，譬如‘旧本将夷琉球……朝鲜问题……英于缅甸，法于越南，皆袭用此手段”。

帝国的光环依然在官僚士大夫的心目中难以隐退，“中国雄踞亚洲，藩属环附，伊然自成一国际家庭，自有其法律习惯与基本精神。中国当时不知欧洲之国际法，若强以欧洲之国际法解释此国际家庭，则其必目之以国际怪象无疑也”。然而，西方列强入侵中国，烧杀掠夺，无疑摧毁了中国与周边小国的宗藩关系。—中华帝国的朝贡体系在近代西方列强的武力撼动之下逐步消亡。

日本率先脱亚入欧，先将琉球纳入自己的麾下。日本的对外侵略扩张，首先就拿琉球开刀。

然后继续向海上和亚洲大陆扩张，踏足中国时与沙皇俄国迎面相撞，终于爆发了日俄战争。1904年日俄海军在黄海大战，日本在对马海峡击败俄国海军，而其陆军也在中国东北的土地上击败了俄罗斯。游牧蛮族部落出身的清政府曾经在中原强悍200余年，居然软弱到了能够忍受如此奇耻大辱的地步。

1840年至1945年的105年间，中国西部、西南部先后被英国和法国蚕食瓜分，北部与西北、东北被俄罗斯独霸；而东部的黄海、东海上的琉球群岛、钓鱼岛以及台湾岛则被日本一国所吞没。

国势如此衰败不堪，官僚制度腐朽难治，治国无能被动挨打，国人为之深切蒙羞，帝国心态荡然无存，清政府难辞其咎：北洋时代，军阀割据只为复辟帝制，擅长内耗恶斗而无暇他顾，生灵涂炭于水火之中；国民党政府仰人鼻息，专制虐民，丧失民心，直至退居台岛，偏安一隅。

在中国历史上，西周开始了“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制度。进入君主专制帝国时代以来，虽然废除了封建制度，但固有的“天下观”的传统也使历代王朝将异族外邦纳入了藩属体系之内，长期奉行藩屏政策，中央政府在周围藩属国的拱卫之下，建立了缓冲地带，显然非常有利于国家疆域的安全。藩屏制度使中国的战略版图远远大于中央政府能够直接掌控的国土边摄。不过，近代专制王权帝国的衰落使得这一切都成了明日黄花。

经济政治的大国观

一般来说，所谓的大国不仅仅取决于国家的疆土，更在于经济实力。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在美苏冷战的军事攀比中败下阵来，元气大伤，各联邦国家纷纷独立后，就成了孤家寡人的俄罗斯。冷战之后进入后冷战时代。此后，美国一支独大称霸世界。经济成为衡量各自国力的惟一标杆。中国从落后的世界大国境遇中自解束缚，奋起直追，2004年始得跻身于世界经济体之前列。在世界经济格局中，没有硝烟的经济角逐场上，直面竞争的对手只剩下美国、日本与欧盟。

经济就是最大的政治，而政治无时无刻不影响着经济。在国际政治的深层结构里，正在发生一系列势力重组，而中国后来居上，也面临着各种势力的角逐与较量。—尤其是美国主导世界之下的政治权力格局。尽管美国、俄罗斯和中国己经被国内外学者并称为“全球结构性大国”，但各自仍然存在着距离。

冷战结束之初的叶利钦时代，俄罗斯的实力严重衰败而被迫采取亲西方政策；普京上任后不久，恰遇九一一事件发生，俄罗斯也对美国的反恐斗争表示坚决支持。事实上，俄罗斯无论从宗教、国家实力还是战略地位来说，都不可能与其他东欧国家一样，完全融入美国所主导的西方世界。不过，俄罗斯国力渐进恢复之时，深藏于普京内心深处振兴俄罗斯的雄心已经萌动，而美国一直在中亚策划“颜色革命”，美俄之间的战略冲突浮上水面。后冷战时代，美俄关系虽然不太可能全面恶化，但美国在东欧等地全面部署导弹系统也激起了俄罗斯强烈反弹，美俄竞争态势不可遏止。

从战略的角度来说，美俄关系的适度紧张，对中国是一个机会。俄罗斯衰落之后，中国因为自身的崛起之势而被美国视为唯一的竞争对手。—这一态势不会发生根本改变。然而俄罗斯的崛起，及其在战略上与美国一定程度的紧张，也减轻了中国承受的美国压力。出乎意料的是2007年中国与欧洲出现了一阵异动，德国总理默克尔彰显出价值外交倾向，欧洲亲美疏华，欧美愈加亲近，中国的崛起也使之一拍即合。

中欧关系是中国全球外交中的重要杠杆，中欧关系出现某种程度的动荡，值得关注。另外，中日之间的改善也可以纾解中国承受的美国压力。中国正向着世界大国的方向迈进，需要缓解国际社会的疑虑、敌意和压力，为自己赢得更多的战略机遇。美俄关系激化、中欧关系动荡，中日关系的缓和，都可以舒缓中国的外交压力。—西方对中国的压力已经出现某些微妙的变化，从过去一味的硬性压力（诸如人权、军力透明等）转为柔性压力，亦即“责任外交”、“形象外交”等中国必须具备的高超技巧。

日本防卫大学校长五百头旗真，2008年1月30日在中国社科院发表题为《安倍内阁的安保和外交政策》的演讲时说，日本重视日美同盟，也重视日中协商，日美中三国应该以战略对话确立中美日首脑的对话框架。也就是说，日本应实行多层次的接触外交，而不是价值观外交，尊重各国的传统和价值观，使日美、日中关系成为两个基轴。

实际上，中国正在面临来自西方世界的柔性压力。有人认为，除了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之外，一切都难以影响中国的内部变革；也有人认为，经贸外交远远不够，西方有责任也有能力以自己的价值观促使中国的内部变革。—西方之外的国家，以前不是自我孤立就是被西方孤立，要不就是依附于西方。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选择；而中国内政外交仍然是“摸着石头过河”。政治上，中国并没有受到西方多大的影响，只是不断摸索着自己的道路；经济上，中国已经和国际经济体系整合，成为全球化的一个主要角色。既被发展中国家所认同和接受，也影响了俄罗斯这样的国家。

尽管中国内部还面临着无穷的问题，但正在形成中的中国模式极有可能对西方的民主模式构成有效的挑战。所以，西方阵营唯一的办法可能是向中国推行基于西方价值基础之上的外交政策，即价值外交。来自美国的压力依然未变，不过，欧洲各国首脑的轮替可能会改变以经贸外交为核心的对华政策。对中国来说，以庞大经济利益为前提的经济外交能否一直持续性？诚然，经济因素在外交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能够减少外交的压力，但经济毕竟只能是一种手段。如果不能在自己的国际政治话语上努力，经济手段的不断使用会带来其他很多方面的问题。

中国已经有能力对付西方的价值外交。因为本身就有区别于西方的利益，或经济利益或战略利益，然而不是说中国就可以对西方的价值外交置之不理。中国的外交政策并非只重视经济和战略利益，而完全不顾价值和道德，尤其是人权。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其他国际组织表明中国已经“让渡”了一部分国家经济权力。中国反对西方动辄经济制裁的做法，更反对动用武力。—中国曾经是西方政策的受害者。或重建或诠释中国的国际政治话语达到国际社会认同的国际价值。这或许是一个崛起中大国的国际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