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新文明：摆脱权力资本化，实现三权均衡

从社会层面来说，政治权力只要无碍民众的日常生活，无碍工商贸易挣钱发财，并没有多少人喜欢再去搅乱这一池塘。这是1978年经济转向之后普通民众的朴素想法，吃够了政治运动大起大落的苦头，已经没有多少人还会热衷于街头政治。民间的道理朴素而实惠，有的人认为所谓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虽然一度被官方批驳得体无完肤，但人们仍然为之身体力行。

可以说，东南沿海一带民众素有从商的民间传统，白手起家，原始积累，转而崇尚资本权力，也是情理之中的事。1990年以后，深沪两地兴起“股票热”;2003年以后，深穗沪京四地的“炒房热”……都有一定的社会标志性意义。在某种程度上，民众基本上将自己手中的权力拱手相让给了政府，多年之后才猛然觉醒，弃守自己的权力，个人利益不仅仅为之受损，还可能需要花费更昂贵的成本，社会并没有因此而太平．政治权力的资本化苗头冒出之后就所向披靡，很快就占据了所有能够触及的地盘，雁过拔毛还倒是小事，与利益集团沆瀣一气，迫使民众为维护自己的利益而捍卫本来属于自己的社会权力。

相反，资本权力壮大以后，为求方便，但凡办事多是资本开道．有时候金钱可以搞定政府官员，这与权力资本化是双向的；不过，资本化了的权力根本就不在乎小钱。

政治权力资本化

体制内的权力往往就因为缺乏应有的约束和制衡而泛滥，更因为缺乏社会监督而肆无忌惮。

显而易见的是，政府权力所搜盖的范围远远大过于司法权力，所以政府官员的腐败程度也远比司法官员大。司法官员的权力失去了约束和制衡，除了获得一己之利，还会导致社会失去应有的公正、公平和正义；而政府官员将自己的权力换取个人私利，就会使公共权力倾向于某个利益集团。

总而言之，权力一旦腐败都可以获得官员的私利。这就是权力普遍滥用之后的权力资本化。

权力资本化究竟是始于基层地方政府，还是上级政府？这恐怕己经难以追究。谁都知道，经济变革从农村承包土地开始，温饱之后，劳动力有了剩余，摆地摊做生意之外，农民工就出现了流动，因为东南沿海一带的乡镇企业正在蓬勃兴起，深圳、广州、温州、苏南等地区逐渐汇合了来自全国的大量廉价劳动力。

乡镇企业多半都是个人经营的，从办营业执照等基本事务开始，申请地皮、经营许可等等都得与政府机关打交道。有的政府机关一向官僚主义作风严重，脸难看门难进，如果没有一点小恩小惠办事特别难，因此私人老板请客送礼都是极为平常的。有的基层官员吃受回扣就是从私营老板身上开始的。虽然说，政府权力就是被极小的吃喝送礼惯坏的，但很显然，如果政府权力没有这样那样的漏洞，苍蝇也不会叮无缝的鸡蛋。

有的政府机关人员看人下菜也是稀松平常的事，有好处立即就办，没好处就拖着不办，虽然最初还不敢明目张胆地索要好处，但是到了后来，即使开口索要钱财，也很司空见惯甚至不以为然了。送礼送钱才能办事就自然成了某些地方办事的潜规则。送礼还是在明处，算是极为低级的，风险较大；送钱更为隐蔽。一级政府之所以比一级政府的胃口大，是因为权力的资源更为稀缺，越往上越是如此。所以，被抓获的贪官没有几百万数千万是不会冒着风险替人办事的。

开放之初，土地极为廉价，审批也容易，地方政府官员所掌握的公共权力无人监管，很难不被糖衣炮弹所击中。1998年以后，房地产刚刚兴起，房地产开发商拿地皮盖房子、银行贷款等等，没有好处和回扣根本无法绕过国家的金融政策；全国房价在2003年前后节节暴涨之时，地皮价格也随之飙升，私下收受钱财都是公开的秘密。地皮紧张以后，城市居民房屋拆迁，城镇廉价土地的收购，无不在政府权力的默认之下强行开发的，矛盾爆发之后，形成了一轮又一轮上访的高潮。而政府官员对上访群体围追堵截也不少见。

权力资本化也使得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成了官场上的一种恶劣风气。越是落后地区倒是越常见，而且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以手中的的权力作为捞取金钱，在全国一些地方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东窗事发的还只是冰上一角。权力恶性膨胀到如此地步足见缺乏监督的权力危害有多大，甚至杀鸡傲猴也未能完全遏制。吏治腐败是国家政权最大的政治腐败，因为官僚制度是政权的中流砥柱。自古至今，卖官势爵造成人亡政息、一朝覆灭的史实俯拾皆是。原因就在于既缺乏体制内的监督，更缺乏社会的监督。

