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民族在黄河流域繁衍生息的时候大概就有了自我中心的意识。他们俯仰天地，察看星象，觉得天圆地方，“天似穹庐，笼盖四野”,而自己居住在天地之中。—这样的想法现在看起来当然相当狂妄与放肆，而在原初先民的头脑里，这可能就是非常朴素的，甚至是理所当然而且情理之中的事。—欧洲人也一样，以为世界就只有他所看到的那么大；都以为自己就住在“天下”的中心，直到14世纪以后，马可波罗的游记让他们开阔了眼界，没想到东方还有一个瑰丽富饶的庞大帝国。
既然有了中心也就会有边缘，然后就有了四方，而且自然而然就有了中央早于四方的念头，以及中央统辖四方的想法。从另一方面说，部落之间的频繁争战，屡屡取得的胜利也会巩固和强化这种心态。再到后来，延伸到现实领域里，慢慢就有了中央帝王统领四方藩臣的政治结构。
假设自己身处天地的中心，又有不断的事实加以佐证，至少在接触外族之前是心安理得的。
不过，天地之间总有许多自然现象一时无法’解释，似乎有一种神秘的力量主宰了自己的一切，那就只能称之为“天命”了。沟通人类与天命之间的人就是以祭祀、占卜传达上天旨意为业的“巫”与记录人类活动的“史”（史官），他们是最早的知识者和思想者。—实际上，破蒙之初世界各地普遍都把神秘力量想象成天界的众神。
华夏民族，或者说散居在黄河流域的部落，觉得自己活动在天地之中，开化得早，文明程度高于四周，优越感显然也强，所以又称之为中夏，或中原；而周边的民族开化得晚，相对落后，没有归化之前则被称之为外族或蛮族，’东曰夷，南曰蛮，西曰戎，北曰狄，统称“四夷”或夷狄。—到了上古时代，各部落演变成国家之后，强势的国家往往可能会自认是“中央之国”。这大概是“中国”的由来。—把自己居住的地方称之为中国，就像意大利人把身边的海叫做地中海一样。只要是人，就难免会自大。
国家既可能有短暂的统一，又可能有长期的分裂。所以，“中国”这一名称也可能是完全只凭一国之首的喜好。实际上，在不同时代，中国所指陈的地区也不同，可能统一时期是指全国各地，分裂时则只偏重于中原地区“中国”既可能是指地理概念上的“中原”，也可能是指群国林立之时，在国家意义上最强大的那个国家。显然，随着统治疆土的变化，中国一词所包括的范围也相应有所不同，或大或小，或覆盖全境，或单指一隅。
很显然，只有进入文明社会之后才可能会显出各自的差别，但时间总得有前后，所以就有了先进与落后；正因为有了差别，才可能有华夏中国与四方夷狄的空间划分，才可能有夷夏之别。
根据文明程度的高低，历史的长短，合法性的有无，统治者组建的政权才可能有正统与非正统的界定。
文明的差别，是孔子区分夷夏的主要根据之一。周王朝四分五裂之后，“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周边民族逐步受到华夏文化的浸润，反而可能保存了最古老的习俗，所以“求诸野”。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即使有君主统治的周边民族，也比不上没有君主统治的中夏各国，—文明的优越感表露无遗。虽然历史上周边的游牧民族动辄入境骚扰，搜掠财物，甚至一时主宰了中原地区的政权，但因为文明程度较低，不是被同化就是被很快颠覆。
中央帝国的心态
西周天子与王公朝臣辈分有别，封土建国，各自为政，分权而治，难称中央帝国；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结盟争战，各不相让，—群雄割据之时，彼此差别不大，也就没有什么的中央帝国。
秦始皇横扫六国，纵横天下，一统江山。车同轨，书同文。郡县之治，中央通令直达地方。
皇帝专制，一个人说了算，宰相也不过是秘书的领班而已。—第一个皇权专制的中央帝国（前221年）就这样诞生了。—比罗马帝国早了近200年。所谓帝国，标记当然有很多，譬如班域之广，周边无出其右，或被吞并，或被称臣；人口之多，人多力量就大，要不然儒家弟子就不会老是纠缠在“养民”的问题上向历代皇帝灌输道理；武力之强，对外可颐指气使，讨伐弱小之国；对内可怀柔安邦，镇压民众暴乱。
