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新文明：管理治国与西学东渐

君主专制，天下为私。所以，历朝历代的史实几乎如出一辙，重演了数次之后已经很难不会雷同：初时，戮杀功臣名将，排除异己乱党，百姓休养生息；盛时，整治改良官制，思想定于一尊，兴利除弊向上；衰时，官僚机构臃肿，贪腐频繁多见，赋税重苛日甚……就像剧情简单故事雷同的剧本，翻翻开头就大概已经知道了结局。

明末清初，黄宗羲曾经不遗余力地抨击天下为私之弊，这显然是君主专制时代振聋发聩的思想言论，似乎可以让人从中理出君主立宪的一点思路。――有人称之为17世纪的人权宣言，可惜君主专制帝国时代的空谷足音，几乎难逃清谈之嫌。不过，清末文化人将其广为散播，使之流传民间。维新变法之前，梁启超与谭嗣同一起鼓吹民权共和之说，曾将《明夷待访录》里的精粹节选成册，印发了好几万本，秘密散发到民间社会，此举多少激荡了晚清思想，使之产生骤变，影响甚力。

以买办身份与西方文明接触较早的维新工商巨子郑观应，曾作《原君》一文与黄宗羲遥相呼应，提出君主立宪和“商战”思想，矛头直指数千年来的专制皇权。郑观应一生著书不过三本，每一本都是其民本思想的表达和延续，尤其以1894年出版的《盛世危言》最为著名。他提出设置议院，实行君主立宪，指出国弱民穷的根源在于专制政治，认为“兵战”不如“商战”。光绪皇帝看到此书，命印刷2000部，分发给大臣阅读，时人称之为“医国之灵柩金匮”，引起朝野震动，成了“戊戌变法”的先导。

郑观应在《原君》之后附录了日本人所写的《民权》、《共治》、《君权》三论，当时他所能找的西方理论依据就是卢梭的天赋人权论。不过，他批判君权、伸张民权的思路是从卢梭回到黄宗羲，从现实折回历史，再从历史反观现实。

几乎与此同时，孙中山创建的兴中会1895年在日本横滨刊行了《明夷待访录》中《原君》、《原臣》两篇，作为革命宣传小册子散发。声称摘录印行黄宗羲的两篇作品，目的是“希以启后生小子之蒙”，向人民灌输民主思想。此外，刘师培编纂的《中国民约精义》也照例援用了黄氏的《明夷待访录》，并以卢梭的《民约论》为之佐证。诸多思想者的思路如此一致，恐怕不是一种巧合。

正如时人所说：“民权之说入，而黄梨洲奉为卢梭矣。”法国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卢梭（1712-1778年）的《民约论》（亦即《社会契约论》）最有影响力，直接点燃了法国大革命的导火索，却比黄宗羲晚出近一个世纪。清末民初思想界推崇黄宗羲，倡导民权，实在不无道理。

康有为：托古改制，大同维新

清帝国被鸦片战争的炮火轰开国门之后，最令清末儒者感到震撼的并不是什么船坚炮利，而是西方君主对民众要比清政府更为“仁义”，民众拥有参与政治选举的权利。他们的君民关系比大清道德。――儒家思想者观察西方时感慨欷歔，他们猛然觉得，中国已经“礼崩乐坏”了两千多年，还不是西学带来的礼崩乐坏，而是“三代”之后、“暴秦”以来的礼崩乐坏。谭嗣同说：“两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两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换句话说，中国已经被“大盗”和“乡愿”统治了两千年。

晚清儒者觉得“仁义”的一个参照物就是西方的自由和民权，尽管他们并不懂得其中的确切含义。徐继畬说：“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得三代之遗意焉。”第一位清帝国驻外公使郭嵩焘的英国观感是，那边的法治社会“公理日伸”，基督教“劝人之善”，“乡绅”（议员）公议政事，国王尊以崇礼。――英国成了儒者向往的“礼仪之邦”，他们私下主张引进西学来排拒“大盗”与“乡愿”，消除礼崩乐坏以解救儒家。

然而，在君主专制之下，即使儒者也只能无可奈何，只能在儒学内部挖潜思想资源。所以，郑观应等人因袭了黄宗羲的思想，认为君主应当“视己为天下之人役”，把自己看作民众的公仆，为天下民众服务。谭嗣同则指出：“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夫曰共举之，则非君择民，而民择君也……夫曰共举之，则因有民而后有君，君末也，民本也。”而且说得更为直截了当，“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儒者旁征博引，从黄宗羲上追孔老夫子，而且不遗余力，康有为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1891年，33岁的康有为开始在广州设馆招徒，以“万木草堂”推介自己心中“大同世界”的理想。初时不太出名，只有19名学生，惨淡度日，到了后来名气大了，就有了最为著名的学生梁启超、麦孟华、徐勤等。讲学可算是惊世骇俗，就是以自撰的两本论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为宣讲内容，不仅讲解孔子、佛学、周秦诸子学、宋明理学，还给学生传授一些西洋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原理及中外史学。