私人资本权力化

资本权力的崛起并不需要多长的时间，不但来势凶猛，而且还很有目的地侵蚀地方政府的公共权力；因为资本的眼光本来就很势利。不仅篡夺了普通民众的社会权力，还泯灭了他们最起码的权利意识。而且，这一切都是潜移默化的。其所剥夺的不仅仅是劳工们的正常利益，还有国家的正常税收，甚至危及政府的公共权力，目空一切。譬如，各地的廉价土地和廉价的劳动力，为何几十年一贯廉价如此，显然都是资本权力与政府权力的勾结，官员徇私舞弊得了好处，所以敢于放任，漠视国家政策。

在资本权力看来，金钱可以摆平一切，可以搞定一切。有的政府官员被金钱拉下水，被美色所俘获。资本权力形成之后，就会与官员手中的政治权力勾结在一起，成为官商，而且不断地壮大，蜕变成权力与利益合一的庞大集团，左右国家政策的制订和问世。这一点在传统政治文化中也不鲜见。资本权力，不会满足于经济领域，而是要依附权力才能立足于不败之地，插手政治，干预社会，扩大资本的话语权。从汉武帝到朱元璋，历代统治者都担心资本权力阶层的势力足可以颠畏自己的宝座，所以钳制严格，动辄予以铲除。

30年来的经济转型改革，中国经济好像一匹脱组的野马，挣脱了僵硬的计划经济的羁绊，转向了市场经济体制。政府己经不能再像计划经济时代那样动辄以政策干预社会的经济活动。市场力量不受约束，政府至今还没有推出过有效的方式来规范市场经济。从房地产、农产品价格和股票市场的激荡变化似乎可以看出，政府的应对举措捉襟见肘。实际上，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资本权力一直主导了中国经济，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力始终处于从属地位。因为经济发展被赋予了中心地位。(www.xing528.com)

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中国开始进入了资本的时代，经济生态为之一变，资本的主导地位似乎得到了确立。政治权力的最高目标转向推动经济的发展。

政府机关褪下了公共权力的角色，以身作则地充当了前台的资本主角。文化搭台，招商引资。

学界称之为公司型政府。政府既把自己看成了企业，蜕变成了资本的主体；又积极为资本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十多年来，全国各地的各级政府机关陆续将引进外资当作了自己的首要任务。能否为招商引资提供有效服务，成了衡量政府官员最重要的政治指标。官员的政绩主要以地方经济发展与否为标准。所谓的GDP主义，追求的就是经济的增长。

政府招商引资固然没错，然而无法超脱于各种利益之间，有的地方土地可以私下廉价转让，政策法令可以自打折扣：政府首脑拍板承诺，徇私舞弊中饱私囊者不乏其人，其中断然少不了资本阶层的利益输送；由此结成的利益联盟遮蔽了地方民生，甚至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利益输送固然有迫不得已的苦衷，但是期望获得更大的利益也是他们的本意。譬如房地产开发所牵涉的拆迁赔偿，土地批出之后的撂荒数年无人监管……无疑是资本权力与政府权力合谋而导致的恶果。

市场经济迅猛增长之时，物价也随之飞涨。经济改革30年来，数轮物价飞涨对低收入人群来说已经是不可承受之重，而利益集团仍然在涨价的浪潮中大放厥词，即使政府对此也手忙脚乱，百般无奈，多次出台行政号令，推出限价措施。不管是为了保障民生，还是回应舆论压力，缓解民生压力固然可嘉，但显然违背市场规律。如果长期实施的话，势必会导致市场扭曲，包括供应短缺，恐慌抢购，囤积居奇，黑市交易等混乱非法行为将难以控制。所以政策也注定是乏力的，升息、加税依然无济于事。更为显著的是，2003年以来的多次房地产宏观调控也因为行政手段而乏善可陈。

若要追思其中的缘由，可以察觉，政府虽然仍相信也依赖政治权力安抚民生，然而资本权力的壮大正在削减甚至冲击政治权力。房价飞涨，物价飙升，市场造成的诸多难题最终还是需要市场机制解决。当行政手段逐渐乏力，甚至无能为力之时，资本权力反而可能成就政府转变思维的起点。政府的职能转变是历史的必然，顺应潮流，接受事实，市场的影响力有可能成为带动政治改革的力量；但政府也应该清醒认识到自身权力与资本权力的区别，避免深陷其中，充当马前卒，而被资本权力所累。

三权均衡和谐化

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任何一个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社会正义的维护，以及政治的稳定，在很犬程度上依赖于三种权力的均衡状态：即资本权力（经济）、政治权力（政府）和社会权力（民主）三足鼎立。三种权力内部各自存在着巨大的爆发力，也会因此而随时会突破既定的均衡态势。一旦均衡状态被打破，就出现了社会群体性事件，乃至于演变成暴乱。

