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秘籍：中华新文明的崛起

民间商业传统的缺失

“范蠡……乃装其轻宝珠玉，自与其私徒属乘舟浮海以行……浮海出齐……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产。居无几何，致产数千万。齐人闻其贤，以为相。范蠡……尽散其财，以分与知友乡党，而怀其重宝，间行以去，止于陶，以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无之路通，为生可以致富矣。

于是自谓陶朱公。复约要父子耕畜，废居，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居无何，则致资累巨万。天下称陶朱公。”――《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追溯中国历史可以发现，强力控制商业贸易，是中国特有的官府制度。周代就设有类似泉府的专卖机构，“以泉府同货而敛赊”，――既可使民间的商品交换得到满足，又不致失去对商品经济的控制和垄断；手工业也由官府经营，所谓“工商食官”。倒是春秋战国时代风云变幻，寂寞无主，官商变换，思想杂陈，从善如流。根据经济史学者的考证研究，春秋战国时的手工业和商业虽然仍有官营和私营的区别，但官府对私营企业的生存并无太多苛刻的干涉，无须照准经营，各自凭本事吃饭。只要身怀发家之道，经营有方，为富坐大富甲一方也非难事。孔子的弟子子贡生财有道，“家累千金”，曾“结驷连骑”周游列国，所到之处，“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

其实，所谓国营企业也就是官营企业，是历代王朝的附属物。官家既然有统治征战独霸天下的欲望，就得拥有青铜器、陶器、玉器、铁器、制盐、造船、纺织、兵器等产品，因而建立了一批官营手工业作坊，并占据了主导地位；而民间私营企业则是社会频繁交易、流通的必然产物，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私人豪强的一种谋生手段。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官手工业”逐步完善起来，但对于民间私营的工场与作坊并无过多苛刻的压制，反而以礼相待。司马迁曾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为秦始皇时代的两名富商乌氏倮以及寡妇清立传，记述秦始皇对民间商贾的态度，乌氏倮以畜牧起家，“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而巴（蜀）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当然，秦始皇奖掖寡妇清而筑纪念台的善举，并视之为女性模范，有没有其他意图就不得而知了，但至少可以说明秦朝对于民间私营业主还算是宽容的。

汉初政府清静无为

刘邦夺得天下之后，“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杰诸侯强族于京师”。实际上，秦朝亡国的暴政也让汉朝开国的统治者有所恐惧和警惕，此时信奉的治国理念是道家黄老学，其核心在于强调政府的职能是清静守法，不侵扰百姓，任百姓自立自为。因为“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人民会“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

汉朝初年，天下财富匮乏，几乎十室九贫，“天子不能具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刘邦禁令天下富豪商贾“不得衣丝、乘车”，否则“重租税以困辱之”。到了吕后执政以后，天下百姓得以远离战乱之苦，“民务稼穑，衣食滋殖”，“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刘邦原本就是乡间地痞无赖出身，一贯就有仇视商人的想法，既歧视他们又得利用他们。不过，国破民穷之时还得忍耐民间商贾恃富逞强的行径。

此后，文帝、景帝陆续执政的七十余年之间，奉行的是道家黄老之治，减省政令，轻徭薄赋，清静守法，较少侵扰民间，放手让人民休养生息，经济大发展，百姓家给人足，海内殷富，亦即“重农务本”与“藏富于民”。所以，进入了中国历史上所谓的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

不过，据《资治通鉴》的记载来看，吕后忙于外戚夺权、诛杀内乱篡夺权力者而根本无暇顾及官营企业与民间商业来往；而文帝、景帝则忙于削弱藩王势力，平定地方诸侯，加强中央政府集权，也没有空闲来收拾朝政。

虽然《史记》与《资治通鉴》难免都有粉饰太平的溢美之词：“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而且“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但执政者忙于自己的权力之争，西北边境的匈奴动辄滋扰边民只是以和亲的策略应付，南越等地群起犯上作乱也只能任其拥兵自重，无论官营企业还是私营企业都乘朝廷内宫纠缠不休之机迅速勃兴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说起来，尽管汉朝初年诸多因素裹杂在一起而使官府放任了商业流通，但官营企业仍然是附属于历代王朝官宦的敛聚财富之所，国家可以工役形式征调工匠到官营企业中服役，也可以将官营企业置于官府的眼皮底下监督；而民营企业则属于私人所有，私人筹资、私人经营、自负盈亏，其经营方式灵活，也善于充分利用资金、人力、机遇的优势而获得发展的商机，因其灵活性、适应性强于官营企业，活力也大于官营企业。实际上，官府在一定程度上也利用行会钳制民营企业和工匠，约束其经营和行为，妨碍其自由发展，使之难成气候。

