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代，私人办学让孔子抢到了头筹，开了先河，所以名气也最大。幸亏春秋时代是封土建国制度，诸侯们分了周天子的权力，很快就把他架空了，谁想挟天子以令诸侯恐怕都是妄想。
因此，各种私塾就像雨后春笋一样先后问世，聚众讲学一时蔚为壮观。—因为没有什么人会煞有介事地跑出来管这事，要求教书先生们先办个执照什么的。可以想象，除了儒家，墨家、法家也紧接着出来办个私塾培养治国之才，只有道家还是一贯冷眼旁观、睥晚向天的样子。诸侯国那么多，多么需要懂得治国的人才。—至少教书先生们就是这样想的。
’孔老夫子不仅教学生怎样做官，自己也动不动就上门推销一下自己。那个时候诸侯们的宫廷肯定并不气派，也没有什么威严，更没有卫兵站岗，几乎不需要通报，或者通报一下姓名就可以自由出入宫廷。这个时候的诸侯可算是封班大吏，刚刚好不容易挣脱了周天子的那一套威仪，很是轻松自在，收点地租、派点劳役就可以活得十分不错，所以聊的恐怕都是一些闲天，没有什么长远的打算。孔子上门推销的是西周初期的礼仪与纲常，讲的又是君子的道德，所以被诸侯看成了开历史倒车的迂腐老夫子，最多奚落两句就拉倒，想谋个官职的话只有打哈哈说天气了。
孔子谋职很不顺利，壮志难酬。最有出息的弟子像子路几个也只是在大户人家做做家臣。不过，像管子这样无门无派的人居然辅佐齐国，治理得井井有条，崛起为春秋五霸之首，至少触动了文化人的心思。进入战国时代后，各种治国之论大肆辩驳，门第观念与等级制度几乎瓦解，平民之士竞相奔走于诸侯门下谋取官职。
法家的功利之士最早在秦国扎稳了脚跟。商鞅一连搞了两次变法，秦国上下为此面貌大变，有了雄起之势。随后，又在李斯之流的筹谋下横扫了战国七雄中的六国，独享天下统一。不过，秦始皇立国之后不过十几年便告授亡，给后人留下了攻讦法家人士的把柄。反击法家的儒家学者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让法家永世不得翻身。
君子政治，以德治国
春秋时，封建天下己经趋于崩溃，天子微弱，诸侯强盛。士民相杂，个人解放，以往的所谓“礼”“仪”没法吓唬人了。国与国之间的兼并倾轧司空见惯，摆开阵势直面对垒的也频频发生。
诸侯们虽然也算是旧日的王公世家，但不是凭个人本事而是凭血缘亲情获得领地的，动辄被手下的权臣篡夺王位甚至诛杀。孔老夫子觉得此时“礼崩乐坏”,想推广的就是他从老子等先贤那里学到的一整套周礼。
不过，在春秋时代己是邦国林立，战国之时更是群雄角逐、弱肉强食，这样的年代仍然要执意于“为国以礼”，企图复辟和重现西周时代以诸侯贵族世家分权为核心的一整套宗法等级制度，主张“复礼”，恭奉“周礼”，要众星捧月似的维护周天子的权威恐怕已经很难—兜售这一套“礼治”、“宗法”与“仁政”显然已经不合时宜，碰壁只是迟早的事。
儒家讲的是德治，以德治国，算是君子政治。维护的还是基于血缘关系的世袭制和等级制，当然也还是做官做到死的“终身制”，所以“礼治”无疑就是人治。儒家的治国理念认为，“礼者，强国之本也”。实际上，把“礼”当作治国的根本，己经是西周四分五裂以来无法凝聚诸侯的落伍想法。
孔子自从开馆授徒以来，一直把自己的弟子都当成是未来的官员来培养，处处宣扬的都是君子风度。所以，他随口的言论被后世弟子集纳成册，被看成了治国之术，那就是以道德作为选拔官员的标准。譬如，像沉默寡言、唯唯诺诺的颜回之类的角色就是老夫子一心标榜的典范，而直率又略微冒点傻气的子路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不过，道德这东西无法量化，无法衡量，虽然后世的儒生董仲舒为汉武帝贡献出了一个察举制度，但推行了没多久还是被世家望族给把持垄断了。
道德这东西实在是太主观了，而且还是左右失据的，只能凭领导个人的好恶来评价一个人，根本就谈不上什么公正—这就包含了很大的危险。若纯粹以此为准则，自然很难做到任人唯贤，只能走向任人唯亲以及抱成一团的结局，否则就没法在官场上混下去。聪明人会历练出基本的城府来，委曲求全；圆滑的人更是八面玲珑，左右逢源；倒是平庸的人，尤其是老好人则往往可以平安无事地混过一辈子。不管怎么样，做官的人只能看别人的脸色行事，人性中最趁龊的东西也不至于爆发出来，都会隐藏得很深，借潜规则行事。
诸侯邦国之下，天下失去了维系管治的权威，自由度大为增加，思想的辩驳也是空前的活跃。