刚刚有了帝国的框架，酷刑苛政断送了这个短命的王朝。随后是乱世英雄群起，相互恶斗。
山穷水尽时，刘邦夺得了天下。汉代初年推行黄老治国，有过“文景之治”，有过盛世繁荣，也算是帝国。儒术独尊，民众都被统一到了儒家文化的旗帜之下，从此称为汉族。然而，汉武帝横征暴敛，与民争利，大肆搜刮民间财富，穷兵黩武，为其后世开了先例，暴政导致社会暴乱，民不聊生之时改朝换代，帝国一分为三，军阀豪强相互混战。
魏晋南北朝时代，北朝胡人南侵汉族社会，融合到了儒家文化之中；之后的隋唐，也是蛮族，但己同化于汉文化，而且一统中国。
唐代是个相当开放的时代，也是中古时代世界唯一的庞大帝国。曾经励精图治，有过“贞观之治”，有过盛唐气象。异族文明鱼贯而入，争奇斗艳；汉族文化在诸多异质文明的包围之中，风头不再，但在文明传承上依然还算是一枝独秀。唐代文化的脚襟也因为视野的开阔而自信，兼容并包囊括天下。实际上，李杜诗篇，韩柳文章，尽显大国风度；服装发饰，精神状态，昭彰雍容气派。边缘蛮族纷纷入朝臣服，四方番邦竞相朝拜纳贡。唐代坐收贸易顺差之利。富庶之国，声名远播。帝国心态至此已经奠立。反观西方，封建各国群起而林立，此时恰恰深陷中世纪教会的统治之下，无所作为。
可惜盛世难续。公元755年以后的“安史之乱”成了李氏王朝乃至整个中国历史的转折点．藩镇割据，连年战乱，帝国因此灰飞烟灭，统一的江山四分五裂。五代十国虽然上承盛唐，下启弱宋，却与两朝气象毫无瓜葛。群国纷争之后就有了文恬武嬉的赵氏王朝。(www.xing528.com)
宋代的版图较之于唐代小了很多，西夏、辽国虎视耽耽，虽然每年笑纳宋王朝的布帛财物但仍时不时南侵，勉强自守的王朝经济倒很繁荣，甚至超过了唐代，东北部与日本、高丽的贸易频繁，东南沿海则与东南亚贸易不断，甚至还借助西夏、辽国拓展对外来往，而且以都市化和市场化著称于世。不过，不善武力的赵官家最后落入女真人、蒙古人之手。
忽必烈的蒙古游牧部落入主中原90年，定都北京。蒙古铁骑在最短的时间内踏遍欧亚大陆，建立了蒙古大帝国；又在最短的时间内退回到了他的原点北方大草原。其中的原因耐人寻味。此后，各地烽烟四起，豪强逐鹿中原，最后朱氏王朝坐了江山。
明代的恶政当然是罄竹难书。顺延的还是帝国制度，皇权极度膨胀，宰相都被皇帝废除，另以内阁制度取代。明代的外贸兴盛，禁海令发布之后仍然不绝如缕。郑和七次下西洋足可显示国力不虚。不过，明代集成了君主专制帝国的所有弊端，吏治腐败诛杀无辜，赋税苛政又样样不少，归于扭灭也是必然的事。
明代的掘墓者是满族。—蛮族部落打败文明社会是东西方通行的历史规律。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皇权专制帝国，虽然归顺了儒家文化，统治了近300年，但依然没有走出历史的怪圈，这次入侵的是远洋而来的番邦，枪炮本来并不足惧，而是清政权本身己经病入青育，无药可救。
……历史的记载总是偏重于皇帝的文治武功，总是崇尚英雄主义的壮举，这的确是造就国民中央帝国心态的根源，却往往忽略了“一将功成万骨枯”背后民众的千古凄凉。国民心态固然与国家的兴衰息息相关，但在宠辱之间需要扪心自问的也许还应该是—自己的良心和判断。
集体自卑的起点
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中国经历了饱受屈辱的100年。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天朝大国一下子沦为西方列强瓜分的对象，备受战火蹂躏；1895年，连一向尊敬自己的燕尔小国日本也轻易地击败了老大帝国，国民一向自恃的一点可怜的优越感也被甲午战争所粉碎。半个世纪后，新中国成立，国人多少找回了一点自信。闭关锁国的年代难免夜郎自大，而一旦门户洞开，民族自卑感又重新涌上心头。
其实，国民的帝国心态在唐代己经呈现得毕露无遗。此后，一治一乱，战火频仍，总在历史的怪圈里循环往复，似乎没有尽头。当时并没有哪个国家超越过中国，触目所及的都是一些弱国小国，即使一衣带水的日本也只能对自己言必称师，执弟子礼。强国之下，国民心态一贯良好。
