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治国：中华新文明崛起

春秋战国500多年间，孔老夫子率先谋求从政，不过想用以德治国的“君子政治”复辟周代的治国理想，并没有得到诸侯君主的青睐，几乎是郁郁而终。不过，他所开创的儒学却也能在时势迁移中繁衍生变。墨子的治国之术走的是儒学的另一极端，平民色彩浓厚，讲究简便实用，很被自诩高尚的人所鄙视，所以一直也不吃香，沦落到没人理的地步。倒是以子产、商鞅为代表的法家，顺应时势，将封土建侯制度抛进了垃圾堆，任其消亡，推行的是郡县制而且还有以法治国的理想，因此崛起于秦国政坛。

荀子虽为先秦最后的儒家大师，却一直被认为是礼治与法治之间的极力调和者，企图糅合礼治、法治，被看做是礼治走向法治的过渡者。—这一过渡当然也有数十年之久。管子从政，有实干精神，以辅佐齐桓公成就春秋五霸之首而著称，被研究先秦法家的学者奉为法治的先驱。

法家虽然致力于谨守“不分亲疏，不别贵贱，一断以法”的法治信条，但对于君主凌驾于法律之上却持有无限卑躬屈膝的奴态，难免得罪权贵，也不讨好于天下百姓，所以往往最终死于非命，徒留天地之恨。

荀学：引法入礼

今人之性．生而好利需．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斋：生而有疾恶森．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森；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需．顺是．故淫乱生币礼义夂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犬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基。

——《苟子·性愚》

战国末期，百家依然争鸣，法家己列卿相。荀子活跃在文化人成堆的稷下学宫，曾三为祭酒，有点学术声望，著有《荀子》一书，思想比较混杂。其时，正是法家功利人士春风得意的时代，儒家不受法家的影

响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否则恐怕连饭碗都端不住。所以，在儒家学者群体中，他的法治思想占据了上风，但最终又归之于礼—仅这一点才显示他还算是儒门中人。

荀子对于人性的看法是悲观的。既然“人性恶”，那就只能以法治来纠正了。除了法治以外，他仍然认为教育能“化性起伪”，变性恶为性善，“涂之人可以为禹”。荀子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天下为一，诸侯为臣”，这显然与儒家的思想是一贯的，他们怀念封土建侯制度，而且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对于君臣之间的关系，他说的那句名言后来也被唐太宗李世民反复引用：“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攫舟。”—重视民生也是儒家的一贯传统，国家的安稳就在于民心的向背。

不过，荀子对儒家片面强调礼治、夸大道德而轻视法律有点不以为然，但也反对法家纯粹追求法治而忽视礼治。说起来，儒家的“礼治”与法家的“法治”，不是“一断于礼”就是“一断于法”，而荀子则兼容并蓄，也算是儒家与法家之间的折中者，所以被人看做是儒家向法家的一个过渡，是儒法两家走向合流的一个标志。

“性恶论”，是荀子礼法论的理论原点。这一点他看得很透彻，一点都不含糊，“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他认为如果放纵人的本性，必然会与辞让、忠信、礼义等礼治的理念相抵触，导致人伦秩序的混乱。另外，如果放任人的欲望膨胀，也会破坏正常的社会秩序，危及政权的稳定。

既然人性之恶会导致混乱和争夺，那要消除无序和混乱，就必须对人性进行改造，所谓“化性起伪”，礼和法就是为了“化性起伪”而出现的。“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然则礼义法度者，是圣人之所生也”。圣人所制定的礼义和法度就是用来改造人性，使之弃恶从善的，而法治则是推行礼治的工具。

如果说孔孟推崇的是礼的内在精神，那么荀子强调礼的外在规范，使礼治成为一种具体可操作的制度。所以，他以身份、地位确立人的等级，使人各就各位，安守本分，上下不相争，社会也就不乱，所谓“礼之所以正国也，譬之犹衡之于轻重也，犹绳墨之于曲直，犹规矩之于方圆，既错之而人莫能诬也”，而且他还以“举贤能”来确立官僚制度。选拔官吏要看德行和才能，不能光看他们的血缘和出身，“无德不贵，无能不官”。—只要德能兼备就可以打破个人的出身，步入等级森严的国家官僚体系。