汉武帝：与民争利首开其端

汉承秦制，然而汉武帝时代却成了汉代历史的重要转折点。他彻底地扫除了封建分封制的残余，再度确立了中央集权；思想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钳制了独立的人格；讨伐匈奴，统一两广；连年穷兵黩武，封禅求仙，挥霍无度，劳民伤财。更被后人诟病的，就是其采取的重农抑商铁律将其祖辈仇视商人的地痞流氓习气挥洒得淋漓尽致，剿灭了资本的最初萌动，由官府控制一切经济活动，开创了两千多年来与民争利的恶例。

汉代初年，中央政府在经济领域全面开放，私人可以自由经营。国家富裕，民营工商业大发展。在抬高儒术地位取得人治集权之后，汉武帝马上颠覆了“文景之治”时刚刚形成的放权让利与自由竞争的传统，先朝无为治国的政策和制度也被他抛之于脑后。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刘彻即位，年仅16岁。公元前135年前后，儒生董仲舒上书要求尊儒隆礼，推行教化，“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那些不尊儒家“六艺”之学和孔子思想为圭臬者，都将被视为断绝仕途。“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来源于此。汉武帝废除了前几朝的治国理念，代之以儒家《五经》，无限放大了君王的自由裁量权，而且将司法独裁权抓在自己手中。汉朝初年的执政思想是道家的黄老之学，而“罢黜百家”就结束了道家黄老之学的统治，结束了“文景之治”清静守法的时代。

汉武帝大权在握，开始对民营工商业连下重手。首先将盐、铁、酒等重要行业强行收归官营，任用桑弘羊在全国设立盐官32处，铁官44处，沿袭战国以来的少府机构，专掌山海池泽收入和皇室消费的手工业，由官府或官营企业把持了重要物资的运输和贸易，进行垄断经营，并对私营工商业课以重税。其二，责令民间富家商贾自报财产，陈报不实者，罚充军一年；鼓励告发民营工商业者，被告发者，没收财物一半；告发之风一发不可收拾，“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商贾中家以上大抵破”，朝廷下令逮捕的工商业者就有六七万人；仅告发和没收财产一项，汉武帝“得民财以亿计”；贪官污吏趁机鱼肉其间，私增逮捕数量，多达十几万人，一时“官乱民贫，盗贼并起，亡命者众”。民间工商业创造的巨额财富经汉武帝之手，赏赐给了骁勇善战的将军；而汉武帝自己也肆意挥霍，大兴土木，祭祀神鬼，巡游天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毫不客气地指斥其“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鬼神，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文景之治”70余年所培育出来的民营工商业繁荣局面就此被毁于一旦，西汉王朝从此迅速由盛转衰。

公元前120年开始，汉武帝根据桑弘羊等大臣的建议强行接管了各地的采矿业，禁止私人开矿；公元前119年，政府颁布新税制，改革货币制度，并以此为基础推行五铢钱制，而且取消了私人铸钱；搞盐铁专卖，由国家设官营企业负责铁制品的制造和分配，控制了盐制品的生产和销售；运输和贸易行业也由官府经营，并且抄没中产以上商人的财富，将民间财富强抢到官府，将一切有利可图的重要行业都收归官府，由官营企业垄断经营；在纺织业、漆器业等行业设立官营企业，并赋予优惠政策，让官府支持的官营企业与民争利，几乎穷尽一切手段增加中央财政收入。

官营企业规模较大，背靠官府的力量，能够征调最好的工匠和最好的原材料，还有着大量服役者、奴隶等劳动力，产品质量很好，官办的工矿业如冶炼、造船、纺织、瓷器、制盐等，在手工业生产中仍占强势，其产品以专卖形式进入市场销售，数量也不小。此外，官营企业还可以无偿使用刑徒，在官府的严格管制下劳动。为了防止工匠、工徒聚众滋事，甚至动用军队看守，或将工匠编成保甲，实行连环担保。

汉武帝一系列与民争利的干预政策和将个人意志强加司法的作法以及对外连年不断的征战，拖垮了西汉经济，无论工商业者还是自耕农，中等财产以上人家被搞得家破人亡，流民四出，叛乱四起，“海内虚耗，户口减半”，甚至“人复相食”。良心未泯的汉武帝给自己下了罪己诏。

