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新文明的崛起：太史公论天下皆为利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史记·货殖列传》

将中西方的历史做个纵横比较，就很容易察觉，两地社会的差别就表现在商人阶层的有无。

虽然两地都有过鄙视商人的恶习，但西欧没有中国那样长久。中国的皇权专制社会一向秉承了“重农抑商”的传统，但是，即便历朝历代的政策如此，也根本禁不住商人们的逐利冲动，至少在经济贸易上，非但并不落后于西欧社会，反而遥遥领先。经济史学家的数据显示，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的1820年，中国仍然坐享贸易顺差，而且国民总值位居世界第一。

文艺复兴运动只是意外地彰显了西方世界的个人主义自由精神。――思想的动力总是落后于现实的行动。1490-1520年，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海外冒险和新教改革，几乎一夜之间就永远地改变了欧洲历史的进程。欧洲人占领了西半球，而且还挺进到了东南亚。探险家航海并不是没有私心，幻想一夜暴富是当时欧洲人的梦想。海外航行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寻找亚洲的香料和其他奢侈品。――这是商人的作为。

熙来攘往的本性

人类的本性都是一样的，追求财富就是共同的人性，是不需要学习的。“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司马迁就是这样说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如果没有追求物质享受的想法，没有追求财富的欲望，那人类就仍然在原始丛林中追逐鸟兽茹毛饮血了。

司马迁觉得，根本就没有必要掩饰人类自身活动的功利特性。不过，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中也有儒家、法家等好几家的先贤特别宣扬要“重本抑末”。从管理者的角度来说，就是要将民众牢牢地固定在土地上，面朝黄土背朝天，因为务农极为单纯，可以满足裹腹之欲，还便于管理。――这是“本”，而经商则被贬为“末”。从先秦到清末民初，几乎就没有变化，成了一大传统。

司马迁虽然经历过汉代初年的兴盛，但他的脑袋里还是有“农本商末”的想法的。他特别称道社会上那些凭借生产经营而致富的人，认为这些人都是“与时俯仰，获其赢利，以末致财，用本守之”。不过他还是有点担心所有的人都去经商，所以想着如何“固本”。他认为商品经济的过分发展，会导致兼并、投机，去本趋末，影响农业生产。他觉得需要采取某些干预，使“农末俱利”。开明如司马迁这样的学者，有这样的想法也是正常的。不过，“贤人所以富者”，还是值得称道、借鉴的。司马迁撰写《史记》时仍然开辟了《货殖列传》为商人们立传，就是为了“令后世得以观择焉”，“智者有采焉”。

天下人并非都是追逐名利之徒，但世界上也没有与名利无关的人。追逐名利是极为平常的事，不值得大惊小怪。然而，孔老夫子就是要将商人们贬低一下，所以要在人群中分出君子和小人的高低来，而且还要转过身去鄙视一下躬耕农桑；不过，即使治国好手――管子也将务农视为人民的根本，要“禁末作文巧”，“末作”就是经商，“文巧”是工匠之流，因为管子认为，“末作文巧禁则民无所游食”，杜绝了手工业与商人就等于杜绝了游民的来源，因为游民往往是颠覆国家政权的中坚力量。

人类向前的动力

15世纪中叶以前，地中海一直沟通着东西方的贸易。东方的丝绸、瓷器、珠宝和香料等商品经陆路运到西欧，价格昂贵，而欧洲唯一的通用货币――黄金因此大量外流。1453年，拜占庭帝国崩溃，奥斯曼帝国崛起，他们控制了东西方之间的传统商路，除了对过往货物征收苛捐杂税以外，还放任海盗劫掠，使运抵欧洲的商品大减而价格暴涨。其时《马可波罗游记》已经在欧洲广为流传，西欧人误以为神秘的东方黄金遍野，他们急欲摆脱阿拉伯人的关卡，寻找一条绕过地中海东部的新航道。

中西社会从1500年左右开始拉开差距，最初当然还只是思想上的。文艺复兴为西方社会各阶层提供了一点地理常识，探险家从此敢于冒险，航海求财。追求财富的动力促使他们改善了造船和航海技术。因为航海远行的风险极大，后来逐步就有了股份制公司以及银行汇兑、证券集资等金融手段。

15世纪中叶，葡萄牙、西班牙开辟新航道以后，西欧各国先后建立了许多垄断的商业公司。

1600年，大英帝国的东印度公司在伦敦诞生，原本的幌子是做大买卖，后来慢慢演变成为掠夺各殖民地的工具。因为英国女王颁发了特许状，自己也占有股份，有王室的武力支持，东印度公司在世界各地疯狂地掠夺资源。有个玩笑说，为了筹集资金，他们就开始发行白条（stock），而白条债券是没办法还的，于是聪明人想了个办法，建了交易市场（stock market），宣扬东印度公司未来的成长性和现金流，让大家拿白条交易，股票遂由此而来。

学界多认为1600年成立的英国东印度公司1601年按合股原则组建了远征队，开始其印度的贸易航行，是现代公司制企业的鼻祖；但也有学者认为荷兰的东印度公司1602年将其经营马来群岛的几家公司合并成了最早的股份制公司。1609年，荷兰的阿姆斯特丹交易所问世，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股票首次挂牌交易。股票顺理成章地成为市场上的宠儿，投机商人的疯狂炒作使有限的股票翻上几倍。资金的流通汹涌澎湃，荷兰人为此组建了银行，并将银行、证券交易所、信托公司统一成融会贯通的金融帝国，财富也为之爆炸式地激增。(www.xing528.com)