不过，荀子认为，礼就是法，是一切法规条例的总纲，“礼者，法之大分也，类之纲纪也”。

在他看来，礼与法是相通的，都是治国不可或缺的手段。所以，他主张“隆礼尊贤而王，重法而霸”。隆礼重法，亦即所谓“礼与刑，治之经”。他还认为，治理国家，起决定作用的是统治者而不是法律制度。—荀子是先秦儒家的最后一个大师，也是“人治论”的代表之一。他认为只有善于治国的人，而没有治理好国家的法度，法是人拟定的，没有人来推行，没有圣王和君主，天下就大乱。“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一句话就是“圣贤决定礼法”，所谓“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源也。”

荀子认为，礼治的关键是君主能够以身作则，“身正则令行”。如果统治者能严格地以礼法“正己”，那他自己的模范行为已经足以感化民众。儒学向来提倡修身，而荀子则从法理学的角度，认为君主应该是能够用礼义约束自己的人，而且依法理政，明察善变；既能坚持传统的宗法等级制度，又能秉持“无德不贵、无能不官、无功不赏、无罪不罚”的原则选拔贤能之人进入官僚体制；还能坚持节用的财政制度与政策，富民强国，励精图治。

管学：法治先驱

法津政令者．文民双矩绳王也；法者．天下之仪也。所以决疑而明是非也，百妓之所龙命也：法奢．天下之程序也．万事之仪衰也。

令于人丈所能为则令行．侠于人丈所能为则事成：令于人之所不能为．故其令废；侠于人之所不能为．故其事败。

——（管子）

管子本来应该算是无门无派，但后世的学者将他归之于法家—当然，从他们的法治观来看，也挺有道理。对于人的看法，管子早就绕开了性善性恶的论战，他可能觉得讨论这样的话题实在有点迂腐。无论性善也好，性恶也罢，人绝对都是功利主义者，趋利避害才是人类的一种本性，只要他不傻，他就会追求自己的利益，“民利之则来，害之则去。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

他分析社会上的各种职业人群，见解颇为深刻细致，以至于汉代史官司马迁也不得不大加佩服，转身就将其点化入文，抄录到了自撰的《史记·货殖列传》，“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弗就，见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继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渔人入海，海深万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渊之下，无所不入焉。”

管子的“功利论”几乎与其同时代的柏拉图类似，可谓英雄所见略同。柏拉图在他的《法律篇》毫不偏祖地指出，“人类的本性将永远倾向于贪婪与自私，逃避痛苦，追求快乐而无任何理性”,.“人类必须有法律并且遵守法律，否则他们的生活将像野蛮的兽类无异。”人类对利益的追求，无论中西，概莫能外。

管仲在他的著作《管子》中提出了“以法治国”的政策方略，他说“威不两措，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意即君主的治国之术，并不需要像儒家宣扬的那样讲究什么礼治，只要能够保持自己的权威始终如一，不政出多门让人无所适从的话，那么只要紧握法律之柄，即可轻而易举地治理好国家了。管子是先秦时代最早提出“以法治国”口号的，既不像儒家诸子那样谨守礼仪之道，也不像后世法家诸子那样滥用法度激起众怒，所以也被尊为法家先驱。

管子是尊君重法的，虽然他说“法令者，君臣之所共立也”，但是法令不过是君主发号施令的权力而己，“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他第一次提出“法出乎权”、“法自君出”,将法的出发点与落脚点都归之于“君权”—这一点与法家诸子没有两样。中国古代法治始于君主的脚下，而君主凌驾于法律之上，与西方法治的民主性标志径渭分明。也就是说，中国的法治从来就不是“法的统治”，而是“君主脚下的法治”。

虽然管子的法治出于君权，但他还是认为法律首要的作用就是除攀安良，扶弱济困，力求社会公正，“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别，未有夫妇妃匹之合，兽处群居，以力相征，于是智者诈愚，强者凌弱，老幼孤弱，不得其所，故智者假众力以禁强虐而暴人止。”所以，源于君权的法律就是治国之术，除了除暴安良，也是平息民间纷争的手段，使民众知道哪些事该做哪些事不该做，“法者所以兴功俱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危害社会、颠授政权的各种行为大致都纳入到了法治的视野之中。(www.xing528.com)