康有为的胆量来自于他日常饱读的欧美、日本杂书。《新学伪经考》就是在维护孔子的名义下，将东汉以降所有儒家恭奉的传统经典宣布为伪造的文献，儒学源自荀子，“孟学绝而孔学亦衰”。――此说彻底解构了传统儒学，从气势上震慑了那些以正统学派自居的儒学名宿，多少动摇了守旧派多年来“恪守祖训”的信念，给后来的维新变法运动开辟了一条新路。《孔子改制考》凭借的是孔子《公羊春秋》的“公羊三世说”和《礼记》的“大同”思想，鼓吹托古改制以改造儒学，把孔子塑造成托古改制的“末王”，认为中国的历史和未来必将经过三个阶段，也就是“据乱世”（君主专制时代）、“开平世”（君主立宪时代）、“太平世”（民主共和时代的“大同世界”）。而且他认为，“据乱世”只有经过变法维新才能进入“开平世”，最终达到“大同世界”。

上述两书是康有为变法前影响最大的著作，不是一般的“考辨专著”，而是谋求改制变法的理论著述。披的是经学外衣，挂的是孔圣招牌，以孔子著而不述的微言大义来颠覆孔门后学的各种旁门杂说，无非是想减轻一点非圣无法的压力。康有为认为，只有变法才能使中国富强，最后达到“大同”的境界。然而，他所谓的“变”，只不过是温和的“渐变”，而不是凌厉的“骤变”。

而且为了变法，他一度收起了“开议院”、“兴民权”的旗帜，认为尊崇皇权，依靠皇帝才可以推行变法。

不过，“民主”、“民权”已成了那个时代朝野之间使用频率颇高的词汇。郭嵩焘1878年5月19日的日记写道：“西洋政教以民为重，故一切取顺民意，即诸君主之国，大政一出之议绅，民权常重于君。”同一时期的黄遵宪在其所著的《日本国志》记述：“近日民心渐染西法，竟有倡民权自由之说者……百姓执此说以要君，遂联名上书，环阙陈诉，请开国会而伸民权。”

1895年4月，康有为在北京参加会试之际，正是《马关条约》签订之时。他带头鼓动各省举人1300多名联名上书皇帝，提出“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三项建议，论述了“富国”、“养民”、“教民”等具体措施的万言书，要求变法图强。虽然都察院以条约已签无法挽回为借口，不敢接受万言书，没有达到上书皇帝的目的，但此举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集会上书、参政议政的先例。――这就是近代史上名噪一时的“公车上书”。

1895年8月17日，康有为在北京创办了维新派的第一份报纸《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由梁启超等人编辑撰稿，宣传西学，鼓吹变法，随《邸报》免费赠给京官，以便变通风气，在官员中的影响力卓著。此外，在康有为、梁启超奔走下，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出面组织了维新派的第一个政治团体强学会，并得到翁同龢、张之洞等中央和地方官员的鼎力支持。康有为亲自撰写《强学会叙》，指出中国已陷入“俄北瞰，英西睒，法南瞬，日洞眈，处四强邻之中而为中国，岌岌哉！”的危局之中，唯有变法才能民族图存。不久，康有为又赴上海创立强学分会，并出版了《强学报》，南北遥相呼应一时壮观。――维新之风渐开且再难遏抑。

1898年，在光绪皇帝以及一些得力的大臣支持下，康有为联合了许多有志之士，开始了维新变法。然而，新政仅维持了百日左右，便遭到了慈禧太后的封杀，光绪被囚，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血染法场，康有为师徒数人事先获知消息，走避使馆，先后逃往海外。此后，康有为在日本组织了保皇会，后改名为国民宪政会，仍然鼓吹“君主立宪”，驳斥民主革命。戊戌变法时，康有为曾说“新朝必变前朝之法”；辛亥革命后，康有为又说中国之危在于尽弃国粹，思想日趋倒退，前后判若两人。终其一生，始终赞美君主立宪而痛斥民主共和，虽然他自己解释说“仆戊戌以来，主张君主立宪；自辛亥以来，主张虚君共和”，但已经没人相信他了，因为没有了道德上的优势。张勋复辟时，康有为或许是一时不甘寂寞积极为之筹谋，彻底蜕变成了“复辟的祖师”。