“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

即便如此也无法挽救，国库已经空虚，法律也被破坏，宫廷内部也开始有了争斗的端倪。

然而，汉武帝的各种作为居然被后来的历代君主视为“文治武功”和“雄才大略”的帝王样板而倍加推崇。不过，他好大喜功的表现除了劳民伤财，还是劳民伤财。即位第二年就开始为自己建造陵寝――茂陵。为此征募工匠、徭役数万，历时50余年。汉代帝王陵墓中规模最大、修造时间最长、陪葬品最丰富的就是茂陵。2006年的考古发现，茂陵占地约50平方公里，有120多座陪葬墓、400座藏有各类陪葬品的陪葬坑、14处陵庙、寝殿遗址，还有埋葬了两万多个修陵人遗骸的墓地。为守陵而设置茂陵邑，就是茂陵县。勒令数万天下富豪、旺族迁徙至此。

实际上，从春秋时代管子开始就有“士农工商”的阶层划分，说的是“重农抑商”，而行的却是官本商末。在皇帝的通令之下，官府搜刮民财是最简单、最粗暴的做法，也是中国古代历届政府的一个典型胎记。每个王朝初期，战乱初定，都可能出于休养生息的策略考虑而对民众有所放松，稍具财富之后其主流就是抑制商人，秦二世罚商人戍边充军，汉武帝抄没商人财产――商人是私营业主，而不是官商。

汉代以后官、商完全合流了，商贾之人只有逢迎官府、巴结权贵才能得以生存，仰人鼻息苟且偷生固然有违人性，但为了保全个人财产也迫不得已。官商的产品虽然质量低劣，成本很高，价格很贵，老百姓也不得不购买。由于官商不会面临多少竞争的威胁，产品的技术含量不需提高，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抑制民间商贸的政策也造成了中国古代无意探求新奇、科技长期停滞的局面。

官商勾结的代表：晋商与徽商

汉武帝以后，官与商大规模的勾结就开始风行于中国社会。――此类史实多见于稗官野史，正史上并无多少记载，完全被遮蔽了，因为历代王朝为了确保自己的宝座，最担心商人们恃财夸富，乱人耳目，颠覆皇帝的权威，所以历代官方推崇的口号都是“农本商末”。

汉朝以降，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辽宋金元风水轮流转，官营手工业一直占主导地位。(www.xing528.com)

官府政策法令的变革虽然牵动着官营企业与民间私营手工业、商业的沉浮，民营大小企业数量还是空前增多，遍及各主要行业，只是规模仍然偏小。由于整个国家经济重心南移，江南地区的民营企业增幅更大，出现了制糖、印刷、棉纺等新的民营企业，但私营企业仍然无法与官营企业抗衡。不过，工商业的繁荣，小商品经济的发达，也造就了宋元话本小说里的市井商业社会以及拥有官府背景的商贾豪强。

明清时期的官营企业基本上沿袭了旧制，不过匠役制度已有所变化，役匠计酬和计值雇工日益普遍；而私营企业主，不论地主、商人还是农民，本身并没有和土地脱离关系，其管理和生产经营仍然很传统，以家族式管理为主。到了清代，官营企业由于经营方式落后最终走向衰落，数量有所减少，行业也局限于织造、铜政、军器、造船、铸钱等几个行业，而民营企业活力较强，经营模式多样，联号经营、合伙股份制、委托经营、经理制、租赁制也开始出现。

明清时期东南沿海地区已经形成了几个手工业发达区域：以广州、佛山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以苏州、松江为中心的苏、松地区，以杭州为中心的杭嘉湖地区，以天津为中心的渤海沿海地区等等都是私营企业的集中地，是中国近代化的中心地带。更为显著的是流通行业出现的两大松散的商人集团：晋商与徽商。

晋商与徽商曾经是明清史上盛极一时的“红顶”商帮。他们先后享誉于明清两朝，最后湮没在清末民初的硝烟之中。其盛极而衰的原因，除了缺乏基本的实业以及无法避免的战乱之外，最致命的一点就是依附官场。自古以来，官场就没有起码的是非看法或道德标准，只认同实用的游戏规则和现实的生活逻辑，一旦他们手中的权力消失，那么，附庸在官员身上的商人就不可抗拒地走向悲剧的宿命。

晋商起家于长途贩运，将中原及南方的粮食、茶叶、布匹、池盐运往塞北边防重镇，后来转向了以金融票据、存款、汇款为业务的账局与票号，以汇兑存储取代了现金往来，甚至数条线并行不悖。这得益于明初的边饷政策，结交官府之后凭原本的诚信获得贸易特权。明清两朝政府的财政金融流通也仰仗于晋商，晋商以其强大的金融网络，开辟了现代信用制度的先河。徽商的运作之道与晋商类似，他们将本地的竹、木、茶叶以及歙砚、徽墨等特产贩运外销，后来获得特许贩卖淮盐的权力，一度击败晋商集团。