尽管中原大地政权轮转，白骨遍野，但仍未使国民心态有多大的折损，足可仗恃文明古国礼仪之邦傲视天下，睥睨自高。
16世纪末，亦即明末清初之际，西方传教士行走中国布道，传授的只是一些天文地理之类的自然常识，文艺复兴运动所倡导的个人主义精神、追求个人自由与解放的思想并未全面入境。
不过，千百年来中国儒学崇尚的是一种宗法集体主义的传统，即使李贽那些脱胎于儒学的自由行径也被官僚士大夫视为瘫狂，何况西方的纯粹个人主义？个人主义向政府强权叫板其结局难免就是以身殉道，简直不足挂齿。倒是东南沿海的外贸生意十分红火，但都逃脱在政府的监管之外；而内地的工商业者仍然只是作坊和店铺，根本无法促成一个强大的阶层与政府抗衡。—明末清初中国启蒙运动的夭折固然与清兵入关密切相关，但缺乏社会力量的强大支持，结局似乎也可以预料。
皇权专制下的政府一直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直到近代也没有什么改变。即使到了洋务运动时代，也至多是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从未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将国计民生的企业放心地交给私人去办，并予以财政支持。所以，虽然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同时起步，但不到二三十年甲午海战就宣告了它的失败。—中国的民族自卑感大概就是从此时掉入了深渊。如果说鸦片战争还只是对帝国心态的一种惩戒，偶尔丧权辱国还可以原谅的话，那甲午战争不仅痛击了洋务运动，使中国失去了一个重新站立的机会，更是挫败了一个民族进取的自信。
甲午战争以后，国民的帝国心态已经自行消弭，救亡图存已是时代的主题，而充滋在国民心中的己经是弱国心态了。一百年的屈辱史就有一百年的弱国心态。从晚清到民国，其间无论是西学东渐还是漂洋求教，各种各样的救国之术都在中国近现代的舞台上逐一演练，却没有改变什么；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无论是君主立宪倡导民权，还是推翻专制王朝重起炉灶，皇权专制阴影下的政制变革仍然一事无成，倒是各地山头林立，军阀混战，民众深受其害。
走过了封闭的日子，中国终于再次崛起为世界大国。中国的崛起带来了60年内没有过的民族文化觉醒与集体自信。国民虽然没有了往日天朝大国的迂腐，自豪感逐渐复苏，自我感觉开始良好，但心态还是容易从大国的一端滑向弱国另一端。
大国心态，或者说强国心态，难免会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来，或许一时还会底气不足，难以排遣。—谁也难免犯上自大骄傲、沾沾自喜的人类通病。然而，真正的“大国”或“强国”，己经不在于祖域版图的大小，除了经济实力，除了军事国防，除了外交斡旋，还有它本身的文化传统，媒介开放的程度，以及在国际舞台上的政治影响力度。—影响力越大实际上得益也越多。
不过，一百多年的备受欺凌的挫折感仍然难以抹去，抚今追昔动辄难以释怀，大国心态因此容易掉进了弱国心态。譬如十分在意别人的评论，过分炫耀自己的成绩；只能听别人的赞美，而容不得别人的批评，尤其是批评自己的毛病和缺点；没有一点宽容的胸襟，容不得别人指手画脚；在小国、弱国面前，容易趾高气扬，冒出大国主义的毛病；而在大国、强国面前，总觉得有些底气不足，自惭形秽，总觉得矮人一头，丧失了自己的文化自信和文化判断。说到底，弱国心态仍然是民族自信心不够的一种表现，或者说还难免保留着集体性的自卑，无法全面、客观地平视自己．—离强国心态尚有一步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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