康有为另外还撰有《人类公理》书稿，但在戊戌变法时期一直没有发表，而且书稿秘不示人，只“私下对梁启超、陈千秋等讲授”，改写妥当之后就成了《大同书》。康有为在《大同书》里认为，“公羊三世”里的“太平世”就是大同世界，是人类“至善至美”的理想世界。这一世界摆脱了乱世的各种“苦道”。社会上致人犯罪的政治经济根源消失了，人性也将可以充分伸展。

从而，社会就可以达到“治之刑措”，以至于“太平之世不立刑”。除了“大同世界”，也极力推崇“天赋人权”，民众还应该有“自主自立”之权――几乎是旷古未闻，也招来许多迂腐儒生的叫骂，譬如“无父无君”，“明则推崇孔教，实则自申其改制之义”，纷纷要求朝廷将该书查禁毁版。变法维新时，康氏宏论并无大碍，而失败之后，此书也被查禁。

值得一提的是，谭嗣同自许为康有为的私淑弟子，著有代表作《仁学》，但思想与康有为分野悬殊。谭氏从孔子“仁者爱人”和墨子“兼爱”思想精神出发，大声疾呼国人冲决人世间种种网罗，挺身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变法图存，故其《仁学》堪称中国19世纪末的人权宣言。他认为，“君主废，则贵贱平；公理明，则贫富均。千里万里，一家一人。视其家，逆旅也；视其人，同胞也。父无所用其慈，子无所用其孝，兄弟忘其友恭，夫妇忘其倡随。若西书中《百年一觉》者，殆仿佛《礼记》大同之象焉。”

与谭氏同时代的文廷式也认为，“君权无限几于无法”，并对民主共和的近代欧美政治体制深表礼赞。朝野之间的文化人吁请变法图强，几乎同声相求。易鼐在其《中国易以弱为强说》文中主张，“天下之大权，当公之于天下，不可柄之一人。”稍后，梁启超在辛亥前后明确地将“民权共和”与御侮救国视为珠联璧合之利器，亦即思想文化上的维新启蒙与现实社会中的救亡图存只有表里如一，才能所向披靡。“所谓国者何？积民而成也；国政者何？民自治其事也；爱国者何？民自爱其身也。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故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

梁启超：民权、君宪与民治(www.xing528.com)

梁启超既是才气纵横的思想者，又是灵通善变的活动家。有人曾经评价说，康有为极端自负，而且“太有成见”，事事以圣人自居；而梁启超则富于感情而“太无成见”，性格类似于孔老夫子所说的狷狂之人。也有人不吝溢美之词，称之为政治斗士、思想导师、舆论巨擘、学界鸿儒。

1895年，他参与了康有为的“公车上书”，致力于变法维新运动。――这是他政治运动的始点。主办《中外纪闻》，梁启超、麦孟华并列为报纸主笔，鼓吹富国强兵之道，养民教民之法，另外介绍西方各国的政治、社会、史地、风情等，为变法维新煽动舆论。报纸每期刊有的言论，多出自梁启超之手。撰文每每含情，流注于笔端，汪洋恣肆，游走八荒，极富煽动性和号召力。

强学会成立后，梁启超出任书记员。1896年8月9日，《时务报》正式在上海面世，他担任主笔，所著《变法通议》等政论名噪一时。其所开创的时务文体，亦文亦白，文采飞扬，纵横捭阖，流畅至极，一时风靡全国，引领舆论之先，为五四时代学者争相模仿的样板。

1897年底，梁启超受聘长沙时务学堂任总教习，与谭嗣同一起组织了南学会，办《湘报》、《湘学新报》等刊，鼓吹变法思想，将荀子以下的汉唐宋明清儒家学者，抨击得体无完肤。1898年入京，参与“百日维新”，以六品衔督办京师大学堂和译书局。维新失败后，追随康有为逃亡日本，“主持清议，开发民智”，初编《清议报》，继而再编《新民丛报》，与革命党人纵论国内政局，秉持立宪保皇主张而与同盟会大开笔战，单枪匹马，独力抵挡革命派的轮番上阵。此一阶段，言辞激越，开口“破坏主义”，闭口武力排满。1903年以后转趋温和。1907年创办政闻社，后被清廷查禁。辛亥革命爆发后，他的政治立场也随政局而完全改变，加入共和党，然后与民主统一党合并组成了进步党。1912年9月，担任熊希龄内阁司法总长。――这是他投身政党政治的开始。再到后来，梁启超游走于政府之间，历任袁世凯政府币制局总裁，段祺瑞政府的财政总长，以及护国讨袁战争的都参谋……六年从政跳转，深感徒劳无功。晚年全身致力于学术研究，蜗居于清华国学研究院。

