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党派渊源与外交中的变革

西周的封土建侯制度造就了后诸侯国的群起林立，吞并与征伐之后就演变成了春秋五霸，崛起与衰落之后就有了战国七雄。此时，国与国之间的来往不是合纵连横，就是烽火连天。纵横家驰骋于中原，他们在各国之间摇唇鼓舌，凭着个人智惫和三寸不烂之舌鼓动君王谋事混饭，也算是风流倜傥的草根英雄。所以，那个时候外交思想是远交近攻，扩张疆土就是壮大自己。甚至像墨子这样以思想与实干精神著称的思想巨子也有不少。

500多年的春秋战国时代虽然不及欧洲中世纪那样漫长，但个人主义的草根英雄传奇并不弱于它。不过，六国统一于秦之后，专制帝国就无所谓外交了。帝国坍塌之后，各地军阀之间又是争战与拉锯。自秦至清，2000余年之间，在帝国的间隙里总是重演着或战争或者媾和之类的国际游戏，最后复归于一人的帝国统一。其间，虽然有着不少回肠荡气的个人英雄传奇，但还是帝王将相的文治武功弥漫了历史的舞台。

欧洲中世纪似乎忘记了罗马帝国的遗迹，千年之久的历史乏善可陈，也没有像样的国家理论。

18世纪之前，世界上虽然有过罗马帝国、蒙古帝国之类吞国跨洲的军事强权，也有过中世纪那样政教合一的封建国家，但真正出现过完备的国家权力运作系统的，还是以郡县制官僚管理制度著称于史的秦始皇帝国。

可以说，一个时代或一个王朝政权的结束，往往就意味着一种文明传统的断裂，或者筱亡。

显然，在18世纪之前，除了中国外，世界上并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形态。显而易见的是，数千年来，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之所以能够唯一在世界上遗世独立，故步自封而不被异质文明颠覆，恰恰说明了始自秦汉时代的国家权力运作系统的魅力。即使颠覆之后东山再起，循环往复之间始终没有超越于它的权力系统。中国是18世纪前拥有世界上唯一的国家形态。

“现代国家”之后

西方的国家形态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这当然是个争论不断的问题。不过，历史学界公认，西方的维护君主专制国家的理论是从16世纪意大利的马基雅维利开始的。这是从现有的国家形态倒推出理论来的，是归纳总结的；与商鞅、韩非等战国法家功利人士从思想创造出君主专制国家的理论恰恰是反向的。(www.xing528.com)

马基雅维利被尊为西方近代政治学的奠基者。他所撰的《君主论》最初的名字是《论大公国治理之道》，完稿于1513年，论述的是国家兴衰的根由和君主的治国之道。当然，他的《李维史论》也推展到了共和国。同样是16世纪，研究君主专制的法国思想者布丹以《国家论六卷》第一次阐述了西方社会中的国家主权，他的国家论上承亚里士多德，下启近代的社会契约论。

17世纪，英国思想者霍布斯1651年的《利维坦》问世，撰述的主题仍然是君主专制国家主权。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著名代表人物卢梭1755年撰写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论及了国家起源于私有财产的观念，直到1762年《契约论》宣扬的人民主权原则的面世。—从《利维坦》到《契约论》之间的100多年，既是西方社会契约论风起云涌的黄金时代，也是西方现代国家理论蠢蠢欲动的奠基时代。

西方现代国家的文明形态，学术界并无定论。不过，从政制的变革来说，人民主权原则引发了18世纪后期的美、法革命，美英两国可以算是现代国家；而从社会形态的标志来看，此时，英国的工业革命已经涌动，传统农业社会开始转向现代工业社会。可以说，欧洲真正的现代国家形态始于18世纪后期。

如果真正从上述两个标准来看待中国社会，那就无法断定近代与现代之间究竟有没有明确的切分标志。1860年代，洋务运动不过刚刚开始引进西方的机器工业，政制上并没有多少松动；1895年前后，有志之士开始倡导民权，或维新改良，或激进暴动，然而辛亥革命宜称的民权共和仍然徒有虚名；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其思想的旗帜虽然是“反封建，倡民主”和“新文化”，却几乎是没有看清对象。反封建清算的是孔孟之道，打到孔家店，砸碎的是国粹；倡民主则引进了西方各种各样的理论，试图全盘西化脱胎换骨；而新文化不过是提倡白话文而己，幼稚的白话文诗歌不堪忍睹。

与80年来历届政权丧权辱国行径相伴的是救亡图存与变法自强，政局飘摇导致的军阀割据与混战也使国家陷入了四分五裂的状态。新旧时代颠簸交替之时，思想活跃而驳杂，何况泥沙俱下总是大浪淘沙。这一切世相几乎使文化人彻底乱了方寸，失去了定力，彷徨在盘根错节、充满歧义的现代之路上，迷失了方向。

帝王专制思想尚未退出历史的舞台，反而成了草莽英雄们的个人奋斗目标，民权共和运动跌宕起伏，前赴后继命运多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