权力内部存在各种派别，不是没有利益牵掣；三种权力之间此消彼长，最强势的是政治权力，因为它背后就是国家机器。资本权力要么依附于它，要么只能自寻死路，不过，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官商合一往往是政权肌体最大的毒瘤，一切权力的腐败皆源出于此，如果任其恶性膨胀，难免不会有丧失政权之虞．社会权力是最弱势的，既是弱势群体之所以弱势的根源，也是颠覆政权的威猛力量。一旦社会权力被迫崛起反制，首当其冲的就是政治权力被颠搜或被驱赶下台，资本权力也只能随之作鸟兽散。权力的分配重新开始，再达到新的均衡格局。

社会权力习惯了被冷落的状态。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它总是处于一种守势，总是在最被动的时候呈现出它最暴戾的一面，摧枯拉朽，足以重新改造社会的生态；以暴易暴是社会权力的本性。—社会权力是普通民众不易觉察的权利意识，最需要的是尊重，不是政治学者以温良恭谨让的姿态所说的放手发展或者培育发展，而是呵护。三种权力各有弱势，嚣张‘一时的权力总是要归之于失败的。三种权力只能维持在均衡的状态，社会才可能有公平公正和正义的环境。如果社会权力因为被削弱和被挤压而导致了严重的贫富悬殊，就可能会导致整个社会为之付出血的代价。

资本权力的本性只在刚柔之间，它的依附性本来就很强，驱动社会的力量是柔性的，妥协是它的致命弱点，也是它的显著优点。如果说它变得毫无节制，那完全就是因为政府权力毫无原则的纵容，政府权力对其既不能有驾驭的心态，也不能动辄扼杀其本身的能力，否则就又回到了计划经济时代。市场经济时代，资本权力并不是需要政府权力的怂恿和纵容。政府权力只有制定规则、充当裁判的权力，否则就是逾越了政府权力的界线。政府与资本之间的关系，容易导致的弊端是，不是资本渗透政治权力，影响政治权力的运作，操纵政府政策的决定和实施；就是政府官员拜倒在资本的脚底下，得益之后很难下大决心来节制资本。所以因此而形成资本主导下的寡头经济，甚至寡头政治。这不是偶然的。近几年来，中央政府在宏观调控方面所遭遇到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地方政府跟资本权力合谋，以至于利益集团遮天蔽日，足以抗御国家政策。此种局面的出现，还应该从政府官员入手，惩治权力腐败，使之与资本权力硬性切割，回到中立的公共权力立场上。而反制权力的腐败只能放手让社会权力参与民主监督，单凭权力内部的监督早己失去了足够的力度。

实际上，资本权力横行霸道权倾天下，从根本上来说，只可以获得一时的利益，甚至根本就不符合资本的长远利益。资本固然有唯利是图的逐利本性，但掌握资本的人应该说是很有理性的，只不过依附了政府权力，奉送了巨大的回扣，就难免会有捞回一把的念头，正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无论是国际资本还是本土资本，如果资本权力落到了依赖于廉价土地和劳动力的地步，只想通过政治权力获得垄断地位来维持自己的高额利润，这样的状态不可持续。在这样的情况下，资本本身就不会花费心机来推动创新，以创新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历代官商最后覆灭的结局应该说是一种警示，这一点已经很清楚。改革开放多年以来，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贸易纠纷急增，产品廉价是一个因素，更重要的是技术含量太低而无法在国际市场上竞争，甚至屡屡遭到反倾销的制裁。此中原因应该值得记取。

对于政府权力而言，政府权力在节制资本的权力之时，容易一棍子打死，使资本力量萎缩，回到行政手段制约资本权力的陈旧思路上去。

节制资本并非就是遏制资本，打击资本，或者消灭资本；而是制约或者制衡。沉痛的教训中国多年以前己经经历过了，阴影仍在，替如割资本主义尾巴。节制资本是要以市场规则疏导或者规范资本的行为，使政府官员与之没有任何暖昧。众所周知，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显然，切合市场规律的法律制度和其他政府法规都可以规范资本的行为，重要的是必须区隔政府官员与资本权力的联系。

实际上，中国经济是社会转型时代的市场经济，尚未走出资本原始积累的阶段，资本之所以毫无节制，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政府权力的纵容和护短所致。从权力主导一切的社会跨入到了资本说话的时代，转型仍然在渐进之中，尤其是社会权力的天然缺失，容易导致资本权力与政府权力达成攻守同盟，即使在西方的原始积累时代，个人权利彰显，社会民主充分，但仍然难以遏制，何况中国的社会监督先天不足呢？放手让社会权力壮大，直到三种权力足以均衡，权力之间的互动与消涨，社会才可能趋于和谐。虽然任重而道远，但必须跨出第一步，而且无法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