梁启超以“善变”著称，思想也极其驳杂。早年追随康党，主张渐进改良，维新立宪保皇；戊戌变法以后，时而君主立宪，时而民主共和，突然掉头开明专制，转身又反对帝制复辟，身处舆论风头浪尖，给人的深刻印象是“流质多变”。然而，变法前后，思想上连贯不断的主线是他的民权思想。

1840年以后，皇权专制至上的清帝国并未在西方列强的枪炮声中醒悟，然而中国的思想启蒙者却已开始寻求政治文化的转型。历史转折的时代，梁启超深有感触：“国之强弱悉推原于民主”，“今日策中国者，必曰兴民权。”民权和民主本来就是舶来品，虽然说法不一，实际上也就是民主一回事，是18世纪晚期法国大革命的产物。梁启超紧密追随康有为，也以“公羊三世说”为蓝本，将西方民权论、进化论与春秋公羊学糅合一番，提出“三世六别说”，与康有为相合。认为社会由“多君为政之世”，推进到“一君为政之世”，再演变到“君民为政之世”，此中如同潮流，不可阻挡。显然，梁启超借助民权说来策动戊戌维新，要比康有为的托古改制更为在理。不过后来避居日本，视野开阔，大概觉得可笑，不再做自欺欺人之论。

自宋明理学以后，迂腐的儒者拘泥于“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僵死教条，认为“权既下移，国谁与治？民可自主，君亦何为？是率天下而乱也。”――民权击中了君主专制的致命之处。国家政体不外乎民主共和与君主立宪两类。梁启超分析国情，断言“吾畴昔确信美法之民主共和制，决于适于中国，欲跻国于治安，宜效英之存虚君；而事势之最顺者，似莫如就现皇统而虚存之。”

在他看来，中国最宜实行君主立宪，而且简洁明了，改动不大，设议院即可。

梁启超认为，“设立议院的好处在于君权与民权合，则情易通；议法与行法分，则事易就。”

梁启超心目中的君主立宪制就是国民政治。要想限制君主的权力，只有用民权；要想限制官吏的权力，也得靠民权。宪法与民权，二者不可分离。维新派的君主立宪就是“君民共主”。兴民权就必须开民智，倡自由才能去奴性，“中国数千年之腐败，其祸极于今日，推其大原，皆必自奴隶性而来，不除此性，中国万不能立于世界万国之间。而自由云者，正使人自知其本性，而不受钳制于他人。今日非施此药，万不能愈此病。”

据他的眼光看来，“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非尔者，则虽今变一法，明日易一人，东涂西抹，学步效颦，吾未见其能济也。”“开民智”的最好办法就是遍设学堂，培养人才。同时，梁启超觉得，仅仅开民智并不够，还必须“开绅智”，广兴学会，提高绅士的智慧；而且不可或缺的还有“开官智”，以设立“课吏馆”为起点，因为官吏“胸中未曾有地球之形状，未曾有列国之国名，不知学堂工艺商政为何事，不知修道养兵为何政”，愚昧之极，遑论胜任本职。

梁启超阐述民权之后，进而抨击专制。“为国民者当视专制政体为大众之公敌”，“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政弱之根源”。在《中国积弱溯源论》一文中，梁启超深刻剖析历代专制君主“数千年民贼既以国家为彼一姓之私产，于是凡百经营，凡百措置，皆为保护己之私产而设。国也者，人民之公产也。”君主不过独夫民贼而已，因此“夺得其公产以为己物者也，故其所最患者，在原主人一旦起而复还之。原主人者谁？即国民是也……但使能挫其气，窒其智，消其力，散其群，制其动，则原主人永远不能复起。”高擎的民权大旗之旁，梁启超攻击专制甚为得力，振臂一呼而应者云集。“时当甲午战后，此论一倡，遂风靡海内，举国趋之，如饮狂泉。”

近代中国民权思想的第一波高潮伴随着攻击专制的思潮而来到。戊戌变法时，梁启超心目中的君主立宪还非常模糊，只是凭着信念追随康有为，深受其影响而已。

1898年亡命日本后，梁启超的眼界顿时开阔，在中西方思想的碰撞中，逐步摆脱了康有为的窠臼，君主立宪思想也屡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当时的日本一时汇聚了中国政学两界的翘楚，可谓藏龙卧虎。先行者们纷纷结社成党，势力最大者，一派为主张渐进改良的康有为、梁启超，一派为主张暴力革命的孙中山，两派虽有共同的敌人，但仍不乏激烈论战，或许也是争夺未来中国政治的道统。梁启超的思想难免深受砥砺，“君主立宪者，政体之最良者也，地球各国既行之而有效，而按之中国历古之风俗与今日之时势，又采之而无弊者也。”1901年6月撰写《立宪法议》，一针见血地点破立宪与民权的关系：“苟无民权，则虽有至良极美之宪法，亦不过一纸空文，毫无补济，其事至易明也。”