不过，与法家诸子看法不同的是，管子认为，立法应考虑民情的好恶，“量民力”,“毋强不能”，·这样才能“令顺民心”，因为“令虽出自上而论可与不可者在下，是威下系于民者也”，所以，“人主之所以令则行，禁则止者，必令于民之所好而禁于民之所恶也。民之情莫不欲生而恶死，莫不欲利而恶害。故上令于生利人则令行，禁于杀害人则禁止。”而且管子还认为，“不为爱民亏其法，法爱于民。”—行使法令与爱护民众并行不悖，管子觉得，理想的君主就该如此。—仅此一点，即可区别于法家诸子的功利性法治。

在管子看来，法令的权威性和强制力体现在君主执法，而臣民守法。当然，如果“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之谓大治。”如果君主能够客观持中地行使自己的法令，就可以稳坐自己的王位，不以一己之私而枉法，实际上也就等于保住了自己家天下的私利；而大臣因为守住了自己的本分才有可能办事公正。为使“令行禁止”，管子惩戒官吏，“亏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从令者死。五者死而无赦，唯令是视。”—以“五死”之禁迫使官吏听命于令。

管子的法治还是系于君主一人。“为人上者释法而行私，则为人臣者援私以为公”,“凡私之所起，必生于主”:“天不为一物枉其时，明君圣人亦不为一物枉其法”,“明君置法以自治，立仪以自正也……禁胜于身，则令行于民”。君主当然不能因为自己一时的好恶而改变法令，否则就会丧失自己的尊严了，“言是而不能立，言非而不能废，有功而不能赏，有罪而不能诛，若是而能治民者，未之有也”,“不为君欲变其令，令尊于君”—如果君主朝令夕改的话，那就毫无威信可言，管子直说，“号令已出又易之，礼义已行又止之，度量已制又迁之，刑法已措又移之，如是庆赏虽重，民不劝也；杀戮虽繁，民不畏也。”然而君主毕竟也是凡人，而不是神仙。管子死后，齐桓公的齐国照样崩溃得一塌糊涂，很快就淹没于春秋战国的滚滚烽火硝烟之中。

商韩之法七君主专制的极致！所该立开奢．刑无等级．自御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幕、乱上制奋．非死不教。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预别；有菩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忠巨李予有过．犬以其数断。

——（商君书）

明主之治国也．使民以法幕而不以廉止。

故法之为道．前苦而后乐；轻出其大利．故用法大相走

仁友为道．愉乐而后穷。圣人权其．而弃仁人之相怜也。

圣人者．法．陈严刑．

申于是非之实．案于治乱之拚也。故其治国也

以救群生之乱．去天下之祸．侠强不凌肠．

正明众不瓜舍老浴遂．幼孤浴长．边晚不俊死亡系虏之尾。此亦功之至厚奋也。

君巨相亲．父子相保．

——（韩非子）

法家诸子最后的结局都是身首异处，令人慨叹。忠君尊君都没有落得好结果，这大概是文化人交出了自己的独立人格之后的一种宿命。

实际上法家所谓的“法术之士”，不过就是为主人出谋献策充当帐后幕僚，跟随君主鞍前马后打点一切而已。说得客气一点，那还算是治国安邦；放得低一点，吃的不过是政治饭而已，自己的脑袋照样朝不保夕。一味地抬高君主的身价，结果却陷自己于不利之境，法家诸子聪明盖世却还是断送自己的小命，可悲也可怜至极。

法家诸子中，以思想和实干经验著称于世的，商鞅在前，李斯随后。韩非只有思想，尚未出道就死于李斯之手。商韩两人前后相距虽有百年之久，而结局不是暴虐而死就是死于非命。从不想想如何限制君主的权责，法家诸子耗尽自己的聪明才智，最后还是任君宰割，堪称捉刀自伤的反讽。