晋商在太平天国起义之时被朝廷摊派军饷，因此获得空头顶戴，由商入官，凭借官商的身份获利巨丰。商人在传统中国社会中自始至终受制于重农抑商政策，也没有社会地位，虽然握有万贯家财，足以傲视权力，但始终摆脱不了权力对他的干预；政治上是弱势群体，需要权力的庇护，为了少被官府干预，甚至获利于官府，迫使其不得不依附官府，而且紧密联手，从经营民间银两汇兑到汇兑巨额公款为主，与官场的来往颇为密切。其实，在他们看来，紧密依附于官府不仅是自己最有效的生财之道，而且还是保障自己财产安全的最可靠的办法。

明清两朝统治中国500多年，传统农业社会的制度与习俗已经深度稳态化，商人们经营实业者甚寡，而多以贩卖为主，各地莫不雷同。徽商后起于晋商，但手腕更为活络，商业成功后喜交权贵，倚重权力；游刃于官场，左右逢源；并借权势之力，利用官场敛聚钱财；也善于以金钱贿赂、收买权势人物，以商人身份赢得官府头衔，以顶戴之便获得特许、专营之利。

清末民初以后，各地战乱频仍，晋商的贸易因此一落千丈，其票号、账局也损失惨重，而随着沿海口岸通商，铁路南北畅通，也使其陆路贩运逐渐失去了市场；而且，每一次戡乱，“海内最富”的晋商首当其冲地成了官府派捐助饷的头号对象；此外，饱受困扰的长途贩卖也因为官府愈来愈苛刻的“厘金”抽税制度而捉襟见肘，几近破产关门；当然，晋商自身墨守成规、生活奢侈也是衰落的原因之一。

以经营钱庄、当铺、药铺等行当得以发达，甚至“富可敌国”的徽商也与晋商的结局相近。

成也官场，败也官场。攀附官场固然可以获取巨额的特许利润，造就商业上一时无两的影响与势力，一旦官府特许专营制度废除或取消，或者因为密切追随官员而卷入官场争斗也容易使徽商落得鸡飞蛋打的下场。

无论晋商还是徽商，发家之初他们都只是将生存利益放在第一位，毕竟与官府结交会使自己的命运充满无穷的变数。然而，传统的中国社会处境迫使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寻找强势集团的荫护，历代王朝中堪称强势的集团无非就是官僚集团、军阀以及悍匪，而官僚是显性的社会主流，权力与财富的结盟顺理成章，而且权势还可以给商人带来巨额财富，可权势的险恶却也无处不在，所以，攀附权贵的晋商与徽商，以及历代的官商走向衰落，乃至覆灭，也就成了定局。

洋务运动后的官办企业

明清两朝的官营企业几乎走上了穷途末路，这在与私营企业相对的比例上表现得十分明显。

官营企业往往实行衙门管理，采用劳役制，不讲效率，高成本，低产出，经济效益往往不佳。尽管现实如此，但据国际工会组织披露的文献，中国1820年的人均产值仍居世界首位。然而，此时手工业工场已经落伍于时代，以机器化大生产为标志的现代官营企业再度抢过了民间私营企业的风头。1860年代至90年代，以师夷长技、自强求富为目的的洋务运动在诸多政治派别的争议中亮相了。

鸦片战争接连失败的中国开始引进西方机器工业以取代传统的手工业工场，此时依然是官营企业独霸天下；民营工业以其落后的技术水平和微弱的资本力量以及狭小的生产规模，难以与清政府的官办企业匹敌。在整个晚清时代，清政府一共创建了99家机器化官办企业，主要涉及的是机械、造船、制呢、铸钱、造纸、纺织、烟草、制革、瓷器、电灯、洋灰、火柴、玻璃、电力、印刷、铁路机车等行业，其生产规模比当时的民营私企大得多。

尽管民间私营的机器工业于1870年代开始出现，甲午战争前也有100多家私营企业，但其生产规模要小得多，远不如清政府的官营企业。洋务运动不像英、法等工业化先驱那样由民间自发展开，与私有制有着天然的联系，而是由政府主导自上而下推进的。除了一部分是以政府与民间合办的“官督商办”、“官商合办”以外，大部分是由国家独资创办的官营企业。由于政府坚持官营企业的主导地位，垄断资源，私人企业也就不如官营企业有竞争力。