不过，王公贵族仍然在自己的诸侯小国里坐享其成，很显然，想发财的特别容易发财，想求官的倒未必容易。孔老夫子的弟子子贡就想开了，一边拜在孔门研习周礼，一边照样经商，所以颇有商人的派头，而且与诸侯王公不相上下，“结驷连骑，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抗礼。”孔老夫子也仗着学生的光，有足够的盘缠行走天下。
法家在秦国的政治舞台上操练了一两百年左右，这期间儒家弟子远离了庙堂，只有在江湖之上看热闹空发议论的机会，直到汉武帝时代董仲舒的建议采纳以后才有了转机。可以说，儒家是在法家既定的制度上加入本门的一些想法，当然这还是视皇帝的意思而定，所以，儒家已经被法家改变了不少，或者说儒家多少已经法家化了。
表面上看，从西汉汉武帝一直到晚清时代，儒家思想占据了主导地位。法家被儒家学者力加贬斥，弃之于历史的垃圾堆。
法家的骂名一直背负了2000多年，这当然都是当初就嫉妒它的老对头—儒家的后辈学者出面维护本门的权威蓄意而为的。—其实，打击别人的目的无非就是为了抬高自己的声望。刚刚将儒家立为独尊的汉武帝时代，司马迁父子就在自己主撰的官史中抓住法家遭人嫉恨的痛处穷追猛打，当然用的是春秋笔法。司马谈在其《论六家要旨》中不加声色地评论道，“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www.xing528.com)
司马迁倒是在《史记·商君列传》对商鞅平时的为人行事来过一番皮里春秋，“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一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牙”史家的言论影响后人时一般不留痕迹。班固同样以儒家的立场在《汉书·艺文志》中评说法家的缺点，“及刻者为之，则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残害至亲，伤恩薄厚。”
到了宋代，儒学再次兴起，文辞斐然的苏轼同样也抬高了儒家的教化手段，认为可与刑名之术一较高低，“韩非著书，言治天下无若刑名之贤，及秦用之，终于胜广之乱，教化不足而法有余。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然秦韩之治行于一时，而其害见于久远，使韩非不幸获用于世，其害将有不可胜言者矣。”即使到了清代，小儒卢文昭也要凭借其权势再加评论，“商韩之术，用之使秦强，不知正乃所以速其亡也。今当圣道大明之日，其说之谬，夫人而知之，固不待于禁绝。若非之辞辨锋锐，澜翻不穷，人以其故尤爱之。”
清末民初以来，孔家店被打倒之后，大家的想法显然通达了许多，对于法家的千年冤屈可以直率评说指陈，平反昭雪之声，此起彼落，不绝于耳。救亡图存之际，维新变法自强，找寻传统思想资源也是特定时空的一种选择。
时势逆转，社会舆论几乎是一边倒。“居今日而言救亡学，唯申韩庶几可用。”严复的言论几乎扭转了乾坤；而章太炎以大师的身份评价说：“商鞅之中于谗诽也两千年，而今世为尤甚。其说以为自汉以降，抑夺民权，使人君纵恣者，皆商鞅法家之说为之倡。呜呼！是惑于淫说也甚矣。”
—两位学界巨攀为商鞅等法家思想正名，认为治理国家，还是要像先秦法家那样“专以法律为治”。
后来被称为国学大师的梁启超，则把先秦法家的主流治国思想定义为“法治主义”，并且与法家的“术治主义”和“势治主义”明确界定，认为“法治主义，为今日救时唯一之主义”,“立法事业，为今日存国最急之事业。”与此相反的是，胡适认为先秦时代可能并无专门的“法家”，各自为政，独占山头，只是治国之术类似罢了；而且，即使战国中后期确有所谓的“法家”，那也只是类似于西方的法理学或法治学，所主张的不是“刑”而只是一个客观标准，他倒是觉得法家深受儒家、墨家和道家的影响，是先秦治国思想的第一次折中和调和。
实际上，儒家与法家两派在西汉中叶曾就德治（礼治）与法治进行过持久的论战。本次儒法冲突记录在桓宽的《盐铁论》中，大致是教化与武治、农本与工商、仁义与功利、刑罚与道德几种。法家认为征伐匈奴需要筹集军费，引出了儒家“仁者无敌”的治国理想台法家认为盐铁开禁，让它流通于市肯定有助于国家，不必务农就可以致富，而儒家则固守农本商末之论，强调耕稼农事是国家唯一的税收来源；法家认定人性之恶无法改变，所以教化毫无成效可言，而儒家觉得只要君主以身作则，就会上行下效。—这一场辩论，法家进攻，儒家防守，结果居然不分胜负，重要的一点就是法家一直咬定商鞅治秦可以强国，而儒家则举其后继者反驳，同样是法家一贯的政策，为何李斯治国就很快亡国了呢？