旅日期间，梁启超的言论日趋激烈，先后在其创办的《清议报》、《新民丛报》倡言“破坏”，鼓吹排满，推翻清廷的专制统治，只为确立立宪制的政府。然而，1903年以后，梁启超的言论日趋温和。1906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连续发表《开明专制论》一文，表明了他的心迹：“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不如开明专制。”认为中国不仅没有具备民主共和的条件，甚至君主立宪也无法立刻实行，只能以开明专制作为过渡。

梁启超曾经精神抖擞地撰文向君主专制开火，一度极其崇尚民治，因为康有为说过，“为治者，官之为民治，不知民之自治之周也。故人之变法言治民，吾之变法先言民自治。”然而康梁两人都主张君主立宪。――改良派固然可为伸张民权而疾呼，但未曾触动君主权威，民权思想难免不会彻底。梁启超可以算是较早将中国历史上的重民思想称之为“民本思想”的人物。显然，其源头可追溯到黄宗羲《原君》中所阐述的“君为民害”论、“民主君客”论和“万民忧乐”论。

不过，后世学者尤其是新儒家认为黄宗羲的思想已经殊异于传统儒家重民、爱民、为民请命等等旧民本思想，因而将其抬升到了“民有、民主、民治、民主监督”的高度――所谓“新民本”思想。不过，梁启超的确评价过黄宗羲“最有影响于近代者，则《明夷待访录》也”。

中国历来就有所谓“文章乃经国之大业”的传统，康有为、梁启超也难以脱俗。从黄遵宪的“诗界革命”，到梁启超“今欲改良民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康梁等人都提倡过小说，要用小说来纠正国民吸鸦片、考八股、缠小脚的恶俗。得知日本明治维新时也曾经利用过小说后，康有为在《日本书目志》中，将“小说”单独列为一部，与“文学”并列，并且提出“易逮于民治，善入于愚俗，可增七略为八，四部为五，蔚为大国，直隶王风者，今日急务，其小说乎！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喻，当以小说喻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今中国识字人寡，深通文学之人尤寡，经义史故，亟宜译小说而讲通之。”康梁等人对小说的评价有了重要的突破，认为小说可以成为民众的“教科书”，能够起到经史所起不到的“教化”作用。经史的作用是“治国平天下”，康梁认为小说也可“治国平天下”，它可以将经史所载之“道”，用更通俗的语言表达出来，让那些看不懂经史的人接受，这就是小说的功能。――梁启超等人视文学为工具，把文学当作政治传声筒的观念，极大地拖累了后来数十年的文学观。

孙中山：政治是“众人之事”“凡是革命的人，如果存有一些皇帝思想，就会弄到亡国。因为中国从来当国家做私人的财产，所以凡有草莽英雄崛起，一定彼此相争，争不到手，宁可各据一方，定不相下，往往弄到分裂一二百年，还没有定局。”——孙中山

1830年代之后，议院、三权分立、公民自由等观念随着传教士闯入中国，但却被国民视为海外奇谈，甚至异端邪说。整整70年后，始被主流文化认同。――这一非同小可的文化变革背后，是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先驱们察勘西方政治的成果，特别是戊戌前后第一次启蒙运动的影响。

1840年代之后，以《南京条约》、《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四大条约为始点，国家存亡危机日甚一日，传统文化已经捉襟见肘，国人的自卑心态愈来愈深，只有外借西方思想资源。鸦片战争刺激了魏源、徐继畲等人探求西方民主政治的兴趣，中法战争则激发了郑观应、王韬等早期改良派的立宪议论，甲午战争又催动了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改良的尝试，八国联军入侵更使孙中山高擎“民权共和”的大旗，提出了民权共和国的方案。――民权思想变迁的轨迹从改良推进到了革命。

戊戌变法失败之时，康梁等人逃亡海外，汇聚到日本，秉持着他们一贯的立宪保皇宣传。而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也积聚在日本。改良与革命两派时常辩驳，展开笔战。清政府则被迫推行所谓的清末新政（1901－1911）――宪政民主。20世纪开端的中国，三方力量此消彼长，他们之间的角逐大致构成了清末民初的政治氛围。