商鞅与管子对人的趋利避害特性看法一致。“人性好爵禄而恶刑罚”，既然人类都有共通的好恶，“故民可治也”，那就加以赏罚。倒是韩非子直言不讳：“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所以，政令条律不仅要张榜告知天下民众，还要写得通俗易懂。商鞅认为这是施行法治之前的未雨绸缪之举，“故圣人为法，必使之明白易知，名正，愚知遍能知之”,“故圣人立，天下而无死刑者，非不刑杀也，行法令明白易知，为置法官，吏为之师，以道之知，万民皆知所避就，避祸就福，而皆以自治也。”

将法律推行天下，使民间社会口耳相传，商鞅推出了这样的不成文制度：“诸官吏及民有问‘法令之所谓也’于主法令之吏，皆各以其‘故所欲问之法令’明告之”；如此一来“故天下之吏民，无不知法者。吏明知民知法令也，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不敢犯法以干法官也。”

法家诸子勒令将个人生活与国家公务分开，两者不可相混。—这一点是法家诸子流传于世唯一值得称道的地方。商韩之前的法家人物慎到就明确地指出，法就是为了“立公弃私”,“法之功莫大使私不行”,“有法而行私谓之不法”。而商鞅要求明“公私之分”，主张“任法去私”，反对“释法任私”。传说中的尧、舜、三王、五霸也成了他称赞的对象，“皆非私天‘下之私也，为天下治天下”，并指责“今乱世之君臣，皆擅一国之利，而管一官之贡，以便其私，此国之所以危也。”后来的韩非也深表同感，“夫立法令者，以废私也。法令行而私道废矣。私者，所以乱法也”,“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则兵强而敌弱。”

商鞅率先提出：“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无论官吏民众，没有人可以逍遥于法律之外，“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者，罪死不赦。”

韩作的设想是，“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夫，赏善不遗匹夫。”商鞅甚至奢想君主也应该受到法的制约，“故人君者，不可不慎己也”,“世之为治者，多释法而任私议，此国之所以乱也”,“是故明王任法去私，而国无隙盆矣。”韩非也反对“释法行私”，认为“释法术而任心治，尧舜不能正一国；去规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轮；废尺寸而差短长，王尔不能半中。”商韩之前的慎到，说法更为大胆，他说“古者立天子而贵之者，非以利一人也……立天子以为天下也，非立天下以为天子也；立国君以为国也，非立国以为君也；立官长以为官也，非立官以为长也。”所以，他主张臣下“以死守法”和“尽忠守职”，但不是忠于君主个人。至于君主，他的期望是“大君任法而弗躬为，则事断于法矣。”

法家诸子向来主张“信赏必罚”，但各人的程度似乎仍有轻重差别。商鞅有过数十年的执政经验，所以出手较狠，罚恶而不赏善，“民信其赏，则事功成；信其罚，则奸无端。法不立而诛不必，虽有十左氏，无益也。法立而诛必，虽失十左氏，无害也。”“故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至，则重者无从至矣，此谓治之于其治也。行刑重其重者，轻其轻者，轻者不止，则重者无从止矣，此谓治之于其乱也。”而韩非虽未从政，书生之见也颇为生猛狠辣，主张用刑宜重不宜轻，“今不知治者，皆曰重刑伤民，轻刑可以止奸，何必重哉？此不察于治者也。夫以重止者未必以轻止也，以轻止者必以重止矣。”

法家甚至毫不留情地推行愚民政策，强力禁锢人民的个性、创造力和自由思想。商鞅认为，“民愚则易治也”,“圣人之治也，多禁以止能，任力以穷诈”，所以他率然断言，“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昔之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者也。故胜民之本在制民，若冶于金，陶于土也。”韩非则鄙视民众的智力，认为民众只能做“农战”之用，“民智之不可用也，犹婴儿之心也”,“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是故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言谈也要按照法律来行事，所以就需要压制民间的议论，亦即“法而不议”。“人主为法于上，下民议之于下，是法令不定，以下为上也，此所谓名分之不定也……此令奸恶大起，人主夺威势，亡国灭社稷之道也。”.—法家的“以法治国”只能是自上而下的，断无自下而上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