儒家一贯的主张是，“安上治民，莫善于礼”,“事无礼不成，国无礼不宁”，并且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而法家则力主“不务德而务法”,“仁义礼乐者，皆出于法。”儒法两家的这一著名论战，看起来实在没有调和的余地，但是西汉以后的治国思想开始兼用两者，此起彼伏，至少为儒家进出政坛点得了一席之地。儒家宣扬“隆礼重法”、“德主刑辅”，法家并没有什么妥协，但后世的儒家学者也不排斥法家商韩之学。
——“外儒内法”倒成了后来历代君主专制国家儒家一以贯之的治国潜规则。
刑不上大夫与“替天行道”的乌托邦
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儒家借势大胆地窃取了法家的主旨，又将法家流放到了可有可无的配角地位。尽管法家的法治论把社会关系纳入了刑法，以严刑峻法治理社会，确有不少可取的地方；但儒家一统天下之后，其人治论秉持的依然是“为政在人”',“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治之原也”，强调的是圣贤的智慧，君子的政治。既拍了君主的马屁，又美化了君主的德行。
谁不知道，儒家治国理论中不乏法治的因素？不过，儒家的人治论逢迎了君主的个人意志，当然容易被历代君主采纳；而法家的法治看起来是众人之治，实际上又往往将君主凌驾于刑法之上，刑法也只是管治臣民的工具。法家思想者辛苦了数代搞出来的法治论就因为没有把君主的位置摆好而被天下人耻笑。—这一点也是法家法治说不清楚的致命缺陷。
儒家力所能及的范围其实一直都很有限，只是官僚阶层和准备读书做官的士子。虽然儒家一直倡晕官僚应对社会负有教化之责，但实际上除了汲汲于仕途和俸禄的功利之徒，买账的人并不多。西汉以后察举制度推荐过一些所谓的乡里贤良，但很快就被各地的世家大族所垄断。到了唐代，道教、佛教与之平分秋色，儒家虽然还算是主流，但不足以号令全国。武则天时代，科举制度推行之初，儒家也没有独尊的地位。到了中后期，韩柳文章尽力推广道统之说，但始终处于较为馗尬的地步。宋代播学再次独尊，文章功名可以换取利禄，但因为国势备受挤轧，无暇顾及下层社会的民众。不过，到了后来，儒学的功利派改良国家财政状况失败之后，理学派终于成就了理学，南宋之后才逐步芟延到了下层社会，明清时代也基本如此。
实际上，大致可以断言的是，儒家思想在民间的影响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深入，从宋元话本小说以及明代才子佳人小说的对比都可以看出，儒家的印迹多半集中于读书人群体。一般平民百姓既然无关功名，所以对儒家思想并不热捧，反而要取笑书生们手无缚鸡之力的迂腐派头。
儒家的主张是“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春秋时代，刑律操之于贵族之手，如何运用也是存乎一心，故有所谓“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秘密法传统。而且，帝王自外于法又是法家与儒家共同的规则。先秦法家也曾有过“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之于法”的法治之见，商鞅也曾身体力行过一阵，结果却搭上了自己的老命。西汉以降，法律条文多半都是儒生拟定的，儒家的思想与理想显然己经浸淫其中。儒家本来就推崇贵贱上下有别，所以就有贵贱不同罚的条文，法律承认贵族、官吏、平民、贱民的不同身份，身份不同法律上的待遇也不同。贵族和官吏可享受法律上的特权，而贱民的地位低下，备受法律歧视，不能应试做官，不能与良民通婚。
可以想象，当土地兼并严重之时，或者天灾人祸频仍之时，丧失了土地的百姓也会被推挤进流民群体，他们求告无门，无法与整个官僚制度抗争，原本又没有多少儒家思想的束缚，走投无路时，只有逼上梁山，横下心来走上“替天行道”的不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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