自汉武帝以来，国家政权保持了一种力图垄断工商业的传统，不仅军械、弹药等工业品由官府直接经营、雇匠制造，而且关乎国计民生的生活产品，也被国家垄断了生产和流通的途径。到了近代社会，这种垄断工商业的传统仍然保持着，无论是清政府、北洋政府，还是国民政府的经济政策，都表现出一种垄断经济的倾向。

虽然日本明治维新政府的殖产兴业政策比中国的洋务运动晚了10年，最初也是以官营半官营企业为主，但是在官营企业亏损以后，日本政府很快就转向了扶植民间资本。正是在政府的支持下，民间的大资本买下了濒临破产的官营企业，1875－1880年期间，日本政府为私营企业提供补助资金5000万日元，而当时每年的正常财政支出仅为6000万日元，足见其扶持私营企业的决心和力度。日本近代工业向机器化大工业过渡因此得以迅速崛起。反观洋务运动，虽然也是一场发自清政府内部的改革，但其重点只限于学习西方科技，试图以兴办工商业来增强国力。在30年后的甲午战争中，中国一举败于日本，仅止于技术层面的洋务运动最终被日本的殖产兴业政策击溃而扫尽了颜面。

到了军阀混战的北洋时代，国家资本急剧衰落，近代工业中的民间私营企业获得了相当的发展，相对的比重有所上升。有学者认为，北洋时代是中国民间私营企业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原因是政局动荡，军阀忙于驰骋征战，无暇制约私营企业。北洋政府虽然倡导民间私人资本，但与历届集权政府区别不大，只不过军阀割据形成了众多地方权力中心，足以抗衡所谓的中央政府。

北洋政府有其名而无其实，根本无法干预经济，使国家垄断资本一度衰落，给民间私营资本腾出了相当的空间。

民间私营企业主要集中于轻纺业为主的制造业中，而在铁路、矿业、电力、机械制造等基础产业方面少有投资，这些方面的投资主要依赖于外国资本，而且大部分集中于铁路。民间私营企业的自发演进无法突破投资赢利的规律，脆弱的基础产业显然延缓了民族工业化的推进。

北伐战争爆发以后，民间私营业主将国民党看成了希望，尤其是江浙一带的商贾巨富更将蒋介石奉为正统。他们站在国民党一边，给予了大量的经费支持，甚至天真地认为，既然帮助蒋介石建立了南京政权，那么，他们与这个政权的关系就是股东与经理之间的关系。然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的实际情况仍然未有多大改善，官营企业的国家资本有限，在这混乱的年代难有起色。

所接收的北洋官营企业大多低效、亏损累累，最初的经济主角是民营企业和外国企业。

国民政府也曾明确表示要鼓励民间私营企业，提倡个人兴办实业，凡是能够由私人资本去经营的，应尽量由私人资本去办，并鼓励其改进技术。此时国家资本发展较少，民营企业的经济活动空间相对宽松。基于财政来源的考虑，国民党政权甚至对民间私营经济有了比较大的依赖性，并且以发行债券、征收税目向私有产权强取豪夺，延续了传统中国极权官僚体制的一贯传统。南京政府后期，力图“发展国家资本、节制私人资本”，国家资本开始迅速膨胀。民国时代的官营企业虽然在技术上并没有得到扎实的发展，但是在比重上迅速激增。至1949年国民党政权垮台时，其固定资产总值已经占据了全国的85％之多。

……

抑制民间商贸一直是中国历代政权的传统。所以，“农本商末”总是老调重弹，民众总是被固定在土地上。即使暴富的商人集团也只能夹着尾巴，否则翻脸无情的皇帝老子的一纸圣谕即可抄没其家产，打入大牢或枭首示众。精明的商人只能贿赂官员以牟取商机，保护自身财产。――这是不得已的选择，而且也未必有效。

正因为皇权专制时代潜隐的治国理念是“民穷国强”，所以私人财产总是被官府搜刮到枝干叶尽的地步。也正因为民间财富的缺失，所以中国的社会结构始终如旧，难以挣脱固有的束缚，蜕变出新的商人阶层。――大治大乱只在农民与王权之间爆发，独独缺了商人阶层的博弈智慧，如果以商人的精明与王权协商，达成妥协，取得各阶层利益的均衡格局，恐怕王朝的更替就不会像走马灯一样频繁；而皇权政府动辄竭泽而渔，肆意抽取民间财富又造成了民间思想的土壤贫瘠，使得追求个人自由与解放的思想迟至晚明时代才得以萌发，直到晚清救亡图存之时才有了一线转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