英、荷、法等国为了支持商业战争需要国家大量的财政支出，因此就产生了现代的国家公债制度。银行以国家名义向国民发放公债，将巨款贷给政府，获取丰厚利息。由此，银行巨头、金融家、经纪人、证券投机家和交易所日渐增多。――可见，追求财富是万世不易的社会推动力，而中国的历代专制君主之所以厉禁经商，恐惧的还是商人们恃财夸富，乱了自己的权威。

社会阶层的分蘖

司马迁虽然有所担心农业之本的稳定，但还是深谙社会分工的流程，“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建议政府放开手脚，“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不过，汉武帝想的却是自己如何插上一脚，从算缗、告缗、盐铁、酒榷、均输、平准等行业全面介入，将原本民间私营的项目收归国有，动辄抄没商人家产，刑罚也可以钱款折抵。这无异于搜刮民财，与民争利，的确是充实了自己的国库，但也是竭泽而渔。扩张疆土，穷兵黩武。――抗御外敌不过是借口而已，而且只能逞一时之强，否则就不会连区区游牧部落匈奴也对付不了，数十年后汉元帝任上就有了昭君出塞这样的和亲之举流传后世了。――缺乏个人英雄主义传统的国民往往只是推崇君主的文治武功，没有想到，君主一己之功往往将下属的国民推到了血泪之中。

司马迁认为，国家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最好是听其自然，少加干预，“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所以，他对汉初黄老家的经济政策十分赞许，他评价，“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倒是对汉武帝所实行的经济政策颇有看法，“最下者与之争”就是对汉武帝政策的直率批评。譬如“告缗”一项，的确可以使国家财政充裕，但大批工商业者也为此破产，对社会造成的恶果是“民偷甘食好衣，不事蓄藏之产业”，生产、经营的积极性也没有了。

偏偏历代君主都想这样表现自己的文治武功，而且目光又比较短浅，只盯在农业上征收赋税。

从先秦到晚清，基本如此。既不知道开源，更谈不上节流。如果放手让民间商人自由发展，由其自发调动各行各业的积极性，岂不是征税的项目也多了，国库充盈也合理合法。

实际上，放开商业贸易之后，即使是司马迁也有这样的担心，“网疏而民富”会产生兼并豪党之徒，称霸乡里，竞相奢侈，就会“物盛而衰”。――这个借口比较牵强，两者没有因果关系。

不过，他举例说，“庶民农工商贾”一般以同样的本钱就可以获得同样百分之二十的赢利，如果哪个行业得不到百分之二十的赢利，就不值得投资经营；而一个千户侯每年从一户征收200钱，1000户所能征收到的也就是20万钱。假如农工商贾有100万钱的本钱，就可以取得和千户侯大致相当的利润。

其中的言外之意是，像千户侯之类专收商贾之利的官吏容易被一个只有100万钱的商人所轻视，何况官僚阶层本身就是指手画脚的食利者，整个西汉政府也不过就是一个更大的食利者而已，商人们强大之后难免不会趾高气扬，难免不会轻视政府，成为一个阶层后甚至敢于向政府叫板，――官商合流毕竟还是丧失商人自尊的。汉武帝抄没商人家产，摧毁商贾豪强，用意也在于此。这恐怕是历代皇权最忌讳的一点，所以中国历史上的暴君与暴乱紧密相连，游民（农民）是与暴君抗争的主力，而商人们虽然有钱但没有势力，所以总是被排拒在历史之外。

变革思想的摇篮

12、13世纪地中海沿岸的意大利各城市，商业贸易已经开始繁荣，商业为思想的裂变提供了土壤，所以后来的文艺复兴运动和个人主义自由精神才有了引领西欧社会的可能。与此同时的中国，宋代儒学的理学派与功利派两派正在相互攻讦，理学派对功利派的财政节用之论就很不以为然。不过，功利派的主将――王安石在变法时秉持的还是儒家以农为本的理念，农业立国，税收政策还只是紧盯着农业。

北宋时代已经有“四大名镇”享誉于世。景德镇以瓷器著称，佛山镇则生产铁器，汉口镇和朱仙镇是商业中心。瓷器和铁器除了自用以外，大部分都是借东南沿海一带的海上通道运销东南亚和中东阿拉伯地区，利润可观，至少是二道贩子们获利丰厚。王安石主导的变法也是想将全国的财税收入集中到政府手上，不过农业本来就是靠天吃饭，赋税一向比较稳定，历朝历代都不会好到哪里去，所以，王安石的变法既损害了乡绅地主的利益，结果也不讨好。

显然，重商主义浓重气氛之下的西欧社会，商业贸易使当地富裕，思想自然活跃，经商而新起的贵族为了教育自己的子弟，就会各方聘请教师，随后就有了复兴古希腊、罗马文化的时风，个人自由精神才可能得以彰显，蔓延欧洲之后，才可能有16、17世纪的启蒙运动。而中国到了南宋时代，功利派的传承者只是落定在浙江南部温州一带，义利并举的思想鼓励了当地民众兴办工商贸易的风俗。明代中后期，朝廷厉行的禁海政策根本没有办法阻挡民间的海外贸易，王阳明学派所倡导的个人自由与解放思潮广布社会各界之后，影响所及并非仅在东南沿海一带。但儒家根深蒂固的“重农抑商”思想，显然抑制了商人们自成一大独立阶层，中国传统社会也因此结构稳固，甚至停滞不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